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陈彦斌：理想情况下，2024年经济增速可达到5.5%左右

10月30日，《2023年前三季度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指数与宏观政策展望》发布会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举行。上述报告指出，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积极因素累积增多”。宏观经济处于总需求与总供给不足相叠加的格局。居民收入与企业盈利状况的恢复偏缓，制约了内在消费与投资需求的提升。

如何提高消费需求内在动力？如何进一步提升宏观政策调控效率？《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陈彦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陈彦斌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来提升居民消费率

NBD：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偏低，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提高居民部门消费占比？

陈彦斌：居民消费不足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一是增长方式上，我国长期采取高投资高出口促进增长的发展模式，导致居民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偏低。二是收入分配结构上，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偏慢，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张。三是居民住房债务负担较重，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四是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为强烈。

因此，要提升居民消费占比，不能仅依靠货币政策降低利率或财政政策降低税负等举措，还要加强增长政策、结构政策的配合。

增长政策可以通过推动新技术、新能源、新产业的发展，既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又能够成为稳定政策短期内扩大内需的主要抓手，更好地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从而摆脱经济增长与高投资、房地产的依赖，构筑消费与投资的良性互动。结构政策可以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尤其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能够有效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债务压力，从而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释放消费需求增长的内在动力。

NBD：报告指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有待提高，具体原因为何？

陈彦斌：客观上看，主要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央行和财政部等政策执行部门和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本身。第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面临结构性障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大力度难以有效带动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第二，实体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相对偏弱，实体经济回报率偏低削弱了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降低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带动效果。

NBD：如何提升宏观政策调控效率？

陈彦斌：提升宏观政策调控效率不仅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创新与完善调控方式，还需要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的有效协调。

结构政策方面，一是加快构筑收入分配结构与总需求结构的良性循环，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来提升居民消费率，改善总需求结构。二是改善投资结构，提升生产性投资与民间投资占比，同时要避免房地产投资过快收缩。三是优化债务结构，核心是降低地方政府与居民部门的偿债压力。

增长政策方面，重点是改善资本、劳动、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的流动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升经济潜在增速。同时，将选择性产业政策加快调整为功能性产业政策，从根本上改善营商环境与企业投资积极性，提升资本积累质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还存在较大的操作空间

NBD：根据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如何保障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陈彦斌：保障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就要做好政策力度与政策空间的有效衔接。传统宏观调控理论往往认为，当政策空间收窄时就需要降低政策力度，这样容易造成政策的波动性。

根据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应该秉持系统观念客观地看待稳定政策空间的收窄。一是，稳定政策的空间并不是越大越好，政策调控的根本目标是消除经济下行压力，因此应该在政策力度、政策空间与调控效果之间取得最佳平衡。

二是，要从动态视角和跨周期视角来审视政策空间的变化，不必过于担忧短期内政策空间的收窄。加大政策力度虽然在短期内会引发政策空间的损耗，但是会推动经济增长态势不断向好，并在长期中重新赢得更充裕的政策空间。秉持系统观念看待政策力度与空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保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与长期性。

NBD：未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如何？

陈彦斌：虽然今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空间指数有所下降，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多、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一方面，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本身还存在较大的操作空间，尤其是考虑到我国中央政府杠杆率低、政府资产规模大、外汇储备充裕等特点，必要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进一步拓宽空间。

另一方面，加强对结构政策与增长政策的运用，使之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稳定政策有效配合，有助于帮助稳定政策分担调控压力，相当于为稳定政策进一步创造空间。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均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要着力提高财政支出增速并进一步加快支出进度，从而提升财政政策的整体力度。建议将2023年的预算赤字率提高到4%以上，并且将相关财政资金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在2023年安排支出下去，进一步稳固经济恢复向好的态势。

货币政策可以在恰当时机结合宏观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继续采取降息降准等操作，保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需要强调的是，基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在结构政策与增长政策的有效配合下，不需要过度担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加大力度可能存在的潜在债务或资产泡沫等风险。

NBD：基于报告内容，您对于2024年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有何建议？

陈彦斌：我们建议2024年经济增速目标设定在5.0%以上较为合适。这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当前宏观经济处于总需求与总供给不足相叠加的格局，迫切需要采取有力手段提振微观主体预期。

二是根据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2024年应努力实现0.3%~0.5%的正向产出缺口，以扭转产出缺口与潜在增速缺口双双为负的局面，推动经济迈向更高水平的动态均衡。理想情况下，2024年经济增速可达到5.5%左右。这一目标处于潜在增速与潜在增速合理水平之间，通过改善结构层面的问题并加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是可以实现的。不过考虑到全球经济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将经济增速目标设定为“5%以上”更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