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聊斋】在“301”遇见的，不仅仅是财富……文化大咖趣说金融往事

文│尹伯

复兴中路301号，现在主人是上海市银行博物馆，这幢建于1927年，外观洋气且大气的建筑，原是的上海律师公会大楼。而在银行博物馆入驻前，这里一直是银行办事机构所在地，“301”不仅是银行博物馆的门牌号码，也是这幢百年老建筑曾经在周边提供金融民生服务，老百姓寻求财富增值的财富代码。大家都习惯于将这家银行称为“301”。

今天，所请来的嘉宾都是与“301”有缘的名家，有的是这家网点的资深客户，有的曾经在这幢楼里留下过美好的童年记忆，还有这幢大楼华丽转身成为银行博物馆时谏言献策的金融史专家。今天，他们欢聚一堂，分享他们与“301”的缘分，分享他们的财富故事。

邂逅“301”

《银行博物》：

复兴中路301号曾是银行办事机构所在地，从人民银行卢湾区办事处到工商银行卢湾支行。可以说从那时起，“301”就成为周边居民口中“银行”的代名词。请各位嘉宾分享一下，自己是在如何邂逅“301”的。

戴老与夫人沈嘉华

戴敦邦：我与复兴中路301号有着不解之缘。银行博物馆馆址的前身，是工行复兴中路支行，和银行内部的习惯叫法一样，我也称呼这家银行网点为“301”。当时我们家就住在黄陂路上，距复兴中路支行一箭之遥。当时画连环画蛮起劲的，一拿到稿费，就存进这里的银行，他们的服务态度很好。储蓄聚沙成塔，支援国家建设，所以我也成了这家网点的忠实客户。 当时银行有个姓李的工作人员，胖胖的，服务态度非常好，我所有的单子都是她亲自送到我家里来，后来我办理业务也都是在她手里，我对她印象非常深刻。之前银行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办的那个《遇见财富》展览，我也去了开幕式现场，我记得当时展柜里有一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民银行的活期存折，封面是粉色的。这张存折我一直蛮眼痒的，因为那时候我的工资和稿费，统统上交老太婆，她有银行存折，我只好在旁边看看。

2020年的时候，我把我的作品《生财有道图》捐赠给银行博物馆，我想，首先，银行是管钱的地方，财神又是传统文化中为百姓增添财富的神明，放在这里很契合。其次，银行博物馆不单单是一家银行的博物馆，而是反映中国银行业历史的地方。我让画中一文一武两位财神留在此地，很放心！

沈嘉禄：提到“301”，可以说是满满的回忆。银行博物馆是2016年搬迁到这栋建筑中的。刚开馆的时候我跑去一看，哇塞！这不是原上海律师公会吗？这幢大楼太有名了，太有历史意义了，太让我激动了！

小时候路过银行，发现是有军人在门口站岗，就觉得银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部门。1965年的六一儿童节，我正在读小学，学校借了这幢楼里的大礼堂召开庆祝大会，老师让我们穿上白衬衫蓝裤子，在大会登台戴上红领巾。其实，当时蓝裤子我是有的，但买一件白衬衫绝对是超出了我家的预算。我姆妈让我穿其它颜色的衬衫，这我是万万不肯的，先不说对于学生而言，老师的话就如同是一份“圣旨”，在我看来能在大会上戴红领巾是一件很庄重、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如果没有白衬衫，那这个红领巾我就不要了。后来，我是穿着一件借来的白衬衫在这里戴上红领巾的。再后来这里成了工商银行卢湾支行总部，当我走上文学道路之后，我还在这里领过一笔数额可观的稿费。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在八仙桥邮局领取汇款的，而这笔稿费是北京一家大型文学杂志社寄来的，可能因为数目比较大，指定在这里的工商银行领取。

