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区域协同，对外开放，创新发展

21世纪经济报道见习记者孙燕 上海报道

2018年11月5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回首2018年至2023年，10月26日，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五周年研讨会暨2023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权衡用“可圈可点”形容五年来长三角一体化的成绩。

五年来，三省一市GDP占全国GDP比重基本保持在24%，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保持在36%左右。目前，长三角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和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已形成产业优势集群，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已集聚4万余台大型科学仪器、22台大科学装置、2377个服务机构和3180家科研基地。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站在新起点上，长三角如何在“一体化”中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区域协同

“按照木桶原理，整个区域现代化进程由短板决定，没有全区域的现代化，长三角一体化的目标就不能算达成。”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指出，长三角的二元结构问题较为突出：先发展地区要高质量推进现代化，仍面临环境和生态压力较大、土地开发强度普遍过高等问题；后发展地区要现代化跨越，仍缺乏内生的资源和动力，需要外力推动。

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中国式现代化基本进程中，洪银兴指出，后发展地区应补上工业化的短板，以工业化为先导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但不是接受先发地区的淘汰产业，而是更多融入先发地区的产业链。同时，先发展地区面对空间限制，也可把新项目落到后发展地区，把企业建在后发展地区，把产业链环节延伸到后发展地区。

权衡则建议，相比由比较优势决定分工，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应根据创新决定的区域竞争优势来进行产业分工和布局；由创新链条决定分工体系，进而形成价值链分工和产业链分工体系。

在洪银兴看来，长三角后发展地区产业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产业基础停留在机械化、电气化阶段，未完全进入信息化，更难往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发展高端产业没有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之分，贵州发展的大数据产业就是榜样，后发地区可以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来实现信息化跨越。”

城镇化率方面，权衡指出，根据2020年数据，相对于美国、欧洲、日本五大城市群城镇化率普遍超过90%，长三角地区的城镇化率为70.84%，长三角城市群为76.2%，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洪银兴进一步指出，从农民进城意义上的城镇化率来看，长三角先发地区已超过80%，但后发地区在50%以下，也有较大的差距。

对于长三角先发地区、后发地区构建一体化经济，洪银兴提出六点建议：一是创新一体化，二是交通信息设施一体化，三是绿色一体化，四是构建双向的“飞地经济”，五是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六是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

对外开放

长三角地区以1/26的国土面积、1/6的人口总量，为何能贡献近1/4的经济总量？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认为，一在于智力密集，二在于开放度高，三在于营商环境相对较好。

一体化的长三角，正成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高地。2022年，长三角地区的进出口总额达15.1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比重为35.8%。拉长时间线看，三省一市对外进出口总额自2018年以来增长了4.01万亿元，年均增速为6.38%。其中，2018年-2022年，浙江省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3.2%，全国占比由9.3%升至11.1%。

“以往外资是浙江的短板，目前浙江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量升至全国第5，对外实际投资规模跃升至全国第2。”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查志强指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目前已形成制度创新成果382项，其中全国首创113项，浙江也在全国率先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出台大力发展数字贸易的若干意见。

高水平对外开放首先是制度型开放。对于在长三角地区率先探索打造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新高地，查志强建议充分发挥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和进博会溢出效应、共同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深化长三角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合作、大力推动外贸新业态和新模式发展。“制度型开放，一定是以对内的制度改革带动对外的制度开放，以对外的制度开放倒逼国内的制度创新。”

从优化营商环境的角度，查志强建议为扩大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撑，并对标世界银行BEE项目关于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环境可持续贸易等评估新议题，加强创新政策研究储备。

周汉民同样指出，长三角要针对世界银行推出的营商环境新指标体系做好准备。“中国营商环境有多大的进步和提高，长三角责无旁贷；上海是世行指定唯一的中国参评城市，更是首当其冲。”

创新发展

无论区域协同，还是对外开放，都离不开创新。站在新起点上，“创新”也是与会专家的关键词。

创新要素方面，近年来，我国先后共批复4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其中，长三角有上海张江、安徽合肥两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集聚了大科学装置、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研发企业等创新要素。

创新流动方面，据统计，“十三五”期间，科技人才在三省一市跨区域流动达165万人次，三省一市间专利转移主要集中在新材料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生物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与世界级城市群对比，更高质量发展亟待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的创新能力。”权衡指出，长三角还要集聚更多大学、创新型企业，形成创新策源地。

围绕创新与产业，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曾凡银建议构建“源头创新——技术开发——成果转化——未来产业”的产业创新带。权衡也提出通过构建科技创新共同体，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三链合一”。

对于创新共同体，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指出，长三角地区跨界创新共同体还处于初级阶段，应利用社会、市场的力量建设创新平台，设立长三角产业创新基金。此外，要创新长三角公共管理一体化机制，以制度环境推动地方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