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场上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是信用。
温州的资本主义尾巴
一位温州的朋友告诉我,早期温州的资本主义尾巴为什么能快速地发展起来?这与温州乡镇的民间融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村民自建了一个地下的小钱庄,村民把闲钱放进去吃利息。村里想发财的人只要信用好,随时可以借到款,不需要正规银行那么多门槛,前提是,要想借到钱,信用是第一位的。
温州早期的分工也令人赞叹,一个小小产品,皮鞋、打火机,通过分工可以降低成本,简单的七八道序,一个村一道序,环环相扣,村村相连;每道序一点也不敢耽搁,交货时间必须保证,否则所有村都要遭受损失,这也是靠的是信用。
但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连早期温州的资本主义尾巴都能做到的事情,在今天却差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不是没有法
企业与企业,民企与国企,企业与地方财政和管理部门,大面积地出现了拖欠款的行为。
十几年前政策就下过文件,不允许工程垫资。
都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民企,还是国企,还是地方财政,欠账还钱,天经地义;然而中国有太多的文件、太多的规定、太多的法、都是形虚设;如果有法不依,整个市场的信用链就打断了,还谈什么信心?
长期拖欠款,特别是具有象征性的头部企业、国企和地方,也普遍存在着拖欠,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市场的信用链就被打断了,资金的流动性与效率将大为降低。
民营经济发展管理局成立,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地方与国企的拖欠款,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拖欠款是严重违约,怎么还要再设一个局来处理?还要多个局一起来协调才能解决问题?那还要法干什么?市场经济中的问题,都要依赖行政,又怎么可能建立起信用体系?何况,到目前为止,也不知道民营经济发展管理局都解决了什么问题?
如果有人违反交通,直接处罚,该罚的罚,该判的判,交通就会畅通无阻;如果乱到要设立专管的司局,多部门协调配合,说明交通法已经失效了,大家畅通无阻地穿行马路,这得设多少个局才能管的了?
所以,一切要从自身做起,头部企业、国企和地方都肆无忌惮地拖欠,又如何定义整个市场?法的权威性何在?有人敢违反税法吗?大数据下等于找死,税法的力量太强大了,或者说收钱的力量太强大了,还钱的力量差了点。
如果企业乱到要在税局之外再成立专管的局,那一定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法就在那,要看是对谁有效?
所以,信用也是有等级的,永远追责不到大BOSS。
拖欠款是层层下沉下来的,比如,一个主题公园的项目,说是政府投资,实际操作会是国资公司,国资公司自己干不了这活,又会寻找一家民企的总包公司,这类项目一动就几十个亿,工种上百,总包再分包,这年头谁又会养施工队?于是,再分给包工头,最后到民工。
这其实就是一个现代版的《林家铺子》,农民工过节拿不到钱,围在包工头家里;包工头带着工人堵分包商的门;分包商急了又带着去总包商门口拉横幅;总包商能干什么?去起诉国资公司?难,随便一个“质量”、“审计”的理由,足以让总包商死去活来,就算一切如愿以偿,问题却搁下了,因为,真正的大佬是地方;地方如果负债率过高,土拍又拍不出去,这事就挂在云端了。
中国市场信用链就出现了断裂,资金流转不起来,企业亏损、老百姓的收益受损,社会会批评谁?
长期拖欠款不是什么新闻,也不是什么难解决的问题。
长期得不到解决,本质上是债务人、银行、中介,对民营中小微企利润的一种挤占,痛点痛在中小微企业身上,最终损害的是市场信用。
一个失去了基本信用的市场,当然会出现流动性陷阱。
仅此一条,也难以唤起民营经济的信心。
冬天又要到来了,给中小微企业的朋友一个忠告:市场是残酷的,在一个需求不足的大环境中,一定要不遗余力地修复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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