深度解析当前在华外资格局与发展前景，CMF专题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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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当前在华投资格局与发展前景展望”，来自国内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汪涛、沈建光、黄文涛、赵伟、王孝松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要成员王孝松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一、外商对华投资新动向

二、外商对华投资历史发展

三、外商对华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四、如何看待外商对华投资波动

五、未来如何更有效吸引和利用外资

一、外商对华投资新动向

近期，外商对华投资有一些波动或负面的发展迹象。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现象，并探讨一下它的成因。

1、外商对华投资的波动现象

外资的波动体现在几个方面的下降：一是投资流量下降；二是重要投资国对华投资下降；三是外资在华经营绩效下降。

1）外商对华投资流量显著下降

2023年1-9月，外商对华投资总额是9199.7亿元，同比下降了8.4%。也就是说，各界都关注的总量下降得比较明显，今年前8个月和前7个月均是下降，而且降幅还有扩大的趋势。从国际收支平衡表角度来看，金融账户中直接投资负债上半年仅有272亿美元，创下自1998年以来的最低点。比较2020年至2022年，那是疫情比较严重的时期，上半年分别是918亿、1740亿和1394亿美元，也就是说，从金融账户中的负债规模来说，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外资缩减非常严重。

2）主要投资国对华投资下降

今年上半年，美国对华投资总额只有25.9亿美元，同比下降了31.1%，并且90%以上的投资集中在房地产、零售、奢侈品、金融等领域，科技领域的投资不足10%。美国总体对外投资并没有减少，比如在印度的投资增幅比较明显，上半年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了6.6%，而且大部分集中在高科技产品领域。从趋势上来判断，美国对印度高科技领域投资可能还会继续增加，比如目前苹果在印度的投资规模是70亿美元，预计今年要扩大到400亿，2026年扩大到3000亿美元。所以，预期美国到印度科技领域的投资还会继续增大。

从数量上来看，日本多年来在华投资都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但今年上半年，日本在华投资下降了7.5%，为42.5亿美元。而疫情前的2019年，上半年投资额是143.7亿美元。整体上，日本对外投资并没有减少，相反上半年还增长了22.6%，也就是仅对中国投资下降了。德国、韩国这些主要投资国的在华投资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韩国跌幅最明显，一季度对华投资下降了89.2%，仅有6.7亿美元，同时它对印度的投资却增长了18.5%。

3）外资在华经营绩效下降

从经营绩效上来看，去年开始，外资在华的经营绩效就有了一定程度的下滑。比如,去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是5.1%，港澳台资增长了0.2%，而外商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了4.7%。

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来看，全国增长了3.6%，而外资企业下降了1%。

从营业收入来看，占比也是持续地在下降，利润也下降得比较明显。看具体数据，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去年实现了137.9万亿的营收，同比增长了5.5%，利润是8.4万亿，同比下降了4%。外资投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比全国的水平要低，营收虽然也是增长，但只增长了1.3%，低于全国5.5%的水平；外资企业利润下降幅度更大，下降了9.5%。

从税收贡献来看，这些年也在持续下降。曾经，在2005年、2006年都达到了24%左右的贡献，去年仅有不到16%的税收贡献。

进出口占比也持续地下降。如图，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比在2006年达到峰值之后，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还是二者之和，占比都在下降。去年，全国进出口商品总值是6.2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7%；但外资企业却同比下降了4.3%。进口上，全国增长了1.2%，而外资同比下降了6.3%。出口上，全国增长了7.6%，外资企业下降了2.5%。

2、外商投资及绩效下滑的成因

1）多年高速增长之后，外资发展进入调整期

我们把改革开放之后近40年的时间分成四段：80年代，年均增幅比较高，1983-1990年年均增长21%；90年代之后，增幅也迅速加快，为顺应全球化发展浪潮、分享全球化的红利，我们吸引外资，1991年-2000年年均增幅28%；入世之后，增幅也比较快，但较80年代、90年代有所下滑，因为这时候基数已经上来了，这时年均增幅10.5%；近十年，2011年-2022年，基本进入了平缓增长时期，不是近一两年才出现的状况，2011年-2022年年均增幅只有3.9%，从高速增长进入了调整和缓慢增长的时期。

