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优化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战略的几点探讨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第二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论坛上的发言。

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借今天的交流机会，我以研究者定位就优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战略，做几点认识上的探讨。在了解情况这方面，我还有明显的局限性，以探讨这个概念来说，还是想比较直率地来向各位汇报一些自己的初步想法。

我想分几个层次谈基本认识。首先，勾画一下自己对于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推进背景的认知，还有相关的对西部都市圈/城市群发展现实意义的看法。

中国推进现代化，在改革开放之后是有望把这个道路越走越宽，领导人也说到，我们从未如此接近伟大民族复兴的愿景。但是我们也同时认识到，“行百里者半九十”，剩下“新的两步走”这样不到30年时间段的战略目标的实现，一定要克服重重的艰难险阻，冲过历史三峡。从前段时间看，国际上有唱衰中国的种种说法，如果我们比较客观中肯地分析中国继续推进现代化的前景，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对于中国成长性的基本认识。中国总体的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旁边，首先还要认同人类各个经济体实现现代化的共性，这方面只能顺应、不可违拗的世界潮流，是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振兴中华”的时候就明确意识到的：我们别无选择，在“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世界潮流这个认识上，我认为它实际上讲的就是客观规律决定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中国在这个主潮流上的急起直追，首先要看我们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这方面的推进走到了什么阶段，当然还要伴随着主观上我们要特别努力的市场化、国际化，以及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紧跟硅谷创新潮流的信息化或者叫高科技化，又以及二十大明确重申的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民主化。我愿意把这六个概念合在一起，从客观和主观的方面来认识中国推进现代化所顺应的客观规律，再加上我们对于中国特色力求合理而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把握。在这个认识视角上，首先我想强调的是，对客观的成长性要先看一下对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现在应该做什么基本判断。我不同意有的研究者所说，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到了后期。其实只有沿海个别的高地，比如深圳的南山街道，它的产业结构是工业化后期特征，主要是高科技产业和很大份量的服务业，但是沿海其他地区，放眼看去更广袤的中部和西部，总体的判断应该是中国工业化基本的的阶段特征，是从中期向中后期和后期转变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认识其实很有战略意义，实际上对应着中央非常明确指出的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们这个国际地位还没有变。发展中经济体在中国的现实场景里，就必须说清楚，我国虽然已经走到了制造业全球规模第一，但是大而不强，我们只有实现升级的发展、高质量的发展，才能如愿地继续在追赶中减少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我们工业化方面的推进，一方面要看到现在在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仍然和工业化后期的发达经济体有明显差距，这是我们的不足，另一方面，这又说明我们还有相当可观的潜力发掘空间，和以后继续推进工业化的纵深。

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又可以被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和工业化相伴而行的城镇化方面的客观判断来佐证。我愿意明确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我不同意很多的研究者、甚至很有影响的研究者所说，中国的城镇化现在已经接近天花板了，他们的基本依据是只看那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现在65%出头儿，但中国不搀水的真实城镇化率，首先要看那个比这一量值要低接近20个点的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现在只有47%，换句话说，14亿中国人里的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市民身份，前面几十年已经进城的三亿多社会成员，一般还被称为农民工及其家属，他们中间的的大多数就是苦苦拿不到城市户籍。这个户口问题不解决的后面是什么？他们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系列重要待遇方面就不可能被一视同仁，养老、住房、医疗待遇和子女入学，要入另册，不是我们故意歧视他们，是我们城镇化实际的有效供给能力没到那个份儿上。北上广深也好，像咱们重庆成都也好，如果地方政府稍微给出一点儿口风，考虑放松户籍管理，外面马上会有潮水一般的社会成员想涌入这些发达的中心区域，这是当地这些地方政府招架不住的。对这当然也跟工业化的概念类似，需要看清我们的短板和不足，同时，就要看到后面展开的发展空间还相当可观。这是我们高质量发展要解决的问题，要形成更多的有效供给，来把我们的发展向高水平推上去。