邢建榕

邢建榕：我与“301”的缘分，与我的研究领域和工作内容密切相关。上海档案馆前几年编辑出版了《中国近现代名人墨迹》，一共收录了200多位名人的墨迹，各行各业都有，但是其中大量是银行家。这套书编下来，我发现，现存名人墨迹档案，银行是最主要的来源。因为银行内部各类机构设置和工作流程远比一般的组织严谨和规范，因而银行的档案一般也做得细致规矩，而且注重保存。所以只要是银行拿出来的档案，每一件都比较完整。

前不久我出了一本新书，叫《黄浦的夕潮》，写金融业、银行家与城市社会的密切关系，我将此书赠送给了银行博物馆的金融藏书馆。我们以往对银行家墨迹的解读或研究，侧重于史料的内容和价值。我建议，应该从文化和文物的角度，进一步阐释金融业和银行家对上海城市文化生态和风貌的重要影响。

杨柏伟：我和“301”号银行博物馆馆长黄沂海是相识多年的老友了，可以说，黄馆长的所有著作我都是非常熟悉。黄馆长在银行工作期间，笔耕不辍热爱写作，由此成为主编、馆长、作家，正是热爱与坚持成就了梦想到现实的转变。

我这个人爱书，也爱淘旧书，经常在线上线下淘书之余，有意外的收获。去年，我“淘”得一组10张，写有民国年款的山东青州庆记钱庄发行的空白钱票。整个票面设计非常古典雅致，外围还印着一圈古代人物故事纹饰，十分精美。票面上还有“灯下不付”的业务提示，可以看出当时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规矩”是非常严谨的。当时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它们捐给银行博物馆，这样的资料对于研究近代传统金融机构发展历史是非常有意义的，也许博物馆是它们最好的归宿。

遇见财富

《银行博物》：

上个月，银行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联合主办了一场名为“遇见财富——人民金融与民生发展”的史料文献展，利用馆藏精品透物见人，讲述人与财富相遇的故事。各位老师遇见“财富”之时，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呢？

戴敦邦：我和财富的故事，就从画《资本论》说起吧。画《资本论》是我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就深藏的一个梦想，甚至比画《红楼梦》《水浒传》渊源还早些。一开始我要画的时候，业内同行和身边亲朋好友均不看好，大家都认为我不擅长画现代的东西，更不要说是西方的东西。确实是很艰难，但我坚持下来了。

在做构思的时候，我画马克思的《资本论》必须要有气势，它描写了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人物角色相对属于比较底层的，过去工人阶级多是做配角，这次创作要颠倒过来，把工人画为主角。为了画好，我把自己的作息时间从清晨4时半起床，提前到3时半。以前创作古典四大名著，我不需要找太多的资料，脑子里都有，随手可以画。但这次不一样，每件东西，包括人物造型，我都必须找到出处，需要找寻大量的参考资料，这些花费了我不少的时间。这次采用的方式，是按照《资本论》的原文去做图说，不需要别的累赘。希望通过依傍经典，让自己的作品也接近经典吧。其实，不应该说我戴敦邦在画马克思的《资本论》，而是有个中国人在画《资本论》。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成功至关重要。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更加感悟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如今在国际舆论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中国制度泼脏水，我们更要抓住机会发出声音。