2）统计和计价因素

这和去年一些特殊情况相关。第一，去年上半年，很多大项目集中到资，引资金额以美元计达到历史同期较高水平，导致去年的基数非常大。第二，汇率波动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去年到今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按照美元计价也是增长率下降幅度非常大。比如，今年前9个月，外商对华投资按人民币计价同比下降8.4%，但如果以美元计价会同比下降15.6%。这些因素都可能会造成大家认知上的错觉，认为下降的幅度会非常得大。

3）外资区域结构不均衡

按东、中、西部划分，去年东部地区新设企业数占比86.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比例是86.9%，也就是说中西部加在一起，无论是新设企业数还是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也就才占13%左右。按经济带划分，长江经济带新设企业数占36.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比更大为46%，东北地区占比就非常小，新设企业数仅占2.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比重只有3.6%。

这种区域结构不均衡又会导致外资进一步下滑。因为外资是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中西部地区使用外资水平有限，会制约当地经济的发展，从而无法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也无法吸引新的外商投资。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都有转移的趋势。为什么不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因为中西部地区整体无论是营商环境、地理位置还是基础设施，对外资或对制造业没有太多的吸引力。所以，没有办法吸引来新的投资，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外资流入的减少。这种区域结构不均衡的状况还是要得到抑制和改善。

4）全球投资形势低迷

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投资形势也不是特别理想，这些年一直在波动。特别是2018年之后，不仅波动而且有下降趋势。无论是对外投资还是吸引外资，2022年的水平和2000年的水平几乎持平。就吸引外资角度而言，2022年的数值其实比2000年还要低一些。也就是说，全球整体形势不是特别乐观。

去年，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整体减少了13.8%，其中发达经济体下降幅度更大，为17.1%。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保证中国的引资还是这么高速的增长。去年从总量上来看还不错，在世界对外投资整体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增长率却超过了5%，实际上表现非常理想。

5）国际形势复杂

今年为什么进一步受到了负面的冲击？因为国际形势非常复杂。一方面，2022年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地蔓延，给各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受此影响，许多跨国公司纷纷调整或缩减在海外的投资计划，来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也给两国间的直接投资造成了阻碍，美国出了很多投资禁令或者进一步限制制造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的对外投资。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下行压力、地缘政治因素驱动和大国博弈下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均对国际资本流动造成了一定影响，跨国企业基于观望和“去风险”心态而采取的策略，给现阶段中国吸收外资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6）引资竞争激烈

因为世界经济低迷，各国都把吸引外资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国际引资竞争也日益激烈。一方面，我们自身人口红利趋减，而部分东南亚和南美国家的成本优势显现，也成为跨国企业在全球进行供应链布局的重要选择；另一方面，随着高标准经贸规则由边境上向边境内延伸，各国都致力于优化营商环境，从投资便利、投资保护和投资促进等方面全方位地加码引资力度，给中国外资政策环境形成了竞争的压力。另外，一些发达经济体也鼓励本国制造业回流，并且鼓励外资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引资的竞争。

我们通过两方面的数据，来看一下引资竞争的激烈程度。

比较一下中国和东南亚这几个国家。15岁以上就业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在去年中国的比例是63%左右，越南明显比中国高，达到了72%左右，柬埔寨更是高达到75%以上，印度尼西亚比中国略高，孟加拉国稍微低一些。所以，能够参与劳动的人口比例，中国已经不占优势，而越南、柬埔寨这些国家明显具有优势。

工资上，中国就更没有优势，因为经过多年的发展，经济增长实现了非常好的绩效，所以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以2021年为例，中国每月最低工资是401美元，而印度尼西亚是304美元，马来西亚278美元，越南和柬埔寨只有192美元。最低工资可能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实际制造业发放的工资2021年中国是每月531美元，印度尼西亚360美元，比例不是那么高，但工资每月只有115美元。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成本开支是在劳动方面，这些低工资都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非常强的吸引力。而中国这么高的工资，人口优势也基本没有了。所以，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外流也是情理之中的。

二、外商对华投资的历史发展

由这么多年外商对华投资的历史可知，外资发展得非常好，在经济增长、就业、贸易、金融、技术等方面，外资对中国经济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推出，如果持续地恶化下去，没有外资，中国经济会受到多么不利的影响。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到去年的最新数据，外商对华投资一直在持续地增长。尽管世界的增长率在下降，但去年中国仍然有小幅增长，在5%左右。新设的企业数，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整体上也是在不断地增长。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数在全球的占比也不断波动上升，去年达到了新的高点，达到了15%左右。

