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智囊定调！中国经济轻松实现6%以上高增长，只需要1个条件

目前中国经济充满了迷雾，到底行还是不行呢？大家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

我们还有可能实现前些年的高增长吗？如果能实现，要怎么做呢？目前还真有专家给出了非常确切的答案。

如果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要看清楚最近七八年中国经济的现实、面临的挑战和底层逻辑，才能准确理解这件事情，才能知道现在究竟做什么才是最有效的。

目前大家普遍认同的新常态，也就是不再盯着GDP增长率，而是更加绿色、健康和可持续的增长模式，经济增长速度会降到6%以下区间甚至更低。

几年下来，新常态也通常被理解为，一方面我们的经济规模长大到了一定程度，速度自然就会慢下来，另一方面我们经历了30年的高增长之后，经济本身的规律，也会产生过剩和调整，所以增长速度也会慢下来。

另外，当投资、基建、制造业这些经济主力逐渐把我们的需求空间填满了，那么高增长的空间就没那么大了，更重要的是要转型升级提高质量，增长速度也会慢下来。

这几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似乎证实了这些理论。压力之下，我们也在另寻出路。

这里面最重要的，我们通过一带一路等全球化战略，努力拓展外部空间，在不断提高经济质量的同时，仍然保持了相对不错的增长速度。

三年疫情期间，我们对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那么直观的感受，因为疫情束缚之下，无法实现高增长，这种现实大家也都接受了。

但是，2023年疫情过后，我们才发现，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完全不一样了！非常直观的感受是，当不能实现高增长时，几乎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我们到底有多痛苦。

我们有太多的人口，有太多的低收入人群，有太多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的失业率增高了，收入降低了，生活水准都要保持不住了。甚至过去快速发家致富的一批人也不是那么稳当了，有人甚至夸张地讲中产家庭有可能一夜返贫。

这些都是我们最真切的感受，我们的经济底子并不稳固，真的像我们过去常说的那样，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跌到7%以下，很多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刚才讲了，过去几年，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同时，我们大力拓展外部空间，尤其是一带一路和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合作，以及对外投资。

但是，这种模式显然有很大的风险。最明显的是，这两年当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产生动荡的时候，当美国及其盟友对我们围堵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就来了，中国经济受外部因素影响非常大。

所以，我们还是要眼光向内，寻找我们经济的内生力量。

究竟怎么寻找内生力量呢？国家给的路子是扩大内需，经济要转换到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这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问题又来了，我们努力扩大内需，但面临的现实是债务杠杆率太高了，负担太重了，加上经济环境并不乐观，那么追求安全甚至收缩的消费观念，也是很正常的。

怎么才能破这个局呢？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提出他的观点，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并非不可避免，我们仍然能够轻松实现6%以上的高增长速度。

如何实现呢？只要做好一件事就行了，就是大胆实施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而不是过分强调宏观经济政策“常态化”，保持6%左右的GDP增速是完全有可能的。

事实上这个理念并不新鲜，全球其他国家也曾经有过非常成功的经验。

大家都听说过，20世纪中期凯恩斯主义救了美国。那时候的美国经济，实际上面临更多的问题，其中有些特征跟我们现在很像，比如经济规模相对比较大了，需求被满足到了一定程度没多少增长空间了，以及产能过剩等等。

凯恩斯主义的做法，就是采取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扩大社会总需求，同时大力推进全球化，其后美国进入至少20年的经济繁荣周期。

中国目前的形势非常类似。余永定认为，中国还有相当大的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空间，以弥补“总需求不足”。扭转中国经济持续下跌趋势的主要出路，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化可能是下一阶段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之一。

当然，除了他讲到的城市化和基础设施投资，我们认为，科研投入、高新技术投资和制造业持续转型升级，也是实现高增长的动力。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目前刚从疫情中走出来，等一些问题解决了，基础稳固了，就是大规模重启经济的时候，未来几年，实现6%以上的高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