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谈经济｜专访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中国经济呈现“非典型复苏” 宏观政策需加大逆周期调节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缴翼飞 北京报道

近日，中国三季度经济数据陆续公布，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5.2%。其中，三季度同比增长4.9%，环比增长1.3%。消费、企业利润、制造业投资等多方面指标也出现好转回升。行进至四季度，随着一揽子稳经济政策进一步落地见效，经济能否延续向好势头备受关注。

三季度经济增长结果如何？经济修复动能是否会走强？地方政府相继接力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来置换隐性债务，多大程度上可以缓释风险，支撑经济进一步回稳？未来的经济政策应当如何调整？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

图：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

章俊表示，今年中国经济呈现出以消费和服务业驱动的“非典型复苏”，传统的投资和出口驱动增长模式对经济拉动作用下降。现阶段前三季度经济增长已经达到5.5%，年内完成5%的经济增长目标难度不大。但在后续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需要逆周期政策来配合对冲新旧动能切换过程中的下行风险。

全年经济增速5%目标有望实现

《21世纪》：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5.2%，三季度增长4.9%，你认为这符合市场预期吗？中国经济现在到底处于什么阶段？全年实现5%左右的增速目标难度大吗？

章俊：今年三季度我国GDP增速4.9%，高于市场此前一致预期的4.5%。现阶段我国经济仍然在缓慢回升的状态，虽然速度偏缓，但是趋势并没有变化，其中第二产业增速有所回升，服务业上行，政策层对于经济的支持也在三季度增强，带动经济向常态回归。前三季度经济增长已经达到5.5%，年内完成5%的经济增长目标难度不大。

《21世纪》：外贸依存度下降是今年经济的一个重要表现。前三季度中国外贸总值30.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微降0.2%。我们注意到虽然进出口总额在走低，但是货物吞吐量都是有明显增长的。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出口形势？四季度外贸能否重回正增长？

章俊：今年以来外贸情况稍弱，但这不仅是我国的问题。主要环太平洋生产国家出口均下降，其中韩国出口下滑11.4%，印度出口下滑7.3%，这也和欧洲、东南亚等主要出口地经济下行之间的关联较多。而我国货物量出口走高说明我国商品仍然有竞争力。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行，这为出口商品增加了竞争力。2022年我国出口商品平均汇率在6.7元左右，今年年初开始汇率已经跌破了7元。而且由于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低，我国外贸和生产逐步恢复正常，四季度出口有可能转正，但是可能仅有1%左右的增长。

但长远来看，出口形势仍然稍显严峻。首先，全球经济前景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美国在超高利率的环境下经济强势维持的时间存疑，欧洲经济确定下行，其他国家可能跟随，未来我国出口受制于全球经济大环境。其次，我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稍有回落，这与以往我国出口份额的持续上行是不同的。最后，我国新出口订单处于偏弱的位置上，好转的程度并不大。明年我国出口仍然是稍显艰难的一年，但是在弱势人民币的基础上，下滑幅度有限。

《21世纪》：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外贸进入了提质换挡的阶段？我们未来应当如何看待外贸对于经济的贡献地位？

章俊：我国外贸的没有停止过“提质换挡”，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切换到机电产品出口为主，近年来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也在不断上行。2020年至2022年，我国“新三样”商品的出口总规模由390亿美元增加至1214亿美元，增幅达到211%。2023年1-9月，中国“新三样”出口额总计1144亿美元，占我国出口总额的4.39%，同比增长33%。

随着我国GDP的不断增长，外贸对经济的贡献度可能有所下滑，但是这不意味着外贸对经济重要性下行。

首先，对外贸易为我国各行业产能提供市场，外贸生产占我国总生产的38%左右，外贸对于稳定制造业至关重要。

其次，只有充分的产品交流才能促进生产技术和科技不断向前，才能保持我国作为生产国的优势。

再次，货物贸易额虽然占GDP的比重下降，但是货物贸易仍是我国赚取外汇的主要渠道。而且就现阶段服务贸易的长期逆差、FDI的流出、金融资本的不确定性来看，货物贸易仍是我国稳定的顺差渠道。

