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学者献策:2023,中国经济的转折年?

四位学者献策:2023,中国经济的转折年?

  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很可能是年内最后一次政策性定位,透过会议上选择的专家,搞经营的人,会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冬天要来了。

  座谈会的参与者,刘元春、黄群慧、黄益平、高瑞东四位学者关注的是什么?他们所关注的,也就是政策的着力点。

  有无良方,是考验才华的时候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最高的理想是做“帝王师”,如管仲、张良,做不了“帝王师”,至少也要做个“绍兴师爷”,现在没这个问题了,可以做智囊。这四位智囊中,刘元春是上海财大的校长、黄群慧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益平是北大学国发院的副院长、高瑞东是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这四位算不算是领军人物?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政策关注的是什么?看来,张维迎谈企业家精神,林毅夫谈投资拉动,均不在政策的眼界中。

四位学者献策:2023,中国经济的转折年?

  刘元春关注房地产

  刘校长提出了一个“超级房地产周期”概念。

  多好的定位呀,中国的房地产不能说是失去的三十年,要说“超级房地产周期”;要点是漫长,要对这个房地产已经开始的漫漫长路“有充分的预期”;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其调整深度、长度、难度可能不同于以往……,对房地产调整路径和风险释放方式有足够的研判。”

  “地产从原来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发展模式,转变到适宜的杠杆、流转速度、盈利的新模式,需要时间调整。房地产调整的艰难性,会对地方财政收入、土地出让金、投融资模式等造成冲击,地方投融资模式和激励机制重构的过程是缓慢的,在这一过程中由房地产引发的财政金融风险可能会不断释放。”

  刘校长绕了一大圈,其实就两个字:化债。

  高杠杆是去不掉的,由于财政没有别的出路,没有能力以企业税收的形式替换土地出让金,供求的不平衡不但无法修复,甚至可能加大,所以,只能以长期负债置换短期负债,这种化债的方式,如果没有经济高增长的支持,最后的选择将是通胀。

四位学者献策:2023,中国经济的转折年?

  黄群慧关注新型工业化

  什么叫新型工业,现在的工业化很陈旧吗?

  不用说,下面一定是数字经济,然后是一长串的"化",产业化、数字化、高级化、智能化、绿色化,通通是优化,问题是,这么多的“化”可不是说说的事,对与会的决策者来说,多半是听了一个热闹。热闹之后是寂寞。

  这很像是林毅夫的风格,认为中国必须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完全正确,但是,你要问他怎么解决卡脖子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一个鼓舞人心的预言:一年,最多二、三年,中国就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四位学者献策:2023,中国经济的转折年?

  现在一年已经过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很愿意听一些另类的东西,哪怕是错的;因为正确的废话听的太多了,张维迎说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企业家精神,我不认为这个说法对,但有价值,因为企业家精神也不是天下掉下来的,它是市场充分竞争的必然结果,张教授的书卷气背后,是充分市场,是对洗涤掉非市场化干预的期盼。

  许小年说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供给,明摆着现在是需求不足,怎么还从供给端下力气?我也不认为对;但有价值,因为在一个长周期中,创新才是真正的出路,这在本质上还是把宝押在了企业行为上,由于会引发出非常重要的结论,这就是真言。

  刘世绵说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打破国营与民营的区别,这根本不是一个赞同不赞同的问题,而是完全不可能,但有价值,因为政策如果不以市场效率为中心,而是以所有制为中心,经济的深层矛盾就不可能消解,就等于放弃了民间大资本,是冷眼看着巨大的资本在流失,在沉没。这就是中国经济未来的焦虑,理论与现实的冲突。

  但是,有一种正确,我认为完全没有价值,就是太正确的口号。

四位学者献策:2023,中国经济的转折年?

  黄益平关注平台经济

  他给出了一个重要信号:对于平台经济的专项整治已经结束,下一步要进入常态化监管的阶段。

  不太明白的是,到底整治了什么?是经济秩序、还是政治秩序,怎么就结束了?平台经济的概念现在越来越大,很多人认为是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其实,它只是一条高速公路,车还是那些车,想跑得更快,去改装车吧。

  黄益平谈的是平台经济,真正关注的是平台经济的张力,在所谓的常态化监管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要考虑跨境数据规则的制定,与国际接轨,如果接受CPTPP的规则,那这个问题不存在,规则统一于国际贸易组织,自然接轨了;如果是在体制性安全的前提下,制定逆向规则,那么,实现与国际接轨,这个问题也不存在,因为规则是冲突的,不可能接轨。

  又岂止是平台经济,整个经济都存在着融入全球经济的问题,所以,高瑞东所关注的问题更核心,影响更深远。

四位学者献策:2023,中国经济的转折年?

  高瑞东关注应对美国政策

  高瑞东提出要扩大总需求,对应的是“去风险”。

  美国在推动“去风险”经济策略,“去风险”写进七国集团领导人广岛峰会公报中,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定位与中国经济关系的“框架性政策”。这对中国贸易的影响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深远的,长期的。中国无论是什么对策,都不是一件单方可以定义的事,中国过去是强调投资拉动经济,那是因为有外贸这只后备箱,可以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以后要重新调整投资、外贸、消费三驾马车的占比,必然转向消费型经济体。

  扩大总需求可以说是“防御性”的必选,但是,解决不了融入全球化的问题。如果不能融入全球经济,不管你怎么扩大总需求,都将在竞争中处于下风,传统的自立更生理念不适合未来的全球战略,不适合修昔底德环境下的中美对抗。

  中国要改造的不是世界,是自己。

  高瑞东也表示:“对外商而言,到中国投资首先看重的是中国市场,其次是看重中国的营商环境、要素成本相关优势。如果整体总需求不足,价格相对低迷,中国对于外商的吸引力就会出现系统性下降。”

  这等于说,改善营商环境,让中国市场要成为外资流入的洼地,首先要对国内私人资本友好,如果国内的资本还在“走资”,还在沉没,又如何吸引外资流向中国市场?

四位学者献策:2023,中国经济的转折年?

  总之,四位专家的建言,各有各的角度,在所有建言的背后,都有一个大背景:如何走出困局。

  刘元春关心的,是高度警惕房地产将中国经济代入失去的三十年。

  黄群慧关心的,是实体经济如何走出低端制造。

  黄益平关心的,是平台经济是不是整治完了?

  高瑞东关心的,是扩大总内需要,最终还是要外贸破局。

  我关心的是卢麒元的一个预言,这位大陆在香港的红色的非主流学者说,2023年将是中国经济的伟大的转折年,看了上述四位专家的建言,中国经济2023的确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但不会是一个转折,而是需要大国智慧,重建内外关系。

四位学者献策:2023,中国经济的转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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