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以及“活跃资本市场”、“金融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任务。
由此,本周券商板块成了市场关注的焦点,预期大大提升。
建设金融强国,路径主要有两条——
第一条,是在供给端做大做强,“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
第二条,是在需求端放松监管,提升杠杆率,“活跃资本市场”。
两条都是不可缺少的,君临今天分别说一下。
先说供给端的做大做强。
我国证券市场起步晚,发展相对落后,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券商的集中度低。
目前我国有一百多家证券公司,A股上市的有50家,行业龙头中信证券市值3378亿元,占证券板块总市值3.11万亿元的10.86%。
TOP3龙头中信+中信建投+中金,合计市值7320亿元,也只占板块总市值的23.54%。
这个集中度,远远低于银行、保险等其它行业的集中度。
市场分散,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行业竞争激烈,缺乏规模效应,经营质量差。
以反映经营质量的数据ROE为例,市值TOP10龙头的2022年数据如下:
中信证券8.67%,中信建投9.99%,中金公司8.88%,华泰证券7.49%,中国银河8.21%,国泰君安7.88%,海通证券3.99%,招商证券7.54%,广发证券7.23%,申万宏源2.93%。
没有一家高于10%,可以说是典型的“低收益型行业”。
也因此,券商行业被称之为“渣男”,一般认为缺乏长期投资价值。
相反,美国的券商行业经过上百年发展,市场高度集中,投行业务基本被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这五家垄断。
以净利润计,2022年高盛112.6亿美元,摩根士丹利111.8亿美元,分别是中信证券213亿元的3.85倍、3.82倍。
以营收构成计,高盛的美洲业务占比61.73%,欧洲、中东和非洲占比26.51%,亚洲占比11.76%。
近40%的业务营收来自美洲以外地区。
而中信证券的境外营收占比,只有15.45%,国际竞争力显然还有不小差距。
因此,支持券商行业重组整合,增强规模效应,是提升我国金融竞争力的一个必要手段。
毕竟,纵观美国证券业发展史,也是一部并购史。
最近15年,美国券商行业一直在不断的整合中,公司总数量减少了30%。
但反观我国的券商行业,虽然历史上也有不少整合的案例:
比如国泰证券与君安证券合并成国泰君安,申银证券和万国证券合并成申万宏源,华泰证券并购联合证券,中金公司收购中投证券等。
但整体来看,成功案例不多,发展缓慢。
主要原因是治理结构的制约。
我国TOP10以外的一百多家中小券商,大股东主要是地方国资委。
由于地方券商对地方发展和资本运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资股东除了经济效益,还考虑地方税收、牌照资源、人员安置等问题,不会轻易放弃控制权。
这就使得大券商在收购地方小券商的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
因此,一般认为,现阶段在同一股东控制下的证券公司,并购障碍更小,更容易实现突破。
比如:
目前平安寿险为方正证券大股东新方正集团的第一大股东,现方正证券高管拥有平安证券工作履历,平安、方正两家券商的合并概率就很大。
国联证券第一大股东无锡国联集团已成为民生证券第一大股东,两家券商的合并几乎毫无阻力。
22年6月,华创证券竞得太平洋证券11%股权,23年9月股东资格获得证监会受理,华创证券收购太平洋已是板上钉钉。
另外,近年来由于券商经纪业务不赚钱,通道牌照价值弱化,一些股东也有意愿卖出小券商的股权。
锦龙股份近期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公告,拟转让所持东莞证券3亿股份,恰逢此际,预计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昆明产投今年连续大幅减持红塔证券,该券商也有可能成为大券商的猎物。
历史上,每一次“并购重组”预期的升温,都能让券商股被爆炒一波。
比如,2019年11月底,证监会第一次正式提出打造航母级券商,券商板块走出了一波月度大涨。
2020年6月,市场出现银证混业经营预期;7月证监会发文鼓励证券基金行业并购重组,券商股随即领涨两市。
接下来说说第二条,需求端的放松监管。
券商行业的赚钱能力,跟行业需求端的创新,杠杆率的提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美国券商龙头赚钱能力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的收入构成中,自营交易和做市等重资产业务占比很大。
2022年,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投资、做市与利息净收入合计占比分别为68%、55%,都在一半以上。
对应的,高盛、大摩做市业务净利率分别达31.58%、44.24%,是盈利的主要来源。
其中,两家公司又有一些差异化:
高盛来自商品类、利率类和货币类产品及其衍生品、信用类债券或衍生品、各类抵押证券等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做市业务收入占比为58.5%,是营收大头。
摩根士丹利则更擅长权益类产品,来自普通股、可转换证券、ETF等股票现货,以及股票或股指的期货、期权、互换、权证等权益衍生品的做市业务收入占比高达55%。
由于做市产品的多样化和高度发达,使得美国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极为低廉,带来了美国产业发展的强大活力。
另一方面,也让美国券商的杠杆率得以放大,增强了盈利能力。
最近十年,美国投行的杠杆率平均在11-14倍左右,相对于我国券商龙头大约4-5倍的杠杆率差异极大。
回顾历史,我国券商行业每次杠杆率提升,都会伴随着一轮业绩和股价的上升行情。
这也跟行业监管政策的松绑紧密相关。
比如2012-2014年,高层召开创新大会,为资本中介类业务打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此后,监管层分批扩大融资融券试点范围、标的股票范围,并全面推广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三年时间里,券商行业的杠杆率大幅提升,2015年的牛市如期而至。
另一轮机会是2019-2020年,随着监管层鼓励融资融券业务的发展,大量杠杆资金入场,再一次带来了资本市场的繁荣。
据Wind统计,2020年底,市场融资融券余额达到16190亿元,增幅110.21%,当年占A股流通市值由2.13%提升至2.52%。
两融业务活跃,自然为券商贡献了大量收益。
当然,我国的券商行业监管严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层的态度,往往身不由己。
好消息是,今年7月高层会议提出“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后,8月18日开始证监会逐步酝酿出台一揽子政策。
其中,“适度放宽对优质证券公司的资本约束,提升资本使用效率”的提法,为后续杠杆率提升指出了方向。
根据业内测算,如果资本杠杆率监管指标由8%下调至6%,相应地预警线为7.2%——
以2022年为基准,则当前受到资本杠杆率较大约束的申万宏源、中金公司和华泰证券的杠杆水平将分别提升47%、56%、78%。
可以预期,一旦政策落地,这些券商的业绩弹性将变得很大,同时A股也将“同步繁荣起来”。
那么谁会是接下来金融强国战略的最大受益者呢?
以上提到的具有并购预期的、资本杠杆率受制约的券商会很受益,同时A股的市场运行效率也将大大提升。
股市繁荣了,所有在场的股民,都是受益者。
市场机会纷繁杂乱,如何才能在众多的不确定性中找到更有确定性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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