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学者献策：２０２３，中国经济的转折年？

　　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很可能是年内最后一次政策性定位，透过会议上选择的专家，搞经营的人，会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冬天要来了。

　　座谈会的参与者，刘元春、黄群慧、黄益平、高瑞东四位学者关注的是什么？他们所关注的，也就是政策的着力点。

　　有无良方，是考验才华的时候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最高的理想是做“帝王师”，如管仲、张良，做不了“帝王师”，至少也要做个“绍兴师爷”，现在没这个问题了，可以做智囊。这四位智囊中，刘元春是上海财大的校长、黄群慧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益平是北大学国发院的副院长、高瑞东是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这四位算不算是领军人物？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政策关注的是什么？看来，张维迎谈企业家精神，林毅夫谈投资拉动，均不在政策的眼界中。

　　刘元春关注房地产

　　刘校长提出了一个“超级房地产周期”概念。

　　多好的定位呀，中国的房地产不能说是失去的三十年，要说“超级房地产周期”；要点是漫长，要对这个房地产已经开始的漫漫长路“有充分的预期”；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其调整深度、长度、难度可能不同于以往……，对房地产调整路径和风险释放方式有足够的研判。”

　　“地产从原来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发展模式，转变到适宜的杠杆、流转速度、盈利的新模式，需要时间调整。房地产调整的艰难性，会对地方财政收入、土地出让金、投融资模式等造成冲击，地方投融资模式和激励机制重构的过程是缓慢的，在这一过程中由房地产引发的财政金融风险可能会不断释放。”

　　刘校长绕了一大圈，其实就两个字：化债。

　　高杠杆是去不掉的，由于财政没有别的出路，没有能力以企业税收的形式替换土地出让金，供求的不平衡不但无法修复，甚至可能加大，所以，只能以长期负债置换短期负债，这种化债的方式，如果没有经济高增长的支持，最后的选择将是通胀。

　　黄群慧关注新型工业化

　　什么叫新型工业，现在的工业化很陈旧吗？

　　不用说，下面一定是数字经济，然后是一长串的＂化＂，产业化、数字化、高级化、智能化、绿色化，通通是优化，问题是，这么多的“化”可不是说说的事，对与会的决策者来说，多半是听了一个热闹。热闹之后是寂寞。

　　这很像是林毅夫的风格，认为中国必须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完全正确，但是，你要问他怎么解决卡脖子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一个鼓舞人心的预言：一年，最多二、三年，中国就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现在一年已经过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很愿意听一些另类的东西，哪怕是错的；因为正确的废话听的太多了，张维迎说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企业家精神，我不认为这个说法对，但有价值，因为企业家精神也不是天下掉下来的，它是市场充分竞争的必然结果，张教授的书卷气背后，是充分市场，是对洗涤掉非市场化干预的期盼。

　　许小年说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供给，明摆着现在是需求不足，怎么还从供给端下力气？我也不认为对；但有价值，因为在一个长周期中，创新才是真正的出路，这在本质上还是把宝押在了企业行为上，由于会引发出非常重要的结论，这就是真言。

　　刘世绵说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打破国营与民营的区别，这根本不是一个赞同不赞同的问题，而是完全不可能，但有价值，因为政策如果不以市场效率为中心，而是以所有制为中心，经济的深层矛盾就不可能消解，就等于放弃了民间大资本，是冷眼看着巨大的资本在流失，在沉没。这就是中国经济未来的焦虑，理论与现实的冲突。

　　但是，有一种正确，我认为完全没有价值，就是太正确的口号。

　　黄益平关注平台经济

　　他给出了一个重要信号：对于平台经济的专项整治已经结束，下一步要进入常态化监管的阶段。

　　不太明白的是，到底整治了什么？是经济秩序、还是政治秩序，怎么就结束了？平台经济的概念现在越来越大，很多人认为是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其实，它只是一条高速公路，车还是那些车，想跑得更快，去改装车吧。

　　黄益平谈的是平台经济，真正关注的是平台经济的张力，在所谓的常态化监管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要考虑跨境数据规则的制定，与国际接轨，如果接受ＣＰＴＰＰ的规则，那这个问题不存在，规则统一于国际贸易组织，自然接轨了；如果是在体制性安全的前提下，制定逆向规则，那么，实现与国际接轨，这个问题也不存在，因为规则是冲突的，不可能接轨。

　　又岂止是平台经济，整个经济都存在着融入全球经济的问题，所以，高瑞东所关注的问题更核心，影响更深远。

　　高瑞东关注应对美国政策

　　高瑞东提出要扩大总需求，对应的是“去风险”。

　　美国在推动“去风险”经济策略，“去风险”写进七国集团领导人广岛峰会公报中，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定位与中国经济关系的“框架性政策”。这对中国贸易的影响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深远的，长期的。中国无论是什么对策，都不是一件单方可以定义的事，中国过去是强调投资拉动经济，那是因为有外贸这只后备箱，可以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以后要重新调整投资、外贸、消费三驾马车的占比，必然转向消费型经济体。

　　扩大总需求可以说是“防御性”的必选，但是，解决不了融入全球化的问题。如果不能融入全球经济，不管你怎么扩大总需求，都将在竞争中处于下风，传统的自立更生理念不适合未来的全球战略，不适合修昔底德环境下的中美对抗。

　　中国要改造的不是世界，是自己。

　　高瑞东也表示：“对外商而言，到中国投资首先看重的是中国市场，其次是看重中国的营商环境、要素成本相关优势。如果整体总需求不足，价格相对低迷，中国对于外商的吸引力就会出现系统性下降。”

　　这等于说，改善营商环境，让中国市场要成为外资流入的洼地，首先要对国内私人资本友好，如果国内的资本还在“走资”，还在沉没，又如何吸引外资流向中国市场？

　　总之，四位专家的建言，各有各的角度，在所有建言的背后，都有一个大背景：如何走出困局。

　　刘元春关心的，是高度警惕房地产将中国经济代入失去的三十年。

　　黄群慧关心的，是实体经济如何走出低端制造。

　　黄益平关心的，是平台经济是不是整治完了？

　　高瑞东关心的，是扩大总内需要，最终还是要外贸破局。

　　我关心的是卢麒元的一个预言，这位大陆在香港的红色的非主流学者说，２０２３年将是中国经济的伟大的转折年，看了上述四位专家的建言，中国经济２０２３的确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但不会是一个转折，而是需要大国智慧，重建内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