沈嘉禄

沈嘉禄：我的财富故事和银行是分不开的。70年代的时候，我和同学路过金陵路上一家银行时，看到柜台后面二十几个出纳正闷着头在点钞，一大叠花花绿绿的钞票在她们手中犹如小鸟那样翻飞，刷刷刷的声音简直有点震耳欲聋了。二十五年后，我自己也点上了大钞票。当时，我曾经在附近的小绍兴饮食联营公司担任工会工作，发年终奖的日子里就有机会帮出纳点钞票。我虽然点得很笨拙，但手势还是蛮像样的。除了点钞票，只要我空着，就常常被出纳小姐拖着去银行解款。照规定，去银行解款必须有一个人陪同。这样，一大包沉甸甸的钞票就历史地落到了我的肩上。尽管路不是很远，但怀揣几十万营业款走在路上，还是非常忐忑。在出纳小姐的邀请下，我才能从从容容地观察银行的情景。柜台后面，与二十几年前大致相似，吃银行饭的出纳小姐们闷着头在飞快地点钞票。后来，银行里用起了电子点钞机，绿灯闪烁处，点钞机发出清晰的运作声，轻微而有规律，一百张百元大钞，十几秒钟就点完了，而且点得相当准确。再后来，银行又大力推广信用卡，我当时还没有能力办一张，但我太太有一张浦东卡，可以到银行门口的电子取款机提款。不过我这个人一直不善于操纵机器。有一次去提款，卡塞了进去，钞票就是不吐出来。我顿时热血上涌，怕被人误会是用捡来的卡冒领，后来还是旁边的人等不及了，教了我一下，才拿到五百元现金。花机器里吐出来的钱好像特别高兴，白捡似的，一下子就花完了。

邢建榕：我想从学术角度，谈一谈我遇到的“财富”故事。在诸多历史活动的背后，往往有金融这只手在舞动。由于工作，我看到许多著名的文化人士与银行家关系密切，有大量书信往返。当然他们也是银行家倾心请教的对象，弥足珍贵的是，他们的一些函札也留存在银行档案里，内容也与经济活动有关。

以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为例。在他的身边，总有一大帮子朋友，人称“梅党”。梅党中，就有许多金融界人士，电影《梅兰芳》中有一位冯六爷，即是银行家冯耿光的原型。冯耿光担任中国第一大银行——中国银行总裁，此公一向喜欢与京剧名角来往，不仅是个终身梅党，而且是个地地道道、水平相当了得的票友。他在银行界、社会上带动一大批人捧梅，不仅在京剧艺术上，为梅兰芳出力指点，而且在经济上，常常不遗余力地予以资助。据说梅兰芳每当遇到经济问题，这位冯六爷都能出手相助，因此被封为梅党“老板”“钱口袋”。上世纪30年代后，冯耿光长住上海，梅兰芳经常去冯家，冯府就成为梅党在上海的聚集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还一直担任中国银行董事。

冯耿光对梅兰芳的扶持、关怀是多方面的，从经济资助、艺术创新到婚姻大事，都渗透着冯耿光的心血。解放后，梅兰芳说自己“一生的事业中受他的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

杨柏伟

杨柏伟：我遇见“财富”是在书里。前两年上海不少出版社都在忙着“搬家”，要从分散于市区的不同办公场所，统一搬迁到位于闵行区的世纪出版园。当时我在整理打包书籍时，从一本旧书中，偶然翻到了一张尘封已久的书签。从书签的图案和文字中可以判断，这枚书签应该是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宣传品，于是就拨通黄馆长电话表达了捐赠意愿。当时，黄馆长还把捐赠之事写成《捐物长宜放眼量》一文在“夜光杯”上发表，引起很大反响。见报翌日，我登门造访戴敦邦老爷子，老爷子手持报纸，喜出望外：“正巧，我从阿海文章里看到侬的爱心之举，我空时也要寻寻看，有啥银行旧物事可以捐给他们。”读书，淘书，还能有如此收获，何尝不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呢。

上海的金融记忆

《银行博物》：

上海金融行业的发展始终领全国风气之先，正如各位老师围绕“301”与“财富”所分享的，上海人天然与金融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许恰似那一日三餐，深深融入了上海人民的血脉之中，早已稀松平常而不可缺失。对此，各位又是怎么看呢？

戴敦邦：我出生在上海，没有离开过这里，上海的文化海纳百川，就像我喜欢的砂锅饭店一样，它的本帮菜，本身也是吸收了来自于苏州、无锡、宁波，甚至徽菜的特色，融合在一起。“301”勾起我的许多回忆。以前走在外滩金融街的时候，海关大楼的钟声时常响起。而且我记得以前上海当铺的柜台非常高，老底子穷人要踮起脚才能够得上柜台。

