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老百姓勤奋却不富有，那就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谋生空间

近年，由于疫情冲击、经济下行及房地产市场低迷等诸多外部和内部压力，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减缓。同时，正值多地债务集中到期，偿还的压力大增。与此同时，社会保障、教育、基础研发和环保等关键领域的财政支出却不断攀升，进一步加大了地方的财政压力。

很多人对于地方为何积累了如此庞大的债务感到疑惑。他们问道：在这样的环境下，地方政府如何确保其日常运营不受影响？对于那些经历了大量人口流出的地区，他们的下一步策略又会是怎样的？面对这一系列的财政难题，中国的经济如何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为了探寻答案，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聂辉华。

聂辉华指出，当前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政府应当退一步，给社会和市场更大的自由空间，促进经济自然恢复，而不是加强对市场的干预。他相信只要经济能维持在合理的增长速度，地方财政的压力和债务问题就能得到缓解。

他还强调了人口政策的重要性。聂辉华表示，过去四十年，中国能够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拥有众多的劳动年龄人口。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人口生育政策，鼓励年轻家庭增加生育，确保人口的持续增长。他坚信，只要人口持续增长，经济自然能够维持增长，地方的债务问题不再是大问题。

回到之前提及的地方政府为何如此热衷于大规模建设的问题，聂辉华认为，地方政府的负债累累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地方政府间的“囚徒困境”导致了争相负债的情况；二是存在“寅吃卯粮”的道德风险，即现任官员过度消耗未来年份的财政资金。

他解释说，每个地方领导的任期都存在不确定性，这导致了他们在制定地方政策时往往缺乏长远的视野。再加上他们在任职地方时往往不是本地人，为了防止他们与当地的利益集团产生不正当的合作，制度如此规定。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在作出决策时，可能会更注重短期内的政绩，而忽视了地方长远的利益。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存在盲目性和不合理性。许多地方为了政绩，而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往往这些项目在短期内并不能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这就导致了地方财政的支出与收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为了确保财政的稳定运行，许多地方不得不用有限的资金去偿还高额的债务利息，这无疑加大了他们的运营压力。

澎湃新闻透露，目前多个地区都面临财政的困境，财政压力正逐步显现。其中，一些发达地区正在降低工资，一些不那么发达的地方则欠缴工资。甚至还有部分地方由于财政问题，需要借款来支付工资。对于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保障地方基本运转，聂辉华给出了“三保”的策略：保障基本民生、确保工资发放和保持基本运转。为了应对这种压力，政府面临的选择有两种：开源和节流。开源包括借款、转换负债、甚至出售国有资产；而节流则可能包括裁员或减少一些公共开支。实际上，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约有8000多万人口依赖财政供养，而工资支出已经超过了国家税收的40%。

今年，各地都在大力招商引资，这引起了外界对于地方是否将工作重心重新放在经济建设上的猜测。但聂辉华表示，这并非因为地方重新认识到了GDP的重要性，而是因为财政压力所迫。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干部的考核方式发生了改变。过去更注重结果考核，如今则更看重过程考核。这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得信息对称度增加；二是为了加强中央的权威和强调国家的安全性。这样的考核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地方的创新空间。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有赖于充足的劳动年龄人口以及其在全球分工中的角色。但现在，这两大支撑点都在遭遇变革。中国的劳动人口正在减少，加之与国际环境的变化，如脱钩和断链等挑战，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正在增大。

对于人口问题，聂辉华给出了多种鼓励生育的建议，包括完善社会抚育、减少职业歧视、发展灵活就业等。其中，他特别提到针对女性教师的一种做法，即让她们因多生一个孩子而推迟一年考核，这是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办法。

澎湃新闻采访了经济学家聂辉华，探讨关于债务、营商环境、产权保护以及中国各地区经济差异的问题。

首先，聂辉华认为债务本质上是一种代际传承契约，是不同时间点上的价值交换。但若未来无法持续增长，过多的债务会导致未来的财政压力。他还指出，大约有一半的县城人口增长已经停滞，财政压力随之增大。

当谈到营商环境时，聂辉华表示，营商环境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他借用道家老子的话来描述最佳的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最好的状态是企业根本不觉察政府的存在，最差的状态是企业与政府存在对抗关系。换句话说，好的营商环境中，政府只在企业需要时出现，而在不需要的时候则不会过多干预。

对于产权保护，聂辉华表示，这不应被视为干预，因为保护产权和保护竞争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但在一些地方，政府可能过度干预，例如强制要求商家统一更换招牌。

再来谈及为何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在营商环境上存在差异，聂辉华认为这不仅仅是因为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的原因。他表示，影响营商环境的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经济基础，另一个是政府的长远预期。他用“放水养鱼”与“涸泽而渔”的比喻解释了这个观点。在那些企业多、经济活跃的地方，政府更容易采取放水养鱼的策略，反之，则可能选择涸泽而渔。

聂辉华最后指出，中国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虽然在营商环境上有所不足，但其经济水平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落后。他认为，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是有些夸张的，并表示东北三省的经济水平在全国中属于中等，与其老家江西相比还有优势。

澎湃新闻：近年来，大城市的就业机会似乎不像预期那样丰富，导致许多年轻人选择返回家乡。这种情况是否会导致潜在的社会问题，如何采取措施？

聂辉华：确实，年轻人群的高失业率是一个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长时间的失业不仅影响年轻人的心态和职业发展，更可能导致他们与社会失去联系，甚至走向极端。当大批年轻人失业时，整个社会的稳定都可能受到威胁。首先，我们应重视社保体系的完善，确保社会最底层的安全网，并加强“家庭托底”。此外，积极支持和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给年轻人创业的机会和空间。零工经济和创业文化也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以增加就业机会。

澎湃新闻：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有观点认为这并非纯粹是周期性问题，而是受到市场信心、政策不确定性等深层次因素的影响。对此有何看法？如何应对？

聂辉华：的确，信心不足和政策不确定性是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核心原因。很多企业和投资者担心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在内部持续推进经济建设，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并与国际伙伴建立稳定的关系。而在外部，我们需要与主要的国际伙伴，如美国、欧洲和俄罗斯，建立稳定的关系。

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一直是稳定的，但近年来，一些极端观点建议国家对民营企业进行收归，这种声音让很多人开始对未来的方向感到担忧。应该明确的是，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方向不会变。政府也应该稳定政策，为市场提供一个可预期的环境。

例如，过去我们鼓励人们养猪，但由于环境污染等问题，后来限制了猪场的批准。然而，当猪肉短缺时，政策又发生了变化。这样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市场主体来说是极大的压力。所以，在这个特殊的经济环境下，政府应该放宽对市场的管制，给民众更多的经营和创业空间，激发他们的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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