就外资来源而言，我们发现最主要的外资来源还是香港。按照去年年末的统计，来源于香港的投资达到了1.57万亿美元；之后是英属维尔京群岛、新加坡、日本，都超过1000亿美元；韩国、美国都是900多亿美元；台资和澳门地区的投资存量也非常高，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支撑力量。

就欧盟对华投资情况而言，尽管有一些波动，但整体上还是不错的。去年，欧盟在华投资新设企业1376家，占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的3.6%；实际投资额是100.3亿美元，占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5.3%。

就东盟对华投资情况而言，去年在华新设企业是1833家，占比4.8%；实际投资金额119.1亿美元，占比是6.3%。

就金砖国家对华投资情况而言，现在我们加强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盟、金砖国家的经济交往。去年，金砖国家在华新设企业752家，占比2%，不多但也是在增长的区间之内；实际投资金额1.7亿美元，占比0.1%，虽然比例不大，但可以看出来增长的趋势。

三、外资对华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011-2022年，图中几个指标中的外资占比还是非常可观的。首先，外资流入量每年不是特别大，去年就1800多亿美元，除以GDP，这十几年间的均值只有1.2%左右，但这1.2%的外资却贡献了22.5%的工业增加值、28.3%的工业利润、16%的税收、38.7%的进出口和20.7%的研发投入。可以说如果没有外资，这些指标都减少了五分之一左右，中国的经济会是另一模样。

2、对就业的贡献

外资对中国就业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起，城镇就业人员当中，外资企业就业人员比重持续地增长，2013年之后有所下降，但即便如此，仍然吸纳了数以百万计甚至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因为中国吸收外资以绿地投资为主，设立新企业必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1990年，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直接就业人数66万人，占同期全国城镇就业人口的0.47%，到2021年增至2395万人，占比提高了5.1%。而全部外商投资企业吸纳就业的人数超过4500万，贡献了近10%的城镇就业岗位。这4500万是说，这些外资还会继续新设子公司和分公司，即这些外资企业会在华再投资，其中所有的就业都加在一起是4500万人。而且，外资企业整体规模较大，就2021年的数据，户均吸纳就业人数85人，是同年全国企业户均吸纳就业人数的5.2倍。

不仅数量上非常可观，而且外商投资企业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中高端人才，对整体提升国内劳动力素质、改善就业环境、增加居民收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间接带动了居民消费升级。一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会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2021年，外资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12.6万元，是当年全国平均水平的1.2倍左右。

3、对贸易发展的贡献

尽管外资在贸易当中的占比越来越低，但仍然是非常可观的，无论出口还是进口，都达到了30%左右。1986年-2022年，在华外资企业货物进出口从30亿美元增至20764亿美元，年均增长19.9%，较同期全国年均增幅高6.7个百分点，占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比重由4.1%增长到了33.1%。也就是说，它在一个高点之后有所下降，但仍然占了三分之一左右。在此期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进口占比不断提高，高技术产品进口也快速增长，带动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价值和供应链当中的地位持续提升。

4、对金融发展的贡献

这方面大家以前关注得少，因为我们对国外资本的开放幅度相对小一些。现在，中国对国外资本进入的限制越来越低。所以，我们发现外国资本投资中国企业的数目和金额也都越来越多。2023年1月至8月，外国资本投资中国企业案例数达到160多件，投资规模超过900亿元。其中，新加坡投资了260亿，主要在机器人、集成电路、汽车交通行业；一些中东国家投资额超过200亿元，主要在电商零售、金融、体育运动领域；日本、德国、美国也有很多投资公司或金融机构到中国来投资。

外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渠道的拓宽，会推动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因为随着合格境外投资者额度的取消以及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境内投资试点的深入实施，金融市场外资流入空间不断拓展，国际资本流动进一步畅通。国际资本赋能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乘数效应不断释放。外资金融机构成为中资企业的股东或债权人，还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人才等，促进高端生产要素的国际循环。也就是说，如今外资对中国金融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而且有助于中国双循环、新格局的建立。

5、对技术进步的贡献

2012年-2021年，中国规模以上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从59.5万人年增加到了71.6万人年，增长20.4%；研发投入增长91.5%；有效发明专利数增长了255.2%，翻了2倍多。可以说，外资对中国技术进步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从去年投资情况来看，高技术产业的新设企业数占全部新设企业数的2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到了36%，可以说是非常可观的数值。从细分来看，制造业占比相对少一些，高技术制造业新设企业占比2.2%，而高技术服务业新设企业占比26%。从金额来看，高技术制造业占比9.6%，高技术服务业占比26.5%。