这种升级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的结合方面，当然要加上我们主观上必须做好的自觉努力，以改革解放生产力；以开放催化和倒逼改革；对高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要充分调动它的乘数效应；我们的法治民主化必须在配套改革中坚持不懈向前推进。这样一个总体的观察，那么也就可以引出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战略性判断：所谓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绝对不只是简单的宣传用语，客观的成长性，和我们认定的坚定不移贯彻党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这种主观方面的把握，结合在一起，是实实在在使我们考虑在种种挑战和困扰面前，要坚持长期主义的行为模式，要有战略耐心、战略定力，一步一步行稳致远，完成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那么跟着的一个非常重要、结合我们这次论坛主题的认识，就是已经形成的中心区域的增长极的进一步壮大和它所必然产生的协同效应、外溢与辐射效应——这种中心区域的所谓“增长极效应”，暗含着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判断，就是一个区域或者一个经济体的发展，不可能在物理空间上平面展开齐头并进，必然会有某些区域局部的崛起带动其他地方。这个增长极的壮大，它所产生的效应非常值得看重，尤其在中国的西部。总体而言，西部在中国被称为欠发达区域，但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我们所在的成渝地区，就是西部的中心区域，双城概念非常明显地有它的现实“高地”意义，就和在西部打造增长极、在已经形成的成渝具有增长极、城市圈效应和继续发展扩大这种效应的背景，有紧密的不解之缘。双城概念之下，当然可以放在更开阔的西部大开发概念之下，放在我们要推进的共同富裕、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这样的社会主义本质理念的逻辑之内，来做通盘把握。我们需要以西部中心区域的带动，进入更广阔的西部地区和整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场景中的升级发展阶段，来匹配现代化全局战略的实施，这是一个首先要勾画的框架性认识。

再有第二个层次，是认识成渝双城经济圈带动引领西部发展的客观基础条件背景。如果基于前面所言中国经济的成长性，加上主观努力，我们仍然大有可为，要应对挑战克服种种困难和干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争取行稳致远，如愿达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最后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代化中国梦梦想成真的话，我们所处的西南场景之内，已经有的成都、重庆两个重镇，它们客观形成的地缘关系和整个西部连通、连片条件，是非常明显的。过去曾经在西南这方面，人们愿意用“云贵川”来形成一个代表性的区域，现在在这个概念里，应该讲走在前面的是咱们四川，四川这里最代表性的中心区域是省会成都，以及过去属于四川、现在成为直辖市的重庆。现在在西南这个概念之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双城和广西，和西藏，也都有在地缘关系方面非常明显的连带性。我们去西藏考察，原来的航线是先要到成都，然后于成都再换乘航班进藏，很多与西藏事务相关的活动，还会选在成都的具体场景中间。在整个西南概念之下，我们居于中心的两重镇地缘关系是客观的，而且如果从更开阔的视角观察成渝两地，过去早已经为人们所注重的川商文化，还有在历史上其实就不断表现出来的这种文化中跟市场经济的对应性元素，都是我们非常值得看重的，是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间我们可以调动的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再有这些年发展中，我们两地产业集群的协同和互补，这种效应非常值得重视，而且这方面的潜力空间还相当巨大。

另外，我也想探讨性地说到一个看法：过去我们也听到成都、重庆两地也有某种竞争关系，我觉得从理论探讨的角度来说，对此不必完全否定。不同的区域间，中国学者们早已经给出了一个特定的观察，就是存在着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的地方竞争，甚至有颇有影响的学者说，前些年中国发展出现“中国奇迹”之迷的谜底，他已经拿到了，就是这种中国特色的地方竞争——学者们写论文所称的“地方政绩锦标赛”。这样一种中国特色之下的动力机制，如果要对它给出全套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还要做很多的深入研究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一认识的启发性还是不言而喻的，对这种中国特色的地方竞争，不能简单地以否定的态度去评价。当然也要注意，这里面除了竞争之外，还必然会有合作，互相促进。如果从企业界的竞争来看，也有一个可援引的应借鉴之处：我们知道中国的数字经济平台企业的支付宝和微信的竞争，其实也是“相互成就”的，两方都在千方百计保证自己的便捷性、安全性、高效性，服务于需求对象“用户体验”的提高，那就是在成就着他们运用现代最新最前沿的科技成果来实现自己创业创新的更好发展。在一些实体经济领域里，我们过去早就听过伊利和蒙牛的故事，他们的竞争看起来相当激烈，但实际上就是成就了双方。如果我们在前些年地方竞争的基础之上更好地进入协同发展，形成相互呼应的合作竞争升级模式，那么合作竞争相互成就的正面效应会进一步提升。而且现在总体的逻辑，就是成渝双城经济圈概念确立之后，原来已经表现的这两个各自区域的双子星座式中心，可以进一步集聚要素，整合协同，在合作竞争的同时更多强调协同发展，成为西南区域一个合成的中心。这是我理解的成渝双城经济圈带动引领西部发展已经有的客观基础条件，引出我们进一步推进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和相关应该考虑的因素。

