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隔肚皮，筹建上海中外银钱业联合会演成了“肥皂剧”（上）

文│何品

近代上海金融业在进入20世纪以后，逐渐呈现外国银行业、本国银行业和钱业三足鼎立的格局。这三种金融势力之间不仅因业务重叠而产生竞争和对立，同样也因业务互补而进行扶助与协作。

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中，行业内的封闭与对立无益于金融业整体的健康发展。正是由于上海中外银钱业三方均有加强沟通、减少隔阂的企望，一个中外金融合作组织——上海中外银钱业联合会 应运而生。其宗旨在于促进上海中外各行庄的互助合作。上海中外银钱业三方的同业组织——上海外国银行公会、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的全体会员均被接纳为其会员。但该联合会并不凌驾于上述三个公会之上，各公会仍然保持原有的独立地位。中外银钱业联合会虽由三个公会联合组建，但由于牵涉到多方利益，其筹建过程颇费周折，合作与争执交织其中，对立与妥协穿插其间，前后持续八年之久。

缘起

作为上海中外银钱业三方的利益代表，前述三个公会对中外银钱业联合会的成立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因此有必要先就这三个公会的总体情况作一概述。

上海外国银行公会正式成立于1916年7月4日。至1921年，上海外国银行公会已有21家会员。公会以麦加利银行为会址。该会宗旨较为单一，“大致仅为谋国外汇兑之营业便利，并无其他联络”。外汇业务与国际贸易密不可分。由于当时在上海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多为外商，他们与外国银行往来最为密切，加之外国银行在华开办外汇业务时间较早，又拥有多种不平等特权，因此上海的外汇市场几乎完全被外国银行所控制。

上海银行公会正式成立于1918年7月8日。至1921年5月时，有19家会员。这19家银行可以说是当时上海本国银行业的主要代表。上海本国银行的历史不长，其外汇业务更是迟至1917年才起步。在当时外国银行控制上海外汇市场的情况下，本国银行要想涉及外汇领域，困难重重，处处受限。“近年以来，华商各银行亦颇有经营国外汇兑业务者，惟因非洋商银行公会会员之故，外国汇兑经纪人，不能代华商各银行直接向客家买卖汇票，因此客家汇票大都垄断于洋商各银行之手，华商各银行颇觉不利。华商银行公会曾独立认定汇兑经纪人数员，专做华商银行间及华商银行与客家之间之买卖。惟此项华经纪人，因不得入外国汇兑经纪人公会之数，不能做洋商各银行之买卖，营业范围，甚为狭小，亦有不利。”受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虽然上海的本国银行在其他业务上发展显著，但其外汇业务却未见有多大起色。

1926年上海银行公会新厦落成

上海钱业公会正式成立于1917年2月23日。加入钱业公会的都是资本殷实的汇划庄。至1921年4月时，上海钱业公会已有会员72家。与在华外国银行的经营特点正相反，钱庄注重开展国内汇兑业务，对国外汇兑并不关注。

组建中外银钱业联合会一事，源于本国银行在外汇业务上谋求突破的迫切要求。1920年11月至12月间，上海银行公会曾致函外国银行公会，要求外国银行在外汇业务上给与本国银行同等便利，但是外方并没有给以满意答复。上海银行公会转而考虑让几家经营外汇的会员银行申请加入外国银行公会，以争取平等待遇。1921年5月12日，上海银行公会再度致函外国银行公会，要求其允许8家本国银行加入外国银行公会。5月17日外国银行公会回函，对中方这一要求予以拒绝，但同时表示：“为了使本会能与华商银行合作，本次会议同意尽力组织一总公会，所有在上海被认可之银行均得加入。”由此可见，在上海建立中外银钱业三方合作组织的动议，是外国银行公会方面首先提出的，这是针对上海银行公会的强烈要求而作出的回应。

初议

1917年的上海汇丰银行

对外国银行公会的提议，上海银行公会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它于5月18日召开会员会，商讨外方提议的可行性。

5月25日，上海银行公会再度召开会员会，议决先派代表与外方商洽，但必须坚持下列条件：“汇兑上必得便利；自通商以来种种不便利不平等事立应废除；全体加入；成立后之委员，两方面均须同数始可加入。”次日，上海银行公会即复函外国银行公会，同意会商共建事宜。

外国银行公会致函上海钱业公会征求意见，也得到了积极回应。6月2日，钱业公会回函称：“今贵公会及同业诸公创此万国银行团，为世界商业开其先河，当必能获得协作最优之成绩。即诸会员在金融界之地位，益将愈形强固。不特能战胜外界之抵抗力，并可得无穷之财力，以从事放款供给。正当营业之需求，纵所需甚巨，亦无虞周转之不灵矣。”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上海银钱两业公会参与此事的起因存在差异。上海银行公会试图通过中外共建的金融合作组织，为本国银行消除业务上的不平等待遇，而钱业公会的本意则是希望借助这一合作组织，为资本较弱的钱庄争取更多的中外财力支持。从以后的进程来看，这一差异在最初确实妨碍了中国银钱两业公会间就此事开展密切合作。