最后，我国政策层也不断释放对外开放的信号，包括“一带一路”会议的召开，就是重视外贸的表现之一。

未来，无论作为制造业大国还是科技大国，我国均需要在外贸上发力。

房地产要进入慢发展时期

《21世纪》：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到了83.2%，如何看待目前的消费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需求不足仍是目前经济复苏的主要制约，要进一步提升市场活跃度，消费方面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章俊：消费对GDP的贡献度上行，第一是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在上行，第二则是因为2023年投资的贡献度下降。现阶段主要的政策目光主要在投资上，未来对于消费的关注会逐步上行。未来的经济转型也是让社会生产更加适配我国消费变化，消费是经济循环的基础。

我国消费需求中70%来自于居民，30%来自于政府。增加政府消费可以直接拉动我国需求，而居民需求上行需要居民收入切实的好转。今年以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始终低于支出，并且三季度收入有所下滑。

对此，一方面是要改变收入分配制度，另一方面，政府的消费和投资中需要更多地倾斜给民生。医疗、养老、教育、社会救助等需要政府更多资源的投入，才能使得居民敢消费。

《21世纪》：房地产市场承压是导致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受损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症结点在哪？很多人关心接下来房地产行业会走向什么阶段，目前除了放开限购限售等政策外，房地产政策还有哪些优化的空间？

章俊：问题很多时候不是直接来自于房地产行业。我国城镇化率快速上行，从37%到60%以上仅用了20年，同样的提升日本用了30年，美国用了接近60年。超常规的发展就带来了问题，房地产是发展过快的问题。而在扭转房地产问题，政策转向较为坚决，使得房地产消化其债务的时间缩短，带来了房地产行业的冲击。

房地产行业的长期国策是房住不炒，房地产的根本供需问题发生了变化。这也就意味着房地产要进入慢发展时期，未来对于房地产需求端的掣肘会逐步减弱。对于房地产供给端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帮助房地产商渡过冲击。

对于房地产冲击，最根本的仍然是鼓励需求上行。而需求上行就需要降低房地产消费者的负担，第一是降房价，第二是降利率。降房价可能会引发金融问题，需要缓慢进行，而降利率相对更容易实现。国家建立基金，以低利率提供给部分购房者贷款，使得更多的购房需求得以释放。

万亿特别国债效果将在明年显现

《21世纪》：地方债是稳投资的重要引擎，当前不少地方债问题凸显，特殊再融资债作为“一揽子化债方案”中的重要举措，10 月以来，全国共有 25 地已发行或拟发行再融资债券，发行总规模超过 1 万亿元。您认为特殊再融资债券的大规模发行能起到多大的效果？未来还有哪些手段可以有效化解地方债问题？

章俊：特殊再融资债券自发行以来总规模超过1万亿，预计仍然有5000亿左右。特殊再融资债券主要用于置换隐性债务，本次发行规模更大、节奏更快。特殊再融资债券有利于推动隐性债务化解工作，同时可以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避免企业因应收账款收不回来引发的一系列经济金融风险。本轮特殊再融资债券的发行有力地缓解了市场担忧，避免了城投债券的违约，也同时避免了地方政府的硬着陆，从而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地方债问题的化解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过程，不能期待马上得到解决。债务问题的平顺结局都是在发展中解决，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现阶段需要控制支出。而已有的债务只能通过更换债务人、给地方政府增信、加强地方发展、减轻财务负担、控制地方开支等方式解决。

《21世纪》：目前中央财政已经确定将在今年四季度增发2023年万亿特别国债，出发点是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对于提振经济有何具体作用？

章俊：增发国债提升基建投资水平，一是可以更好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增长作用，二是今年以来也有灾后重建的客观需要。而增发的国债首先可以助力灾区重建和经济复苏，并直接拉动当地基建投资增长，方向集中在与水利建设相关排水、防洪工程以及农田建设。新增债务资金下达后将能较快转化为施工企业的现金流。其次，政策力度加码，将带动有效需求，稳定市场信心。1万亿的新增国债由于是在今年以及明年上半年投资完毕，也就意味着3-4季度可以增加5000亿元的投资，可以在年内约拉动0.08个百分点，明年上半年拉动0.1个百分点左右GDP增速。