第三个层面，我再探讨性地谈一下自己所认识的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主观方面的一些意图和战略思维的勾画。在中国，整个的现代化是要统筹发展、协调发展，区域之间要更多推进共同富裕导向之下的均衡发展。西南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需要合乎规律的增长极中心区域的打造，我认为成渝双城就是必选之地，应该在前面分析的认识框架之上，基于客观条件做出主观努力，乘势有为。那么有几个角度值得展开做一些评价。

一个就是对于成渝两地各有的宜业、宜居、宜商、宜扩这样的基础条件，我认为应该充分挖掘潜力，发挥更为开阔的支撑作用：这种支撑作用首先表现在两地自己的发展和两地的协同发展，还会表现为更开阔的外溢性，更开阔的辐射作用。这个辐射作用当然首先和西南概念对接，实际上又服务于整个中国东中西全面协调的发展。这种成渝已经有的基础条件的充分发掘，既是支持我们本土，更是支持全局，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主观意图上如果对此有明确的认识的话，我觉得跟着应该探讨，我也极力主张——要确立的一个战略思维，就是我们是以一种追赶-赶超战略，来覆盖经济意义上所说的比较优势战略这样一个战略框架。

其实在经济学的不同学派，包括我们中国特色学派的探讨中间，我所在的研究群体所主张的新供给经济学，和著名的林毅夫教授这些年不断宣传和努力创新发展的新结构经济学，有同有异，在差异这方面，战略思维上就有这样一个明显的不同认识：林教授他们的基本主张是以比较优势战略就可以根据不同经济体的资源禀赋解决在中国特定情况之下怎么样推进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了，而我们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可以适应除了高端之外的大多数具体领域和场景，但是它却一定会碰到天花板。总体上讲中国不是追求常规发展可以解决现代化问题的，必须在常规发展的旁边，更多地体现出我们必须实现超常规的追赶型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这样一个追赶-赶超的战略思维在框架上必然是以它来覆盖和带动比较优势战略。在最近几年、更多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种种影响之下，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高端“卡脖子”的制约来了。在这样一个制约面前，比较优势失灵，高端的芯片、航空发动机等等这种有效供给，无论给出多么高的天价，你也不可能买到，比较优势战略对此毫无作用，必须是以赶超战略对待。这种追赶-赶超战略当然要讲它的科学性。中外学者早就探讨了发展的不平衡性，所谓“蛙跳模型”说什么呢？就是有这种可能。这个可能性的实现概率并不高，但是中国别无选择。我们作为后发经济体，总体的追赶-赶超战略我认为这是一个大框架，罩着不少情形下可以用的比较优势战略。那么在区域发展这方面，我认为同样有这样类似的追赶-赶超战略确立的必要性。欠发达地区不应该永远欠发达，总体的发展过程中，配合着新的两步走的现代化战略，我们在区域比较这方面，就好像在产业上我们最后一定要达到高端，欠发达区域也完全有这样的必要，树立雄心壮志，利用后发优势，避免后发劣势，通过种种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的组合，追赶整个的发展大势。在发展过程中首先以欠发达区域的中心区为带动。最后，这当然是归入我们要实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共同富裕的这一基本特征取得决定性成功的那个境界。那么在这个追赶过程中的追赶-赶超战略落到实际生活中间，它理论联系实际的意义后面，就应对接到我想探讨性提出的一些思路、要领、建议了。

基于比较优势战略，不解决这个层次上战略思维应有的高度，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问题。如果按照追赶-赶超战略这样的思维，我们的双城在西南，就应该是树雄心，立壮志，坚定不移形成西部发展追赶整个现代化发展潮流的示范区和强有力的引领区。在这中间，有合作，有竞争，有互补，有互促，这是可以想象的、必然的。但是更多的、我们应看到的，就是进入共享经济时代，区域的合作、双城的合作和协同，更有非常值得看重的可挖掘潜力。我们期待着以这样双城的概念，以一个新的合成型中心的打造，按照中央所说在区域发展层面、地方层面要“办实事、敢担当、有作为”这样的指导精神，来打开更加有声有色发展的新局面。

