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不在企业、不在老百姓，关键在财政

　　业界一直有一个争论，争论了十几年，这个争论可以结束了，这就是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谁是主导？投资、消费、出口？

　　中国是体制性的国家，安全是第一位的，不可能以贸易为主导。

　　外部环境的复杂化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美国正在推动“去风险”框架，说是不搞脱钩，骨子里压制中国的战略目标非常坚决；这对中国外贸的影响是现实的，也是长远的；那就只能在投资与消费中做选择了。

　　经济学的原理是追求平衡。

　　所以，不论以投资为主导，还是以消费为主导，说到底都是相对概念，平衡才是王道；那就要看问题出在了哪一端？

　　现在的问题是需求不足，实际上，去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了，从２０２３年－２０３５年都将以拉动内需为主。政策远比专家要清醒。

　　投资拉动的好处是立竿见影。

　　从ＧＤＰ经济的角度看，当然很有效，投资直接就是财富堆积；如果只是为了完成各地方的ＧＤＰ计划，那一切很简单，如张维迎挖苦的：盖了一个钢铁厂年度财富增长不够，就再盖一个钢铁厂。张教授的例子还不够粗暴，再粗暴点，不但盖钢铁厂是ＧＤＰ，再把它拆了，还是ＧＤＰ，如市政道路挖了修，修了挖，财富真的增长了吗？唯ＧＤＰ真的很荒唐，经济发展的目的是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要实实在在，大家都能感受到；如果没有需求，钢铁产能过剩了，钢材卖不出去，财富就成了负债，而且是异质资产，废了。

　　何况，Ｍ２的增加是有限的，超过了边际就是金融风险。

　　现在专家们已经不谈投资了，开始谈化债。

　　国企的负债率已经高达１９８万亿，房地产出了金融十六条的升级版，将房地产的债务展至２０２４年的最后一天；我们看到的是恒大爆雷，接下是碧桂园、远洋，这些债务人与城投比起来，都是小巫见大巫，城投负债高达６５万亿，相当全年ＧＤＰ的一半，尽管如此，房地产的投资并没有停止，土拍还在进行，新楼盘还在盖，大批的楼盘面临着保交付，钱已经收了，房子总要盖起来。这就是一种困局，化债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所以，现在还谈投资拉动经济，很不现实。

　　黄奇帆一直强调三驾马车的平衡关系，这个平衡的本质，就是从投资型经济转向消费型，将投资在ＧＤＰ中的占比从５０％左右降到２０％以内，将消费的占比从４０％左右，提升到７０％以上，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分配关系的大变局。

　　消费的前提是收入。

　　在个人、企业、财政三方分蛋糕时，要重新调整比例。做蛋糕是一回事，分蛋糕是另一回事；蛋糕做的大，分配不平衡，人均ＧＤＰ上去了，人均可支配收入下来了，经济就要出问题，就会引起需求不足的矛盾，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产能过剩，过剩了就要做缩表，就会引起大批企业破产，全面裁员降薪，又反过来影响了收入的增长，进入恶循环。

　　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当务之急是提高收入，用政策的语言表述，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道理都很简单，问题是怎么提高收入？

　　高税收下的企业市场环境

　　蛋糕是有限的，让企业提高工薪，行政指令不好使，市场说了算。

　　２０２２年全国民企总收入为２６６００亿元，这是什么水平？按总资产计算，民企总资产为１５０万亿，资产收益率不到２％，不如坐收利息的银行；按４７００万家民企平摊，每家企业的年收入不到６万元人民币；且与２０２２年比，２０２３年利润率又是两位数下滑。这些数据说明，企业的蛋糕不是分大了，而是分小了。

　　中国是一个高税制国家，税收在企业收益的占比高达６５％以上，营改增后，不管企业盈亏，增值税都必须交，这样，在总量关系中，这个比例还要更高，当在７５％左右。

　　企业提高工薪，完全是市场化的过程，企业不赚钱，工薪也上不去；企业赚钱了，还要看整体市场的营商环境，资本流入市场，引起对劳动力的竞争，工薪的平均水平自然上去了，这是充分竞争决定的。曹德旺坚决反对别的企业提高工薪，这就是竞争，大家都提了，曹老板就招不上工了；反之，资本在流失，劳动力过剩，曹老板就不用担心了。

　　那么，从分蛋糕的角度讲，什么样的营商环境决定资本的流入与流出？是税收，税收太高，财政切的太大，资本就会流出，或者打税收的擦边球，做一个境外注册公司；或者如曹老板直接把工厂迁往美国。美国人工成本要高得多，曹老板为什么不叫唤，因为一算税率、土地价格，还是要比国内利润高得多，这就是市场化的选择。

　　中国经济从投资转向消费型，首先要把税降下来，全面改善营商环境，尊重市场的无形之手。

　　林毅夫一直在谈“有为政府”。

　　林先生说的有为，主要是指投资，他甚至认为主张消费拉动经济，是别有用心；但是，政府的作为并不在投资。

　　如果市场健康，成为资本的洼地，全世界的投资都来了，不需要这种意义上的行政化的有为；真正的有为在分配关系，这就是两会提出的，将财政收入的７０％以上用于民生，这才是真正的造福社会的大有为。

　　市场经济可以快速增加财富，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这就是两极分化的必然性。

　　由于财富向极少数人，甚至是向极少企业集中，基尼系数过高，由于富人的消费比极低，会引起整体消费递减，从而引起产能过剩，这时候就需要林毅夫的有为政府来平抑，通过全民共享的第二次分配，将基尼指数从０４７降到０３０以下，这正是政府的责任。

　　既然是高税制，与其它国家相比较，又有土地出让金这笔巨大的额外税，财政有责任，也有能力弱化两极分化，进一步提升社会保障机制的水平。

　　如果老百姓消解了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压力，消费指数自然上来了，不用刺激。所以，能不能从投资型转向消费型经济，关键在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