由以上五方面，可知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全方位的促进作用。所以，外资在任何阶段都非常重要。

四、如何看待外商对华投资波动

我们看到总体是在下降，但结构上是有优化的趋势。虽然日本、韩国、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下降，但有部分欧美国家对华投资“激增”，增长率非常高。另外，产业转移状况不可避免。通过简单数据发现，劳动密集型行业外迁趋势非常明显，但资本密集型行业没有明显外迁。也就是说，比较高端的产业还留在中国，而且有增长趋势。

1、引资结构趋于优化

2023年1月-9月，尽管引资金额下降了8.4%，但全国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是37814家，同比增长了32.4%。也就是说，外资对中国市场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只不过因为一些原因还处于观望的阶段，所以企业数增加但每家的投资额相对比较少。一旦中国经济给他们以足够的信心，他们肯定会追加投资额，这一增加就会非常可观。

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了2.4%，即整体上下降了8.4%，但制造业有所回升。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因为我们希望看到制造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增加。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了12.8%，一些特定的行业，比如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了37%和21%，这是比较令人满意的状况。服务业确实下降得比较明显，下降了15%；但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比如建筑行业增长了46%，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了10%。

2、部分美欧国家对华投资激增

从来源地看，法国、英国、加拿大，这三个国家今年前9个月对华投资增长都超过了100%，分别增长了121%、116%和109%。加拿大、瑞士和荷兰增长幅度也比较高，为76.9%和32.6%，所以，我们应该有信心，一些美欧国家对中国市场前景还是看好的。

3、劳动密集型行业向海外转移趋势明显

我们用各行业的出口交货值简单验证一下产业转移的状况。因为有很多外资企业都把中国当成了出口的平台，他们投资在中国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出口。我们把劳动密集型行业细分，把2013年-2022年这十年分为两段——前五年和后五年。我们发现，确实有些行业前五年的出口额比后五年要高。也就是说，这五年离现在越近，则出口越少，有一部分确实转移出去了，比如非常明显的就是黑色金属、文教工美、体育、娱乐、皮革、毛皮、纺织品服装、农副食品加工，都在这五年有明显的出口萎缩，能看出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向海外转移的趋势比较明显。

4、资本密集型行业未出现明显向海外转移趋势

资本密集型各行业出口交货值，也是分成前五年和后五年两个时间段。我们发现，所有的行业都没有出口下降的趋势，出口都在明显地增加。所以，这些企业转移出去之后，带出去的实际上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值和出口，而资本密集型没有明显的海外转移趋势。

5、高技术制造业引资状况良好

从数据上看，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的状况比较好。2019年-2022年持续增长，不仅是总额增长，占比也在提高。2022年高技术产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28.3%，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8.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的2.2%，金额占9.6%；服务业新设企业数占2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6.5%。在高技术产业当中，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信息服务分别增长了56.8%，35%和21.3%。因此，有一些产业的增长确实非常可观的。

6、支撑外资发展长期向好的因素

一是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我们刚从疫情当中恢复，前三个季度的数据，GDP已经增幅超过了5%，已经有很好的恢复，而未来会恢复得更好；二是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不仅人口多，而且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会越来越大；三是我们有令世界羡慕的基础设施；四是人力资本的累积状况非常好；五是技术创新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六是总体上开放的政策导向非常明确。总书记在很多场合都在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近期，政府也看到外资出现一些下滑状况，所以出台了很多稳外资的政策措施。在这些措施的激励和促进下，未来外资的发展状况会非常理想。

五、未来如何更有效吸引和利用外资

1、引导投资方向，提高引资质量

数量当然重要，外资确实要维持在一定规模上才能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要稳外资。而稳外资的同时，还要提高引资质量，优化外商投资结构，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配套政策，支持外商投资创新发展。要加大一些重点领域的引资力度，特别时要继续发挥好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示范以及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示范引领作用，切实支持外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今年1月有个文件——商务部、科技部制定的《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的若干措施》，有些地方落实得不错，未来还要更好地落实，把中国由之前的制造中心变成研发中心。

2、改善营商环境

加快营造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依法平等获取资源要素，公平公正参与竞争的市场环境。推进公正的监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大惩治侵权的力度。构建全方位的外资服务体系，包括资金、人才、数据等要素跨境流动的便利化程度。