《21世纪》：这次中央发放特别国债后，也提到现在的财政赤字从3%上升到3.8%，于是社会上又有些观点，认为过去一直说的财政纪律是不是可以取消，或者说这是不是中国量化宽松的起点等等，怎么看这个问题？

章俊：我们现阶段要明确一件事情，对于全球主要国家来说，量化宽松已经成为一个较为常用的调整经济的工具。因为全球的经济模式已经产生变化，

我国整体的政府负债率只有77%左右，仍然有增加杠杆的空间。同时3%的赤字率并不是很严格的计算结果，突破了3.0%的赤字率也并不是不遵守财政纪律。财政纪律更严格的应该是财政投入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事后审计，让能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更好地运行下去，让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但有社会效益的项目接受严格监督。只要财政的支出符合制度，并且财政支出并未引起通胀上行，那么适度的突破赤字率是合理的，也是应该鼓励的。

中国政策层现阶段对于量化宽松仍然有所保留，还不能称为量化宽松。未来是中国经济的转型阶段，配合转型期的困难需要政府的投入增加，可能表现为支出增加等，但对于我国来说，仍然是有节制的。

推出逆周期政策配合新旧动能切换

《21世纪》：三季度经济增长动能提升幅度较大，但市场微观主体与宏观经济的感知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主要是什么原因？四季度乃至明年的经济走势如何？

章俊：首先，微观主体的体感和宏观经济的感知存在一定差异，这是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在逐步发生变化。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之后，中国经济呈现出以消费和服务业驱动的“非典型复苏”，这与以往投资和生产驱动的“典型复苏”有很大不同。复苏集中餐饮、旅游、文化娱乐等消费性服务行业，制造业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低迷。这对于一个以投资拉动，房地产行业加杠杆的经济体来说，体感上会显得有点不同。

第二，三季度的经济回升仍然是偏弱的，工业生产更倾向于现有订单的完成，各行业严格控制了采购，使得经济恢复并没有在上下游得到有效的传导。

第三，下游需求恢复速度偏缓，同时出口的增量消失，使得我国生产能力过剩，经济在潜在增速之下运行，所以微观体感仍然不强。

总之，我国四季度和明年的经济仍然会小幅恢复。消费的恢复虽然速度偏缓，但是斜率没有改变。投资受到政府的支持会有所增加，房地产行业可能在明年止跌。

《21世纪》：你最近经常提到要进行“逆周期政策来配合经济转型”，具体有哪些可行措施？后续如何有效地进行预期修复，逐步提振市场信心？

章俊：面对长周期拐点，新旧动能的更替不可能实现无缝衔接，下行风险会显著加大。因此在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需要逆周期政策来配合对冲新旧动能切换过程中的下行风险。传统的投资和出口驱动增长模式对经济拉动作用明显下降，特别是基建和地产周期性波动节奏出现紊乱，政策传导效应明显滞后和减弱。这些现象背后是中国人口周期、地产周期、债务周期，以及外部的全球化周期都出现了趋势性变化，这些长期因素的共振导致短周期规律的稳定性下降。

面对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很多以往有效的规律和成熟的经验失灵，因此简单从历史经验出发去做类比、预测或者甚至在政策层面照抄历史经验，往往会犯下刻舟求剑的错误。

我国长期经济动能切换首先需要金融行业跟随调整，过高的利率无法适应适配发展制造业，需要利率快速下行。其次，政府投资的倾向性要有所调整，高科技制造业需要以人为本，对居民的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障等投入要加大，给予更宽松的环境适配高科技制造业。第三，制造业除了科技发展，更是工艺的长时间磨合，需要建设稳定制造业从业者。这一方面需要提高社会保障，另一方面需要提高工资。第四，政府职能部门要更顺利地转型，同时税务等部门也需要调整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