再往下我就落到更加务实的、自己作为研究者愿意提出的探讨性的思路，和建议与主张的要点。总体来说，现实生活中间不失时机地抓住可能的种种有利因素推进升级发展，中央总体的表述，当下就是供给侧改革与扩大内需统筹结合。我理解，供给侧改革中央作为战略方针提出之后，它对应着改革深水区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要以制度创新为龙头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是一个跨周期的推进现代化的主线。中央文件已经明确地再三表述了这样一个主线概念，它是一直覆盖我们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梦想成真的整个历史阶段的。而扩大内需它是一个反周期概念，是在跨周期视野之下，特定的经济相对低迷的阶段必须采取的经济工作方针，当下很明显的是，我们需要在经济一路下行的情况之下抓住2023年的契机，以扩大内需，争取实现一个终结下行过程、在中高速的合理经济运行状态的区间之内，去对接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转折。我觉得我们很有希望在2023年，以同比站在中高速区间，接着应该是在今年5%以上的增速这个状态之下延续到明后年，终结从2010年以后的一路下行的这个态势。这个契机之年，在扩大内需的反周期要领的旁边，匹配跨周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接到我们的实务实际工作上，我愿意特别地强调“守正创新”的这个概念之下，和中央文件多次强调的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的高质量发展追求之下，要对应着我们应该清晰认识的供给侧改革，一定是要在具体的区域、具体的领域、具体的赛道上面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寻求这样一个操作依据上的高水平。

因为过去所说的需求管理，是一个总量调节为主导的运行调节框架。我们的地方，我们的企业集团，我们的市场主体，跟着决策在中央层面提出的反周期总量调控走，似乎就解决了自己基本行为依据的问题。而到了供给侧改革作为主线，它所要面对的供给管理更复杂得多的情况之下，理论上隐含的就是不能简单地靠完全竞争假设之下的市场要素流动，达到自然而然的结构优化。在市场决定论后面还要有政府作用论，还要有应对着市场失灵做更复杂的高水平定制化解决方案的追求。在我们的西南，在我们的双城，在我们具体场景下的各个领域，各个具体的市场主体，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其实都面临着一个自己的决策、自己的生产经营战略策略的组合，怎么样有一个高水平的方案的问题。这是不可能拿一个现成的办法去套用的。区域也好，企业也好，各个市场主体也好，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我们在双城概念之下，我想按照这个思路，理论联系实际地思考，可以提出什么建议？

首先在理论层面我想有三个概念应该提到：第一是系统论。中央的科学决策这些年非常清晰地在反复强调系统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这个系统论的思维，体现在要有配套改革，要有总体来说的统筹协调的全国一盘棋这方面相互的呼应协同。

怎么正确把握这个要领？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对创新这个“第一动力”的系统连接，做一个合理的合乎逻辑的把握。我愿意强调，制度创新是龙头。改革到了深水区步履维艰，甚至不必讳言，大家都可以处处感受到所谓改革综合疲劳症这样的情况。实际上改革推进到了啃硬骨头攻坚克难的阶段，虽然难，但却是非改不可的。制度创新作为创新发展第一动力的最高层次，它解决的是怎么样能够真正充分地打开后面跟着的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潜力空间。我们说了这么多年，在中国的发展中有这么多的进步，但我们现在仍然在科技创新这个概念之下，面临还没有真正破解“钱学森之问”的难题，这里面的制约难道仅仅是投入的问题、仅仅是觉悟的问题吗？我不这么看，必须正视我们教育管理体制、科技管理体制怎样动真格深化改革、真正能够破除违反科研规律、教育规律的那些弊病的问题，才能更好地通过制度创新带出我们的科技创新、管理创新，释放中国人发挥聪明才智的巨大潜力空间，使我们的领军人才如钱老所期望的能够脱颖而出。这个认识，在很多的场景里有它的可通约性——这个制度创新作为龙头，在学者强调这方面，就在新经济时代到来以后，有吴敬琏老师做过的这样一种表述：在某种意义上讲，制度高于技术。我在体制内工作几十年，我也有多重的反复体验，往往人们看到的一些难题，你就技术、就管理而言是治标不治本的，而治本特别有难度。领导人说在实际的制度创新这方面，感受就是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骨头。我们的双城，是不是在解决自己的升级发展、有作为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有这样的明确的认识？我们同样面临制度创新为龙头这方面的考验。制度、技术、管理这三个层次的创新，是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但是纲举目张的纲，是在制度层面。同时，也少不了“思想再解放”的观念创新，文化的创新，所以，我愿意把这说成四个层次的创新。总书记不久前调研视察江西时，再次强调了思想解放。我认为在改革深水区的推进过程中要不断地、多次地从思想解放这个角度来考虑怎么样带出一个新局面。我也注意到，这几年方方面面都讲我们存在着一种惰性，实际生活中“为官不为”似乎处处可见，我不认为这是就官员一般而言的所谓觉悟问题造成的。在地方层面，我接触了大量的体制内公务员，他们不受劳动法保护，白+黑，5+2，积极谋发展的动机和取向是非常清晰的，但是中央文件反复强调的“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在他们面前怎么真正落实？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你只要改革就得创新，创新就得冲破一些原来的条条框框，你只要有对这方面的触动，就可能有“试错”概念下的瑕疵出现——不要说失败了，只要有瑕疵，马上就可能变成了“吃不了兜着走”的被人一拥而上的指责。所以，怎么贯彻落实中央说过多次的“允许改革犯错误”，现实生活中间似乎还没有解决之道。当然，怎么解决又是一个系统工程的问题，这里我还只是强调这个系统论，就是四层次创新结合的系统工程。我们对此一定要念念不忘。