6月7日，就拟订新组织章程问题中外银钱业三公会代表召开了首次联席会议。9日，外国银行公会分别致函上海银钱两业公会，递交了一份章程草案。该草案将拟议成立的中外金融合作组织定名为“上海银行总公会”，其全文如下：

一、宗旨：本总公会以联络上海各银行钱庄互助合作为宗旨，改良中国及上海银行制度，并就上海银行界势力及经验，讨论应付国际、国内及本埠经济上、币制上及商业上各重要问题。

二、董事：设办事董事十人，由左列者机关选出之：钱业公会二人，华银行公会三人，洋银行公会五人。会长由麦加利银行行长或其他代表充之。

三、会员：钱业公会、银行公会及洋银行公会会员即为本会会员。未入上列各会之银行钱庄，如愿加入本总公会，须由会员银行提出，并得会员银行连署，经董事投票全体通过，始得入会。至会员银行，除选举办事董事外，均无投票权。

四、经纪人：由洋银行公会继续管理外国汇兑经纪人会员。对于未入本总公会之银行钱庄，不得签订本总公会会员间之成单，或本总公会会员与客家之成单。若推广现有外国汇兑经纪人公会会员名额，加入华经纪人五人，由代表华银行之董事提出，并先由洋银行公会通过。

五、休假：会员在洋银行公会规定之休假日，概不得与中外汇兑经纪人公会会员订做汇兑交易。

六、汇兑：适用现行洋银行所定之汇兑章程。如须修正，须经本总公会核定。

七、惩戒：会员银行故意违背章程者，一经证实，董事会有令其出会之权。

八、附则：会员银行经营外国汇兑者，每年决算表制就，须分送各会员。本会定□月间举行临时会，经办事董事三人之提出，由会长召集之。议事须录成议事录，由会长银行保管，每次开会时提出。董事会开会时，得设翻译一人。

以下试就章程主要条款细作分析。从第一款“宗旨”中可以看出，外国银行公会试图对中国财政金融进行多方面的干涉。如对于具有新组织日常事务管理权的董事会，外国银行公会的代表要占一半的比例，另还要把持会长一职。而对外国银行在外汇业务上的垄断优势，外方也不想放弃，借助第四款“经纪人”的规定， 外方可以继续保持这一优势，它所作出的惟一让步，就是同意华籍汇兑经纪人可有5人加入外国汇兑经纪人公会，而这个汇兑经纪人公会则继续由外国银行公会操纵，不受新组织管理。这份章程草案清晰地反映了外国银行公会竭力维护在沪外国银行利益的用意。董事、会长、汇兑经纪人这三个关键性问题，就是三方以后争持不下、久议不决的症结所在。

15日经会员会讨论，上海银行公会开始对外方提案进行修改。22日，上海银行公会再次召开会员会，讨论新公会章程，议决：“一、本会干事额定四人；二、常会及特别会，均须全体干事出席，方得开议。”并决定章程修改后再会同钱业公会联名提出。

然而上海钱业公会对外方提案并未有何异议，相反却表示：“此项会章关于敝会方面颇为妥善。”由此可以看出，钱业并不像本国银行业那样关注外汇业务，以致钱业公会对上海银行公会改变中外金融业不平等现状的迫切要求缺乏理解。

由于钱业公会未予响应，上海银行公会只得于6月29日单方面向外国银行公会提交了一份章程修正案。以下就其所提主要条款作一分析。第一款“宗旨”改为“在会各银行彼此联络辅助，以期上海银行业之进步为宗旨”，较外方提案显得空泛，希望不给外国银行公会留下乘机干涉中国金融事业的口实。第二款“干事”亦即董事条款，在任期上作了明确规定：“设干事十人，每二年选举一次。钱业公会二人，上海华商银行公会四人，外国银行公会五人。”人数前后有出入，这是因为上海银行公会为自己增加了一个名额，希望使中方人数超过外方人数。上海银行公会还强烈主张，会长和增设的副会长人选，应从干事中选举产生，任期同为二年。第五款“经纪人”改动如下：“外国银行公会现仍继续管理外国汇兑经纪人公会，华商银行公会管理中国汇兑经纪人公会。但有新支援者，无论华籍与否，须经本公会承认后，方可与会员银行或雇客间，订立汇兑交易契约。中国经纪人额数，现暂以十人为限。”这样可以使中国汇兑经纪人免受外方的控制，而且人数也增加了一倍。总而言之，上海银行公会的修正案，虽然对外方作了一些妥协，但也明确表达了维护中方权益的决心。

不料，上海银行公会向外国银行公会提交的这份修正案却得不到外方的回应。估计是中方较为坚决的争权主张令一向趾高气扬的外方感到难以接受的缘故，所以外方干脆中断了与中方的交涉。这样，筹建中外金融合作组织一事不得不暂遭搁置，孰料这一搁就是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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