不管是做金融还是艺术行业，一定要牢记为人民服务。1979年的时候，我跟随中国美协到敦煌采风，被古人留下的画作深深折服，找到了毕生努力的方向。不久后，我特地刻了一枚“民间艺人”的印章，告诉自己：余生要为人民画画，要用中国笔墨讲述中国故事。我是个民间艺人，我的画不是为了得到财富或荣誉，就是为原著服务，画的东西要老百姓看得懂。同时，我是个中国人，我所有的一切都应回报祖国。我不是为自己画，也不是为某一个地方画，我想为老百姓画。

沈嘉禄：上世纪九十年代，工商银行上海分行邀请了五十多位作家写与银行之间的故事，并出版《作家与银行》一书，我也是其中一位。我认为，当年推出《作家与银行》非常及时，回头看二十多年前的文章，大家很敏感地看到了金融与老百姓的关系。上海是最早成立外资银行和民族银行的地方，上海人骨子里非常讲信用，而银行则在其中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多年来，银行带来的变化是极具颠覆性和戏剧性的，我非常有幸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金融发展和百姓生活的改变的见证人。

再说点金融和日常生活的小趣事吧。我最近在做的一道菜，叫“虾片汤”，这道菜与上海金融家也是颇有渊源的。虾片汤是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家厨子的拿手好菜，招待过各界名流。这个汤的做法是很讲究的。首先，把青岛对虾切成薄薄一层虾片，贴在大海碗的碗底和碗壁上，然后在碗底撒上些葱丝、姜丝、香菜末、胡椒面，倒上少许白兰地，再端来一碗烧得嘟嘟滚的老母鸡汤，“哗——”地往碗里一浇，那虾片就满碗沸腾，不仅碗里的虾片都烫熟了，而且满屋子都弥漫了白兰地和虾片的混合香味，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在家里尝试一下。

邢建榕：金融业的发展可以说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是离不开的。好多金融界的大事，还真离不开那张餐桌。银行家好吃、会吃，首先是他们有文化，或能吃出文化来；其次有财力，许多银行家雇了上海滩上的顶尖厨师，在家里请客，而这些厨师都有他们拿手的看家菜，例如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就喜欢在家里请客，解放后著名的“莫有财厨房”，在当时是李鸿章曾孙女婿沈京似的私家菜，几乎成为银行家们的“食堂”；再者，因为需要拉存款，或者有大佬需要向银行借钱，公私酬酢繁忙，多少事都是在餐桌上谈定的，自然练就了他们食不厌精的舌尖功夫。在上海市档案馆所藏银行档案中，我看见过银行家聚餐的一份菜谱，如果把以前银行家经常吃的菜谱加以收集，照此开发一套银行家食单，相信是很有吸引力的。这些银行负责人边吃边谈，其乐融融，席间敲定的几件大事，为近代中国金融业奠定了起步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效仿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上海外国银行公会，成立华商银行自己的上海银行公会，出版同业刊物《银行周报》，而上海无疑提升了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

杨柏伟：说到金融与民生的密切联系，我想从前面提及的那枚书签说起。当时那枚书签正面上方是剪纸风格的灯笼，祥云与和平鸽的图案，下方是美术字“祖国万岁，和平万岁”，背面上方是储徽图案，下面写着一段“韵脚诗”：“庆祝国庆，锣鼓喧天。五年计划，执行四年，胜利在望，快马加鞭，多快好省，贯彻全面。安排生活，克勤克俭，踊跃储蓄，力量增添。加速建设，幸福无边”。从这张书签的内容，可以推断这是“一五”计划执行到第四年，也就是1956年国庆节时候，人行上海分行制作的一张储蓄宣传书签。主要思想就是国家发展，离不开人民勤俭储蓄，以此增添建设国家的力量。如今已是“十四五”，60多年前那张小小书签承载的国富民强梦想，许多都已经成为了现实。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