在双城推进发展的这个视角下，跟着相关制度机制的创新打造，我觉得还有“市场决定论”要结合着来把握。理论上讲，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有非常清晰的强调，是观念的重大突破：资源配置中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终于在邓小平南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目标模式而当时只能表述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之下，又走到了把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机制在汉语语境里说到位的境界了。这个市场决定论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我们需要反复领会。到了二十大，对应到的就是要打造“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配上制度型的、高水平的全面对外开放。当然，怎么掌握它，更是非常复杂的挑战性的问题。这个市场决定论在现实场景中，应援引十分务实的一个原则体系，就是自上海自贸区开始，中央要求多轮复制时，开端上就确立了企业应该是准入前国民待遇，面对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只要不碰负面清单，企业应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他们在产权得到保护、有公平竞争条件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可以在自负盈亏情况之下，勇于去试错，去创新，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就叫解放生产力。市场决定论的根基要落在上海自贸区这样的原则体系的落实上。反过来，政府就要革自己的命，要实行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而且有权必有责，要配上权力清单旁边的责任清单。一系列于这些年中央从财政事权方面发出的文件，其实就在解决这个问题，中央、省和市县三级在一些必须履行的公共职能方面首先有一览表，然后还有支出责任清单，具体的一些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的责任事项上，中央怎么出钱，地方怎么出钱，全国分八大类地区，每类地区有具体的量值规定，一个一个对应着可操作——这是应该看到的非常明显的进步。

市场决定论，就是要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但这还不够，跟着的还要有政府作用论，就是三中全会紧跟着表述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在这方面还在反复探索，有些同志愿意把它表述为“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正确，但还不够。我们新供给经济学主张的，是明确表述为“有效市场加有为、有限政府”，政府的“有为”处理不好会变为“胡为”。过去中央层面的领导也专门说过这个问题，要把两只手同时用好的话，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错装到政府身上的手、不当地发挥作用的手，要把它去除。这样实际的挑战是相当复杂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比如我们过去早已经把一竿子插到底的直接控制方式，认作是政府过多干预了经济活动，变为间接调控以后，更多强调政府和市场主体划清边界，那就是一个“井水不犯河水”的思维，但走到一定的发展阶段以后，否定之否定，又出现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创新机制PPP，这时候政府和市场主体又可以形成法律保障之下签合同形成契约关系后现实的伙伴关系，共同去做一些举足轻重的建设开发项目。这样一些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机制创新，是不可避免的，是必须做好的，配合的就是追赶-赶超战略。