3、加强投资服务

我们要便利国际商务人员的往来，用好用足中外人员往来快捷通道，加强货运物流保障畅通，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物资和产品的运输通畅。这些看似是小事，但落实起来其实不是特别容易。

4、加强国际合作，提振外资信心

第一，立足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和RCEP的全面实施，探索将国际合作平台优势转化为引资实效。

第二，利用申请加入CPTPP和DEPA等契机，加强与成员国的沟通交流，通过弥合规制间的差异，加强与成员国的沟通交流，通过弥合规制间的差异，增强成员国企业投资中国的信心。

第三，探索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签订自贸协定，在开放合作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稳定外资预期，提振外商在华投资信心。其实外商对华新增的企业数挺多的，增长率很高，但他们现在预期还不是特别得稳定，所以都是观望，投资的金额都比较小，没有什么大项目。未来如果能稳定好预期，提高外商的信心，外资的数量和质量提升都不是问题。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外商在华投资的总体形势如何、未来如何提升外商在华投资信心”等问题展开讨论。

京东集团副总裁沈建光认为，中国外商投资结构性变化特别明显，制造业外商投资占比呈下降趋势而服务业比重呈上升趋势。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是绿地投资，其对拉动GDP、增加就业好处是最大的，要密切关注绿地投资的影响。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四大新趋势，对全球外商投资有很大的影响：1）财政赤字货币化在发达经济体广泛实践；2）欧美将产业政策替代“华盛顿共识”；3）全球产业链重构，安全和韧性取代效率和成本；4）疫情加快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成为主要增长点。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经济学家汪涛指出，外商投资在中国不仅包括流入也包括流出，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是外资自留利润的再投入，扩大再生产的增加投资也属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一部分。外管局国际收支平衡表里更广泛的口径，使得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下降很快。原因如下：1）受疫情冲击，外资利润出现下降，导致再投入资金下降；2）中美贸易冲突，与中国脱钩的压力，降低对中国的敞口，导致自留利润汇出回本国；3）受严监管和美国对中国科技投资限制的影响，多投资于科技行业的私募股权投资大幅下降；4）美国加息，导致融资成本激增。

制造业企业转移产业链和重构产业链的意向仍然非常高，不仅包括中国的企业也包括外资企业。从这样的长期结构性问题来看，未来外资恢复到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应该希望不大，恢复到过去十年的一半就很了不起了，这是未来的压力。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指出，从转型角度看引进外资，它在不同发展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一个经济体在中低收入阶段往中高收入阶段慢慢演进的过程当中，往往是引进外资资本，这个阶段资本是相对比较稀缺的，其他各个方面禀赋的优势也比较明显，比如要素的成本会较低。这个阶段吸引外资的规模或增速往往会更高。

关于如何提振外资信心、更好地让外资融入到中国经济发展中，赵伟认为，一是保持开放的态度有利于修复外资信心，也符合中国高质量发展诉求；二是在相关领域推进合理政策，修复企业家的信心；三是维持相对合理的经济增速，在化解结构性问题的同时，还要在跨周期、逆周期调控方面加大力度；四是提供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提高政策稳定性；五是在双循环的框架下把内需做大做强。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刘元春指出，对于资本的运动，不仅仅决定于我们传统经济领域的风险，更决定于一些非传统风险，尤其是在目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期间，控制非传统风险对于控制资本的流向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外资增长速度有所下滑，规模、结构也有所下滑，并不是中国经济自身出了较大的问题，或我们的发展阶段质变不需要外资。更重要的，还是在于目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全球不对称性的地缘政治风险的崛起所带来的敞口。

目前这个低迷期会是阶段性的，这个阶段不会太长。我们依然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依托我们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体，更重要的是在技术和制度层面展开新一轮竞争力的构建，不必过度地放大目前的短期效应。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黄文涛认为，稳外资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是最大的安全，发展是这个时代最大的主题。我们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要进行高质量的发展，实际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还是要坚持过去以来我们一直坚持的外向型战略，坚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吸引全球的要素。要抓住国际政治军事变化的趋势，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带一路”框架，在其中寻找合作机会，鼓励外国公司扩大对新兴领域的投资，也要推动中欧双方新一轮投资的谈判，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标准制定、可持续发展方面加强国际高层沟通和协调，降低技术和行业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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