在我们西南，在我们双城，我觉得前面所说的“三论”的理论方面，进一步的认识很有必要落到现实生活中间，重点的事项都和这三个说到的理论框架具有有机联系。比如在政府作用论这个角度，我们就要更多考虑政府的政策工具在地方层面如何发挥作用？显然这不能对应到货币政策概念上，货币政策就是一个垂直调控系统，地方层面只能顺应；但是财政是分级的，地方财政政策是有弹性、有可塑性的，有支持自己“有所作为”的重要意义的。所以，政府作用在地方层面，地方财政政策怎样因地制宜更好发挥功能作用，显然是地方不能回避的问题，当然也是我们双城经济圈不能回避的问题。那么政策性金融的概念跟着来了：地方财政有限的财力，怎样以少量的资金产生乘数放大效应，一定要对接到一系列的政策性金融的具体工具运用和组合上面。比如贴息，这在中央层面上近期最有影响的运用，就是2020年大疫之年，我国发行一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以后，运用其中的两千亿元由中央直达基层作为财政贴息资金，给大量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形成优惠贷款，使他们能够在抗疫过程中设法先生存下来。财政介入以优惠贷款使他们生存，就支撑着使整个社会的就业局面没有被颠覆，可延续到未来的复工复产和可持续发展。这个财政贴息是用了多年的政策工具，这一次可以说在这样一个特定的非常时期，显了身手。政策性信用担保，地方已有多年的探索，要继续探索；产业引导基金，更是这些年大家注意的非常值得借鉴国内经验和总结我们本土经验的政策性融资支持机制。我知道在我们的双城，都有这方面的积极探索。当然还有我已提到的更广义政策融资里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那么，重点的事项方面以这样理论联系实际，掌握市场决定论和政府作用论追求守正出奇，是守市场决定论之正，出政府作用论之奇。应该注重什么样的重点事项？我想点到为止说一些：

首先，我们应该在双城特别注重于“数实融合”概念下的数字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数字化。如果在数字经济头部企业的生存和发挥作用来说，我们得承认，双城还落后于沿海高地，但并不注定永远落后。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努力，还要继续在这方面做出数实融合升级发展的努力。

再有，专精特新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在西南、在我们双城大有可为。中央层面已经一批一批给出清单，地方是不是也可以在这方面有客观调研以后成批次的清单来引领、支持。

在西南金融中心的建设这方面，双城我觉得当仁不让，时间关系不展开说。

交通、物流、文旅枢纽这方面，双城又应是当仁不让。

追求乘势发展，这方面的已经看到很好的基础，重庆和成都是两个很有魅力的城市，现在看看双城的人流、物流，文旅概念之下带来更兴旺的前景，以及这个发展过程中间必然伴随着的信息流、资金流，都是可期待的，一定在这方面要继续努力。

“一带一路”还在推进，双城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大有可为。

还有，我国有一个多重意义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融合在一起的概念，就是西南多民族团结发展，我认为我们双城就应该是其大本营或者支撑基地。这是我愿意特别强调的一些我们要注重的实际生活中间务实抓住的要领。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在民生改进，社会管理，社会组织，科教振兴，人才的“为我所有”和“为我所用”，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多民族文化去粗取精的传承创新这方面，我们又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国西南这边有这么多的特色，有这么多从特色为基础而来的别的地方可能很难简单比照的条件，比如在现代快节奏过程中，人们却说成都有慢生活的特点，重庆老百姓的幸福感据我了解是相当高的，道理何在呢？看看两地的民间烟火气带来的繁荣因素，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值得看重的区域性的积极因素。我们的人才，当然要积极地由自己培养，但从一般的规律而言，人才“为我所有”的同时，还要注意吸引外脑“为我所用”，就是美国，它也在拼命招揽全球的可用人才，我们更要有这样的开阔心胸，要有合理的机制，包括购买服务这种智力支持方式，把外脑的智力支持为我所用，这样也是人才的使用。

还有，我认为和更开阔的要考虑我们与贵州等地超常规发展战略的互动。贵州的超常规发展很有特色和值得肯定之处，比如国家的西部数据中心，最后没有落在成都，没有落在重庆，却花落贵阳，一些可带来启示之处值得总结。还有云南，早就提出了是西南对外“桥头堡”的战略，实际上是内外合作的一个重要联结点。还有就是广西，早就有那边西南出海口增长极区域战略。这些战略的优化调整过程中间，和我们的双城战略应该形成协调和呼应，这个更开阔的视角，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时间关系，不展开说更多，自己这样一些还很粗糙的初步见解汇报出来，也是想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在结束之前我愿意提到三句话：第一，我深信双城经济圈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投资创业的沃土；从第二，从主观努力来说，我们要紧紧抓住务实创新，锐意进取，改革拼搏；第三，从更多关注着双城、关注着西南发展的主体来看，国人都有对双城和西南振翅腾飞的期待而双城必定大有作为！

这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品质层次学术交流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总被引频次和总下载频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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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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