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 中国本世纪末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及其必要性、可行性问题研讨会成功举行

2023年10月25日下午，在中国人民大学立德楼1124会议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学会经济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共同组织社会学、人口学、管理学、国际政治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本世纪末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及其必要性、可行性问题”进行了研讨。

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王水雄主持。2022年我国新生人口不足1000万，自1961年以来出现了首次负增长。中国在世界人口的比重由建国之初的25%，下降到现在的不足19%，且仍有继续下降趋势。这种趋势非常不利于中国的经济社会运行和国际政治地位的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站在现在的时点展望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口发展战略，是一个亟须研讨的话题。

按照会议议程，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王勇博士，首先发布了新近完成的报告《中国应否设立本世界末20亿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王勇教授认为，站在整个国家和平发展以及“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缓慢增长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重，即现在的“不足19%”有必要维持，不宜再降。这意味着，如果到本世纪末，世界总人口维持在80亿左右的话，中国应该努力达成并维持15亿左右的人口；如果世界人口增长到100亿的话，中国人口应该同比例增长，达到19亿乃至20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些思路有必要成为明确的、国家层面的战略意识。

王勇教授根据自己的调研和分析指出：受新冠疫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前中国出现了严峻的少子化危机，几年内全国少生了大约2000万新生儿，是目前消费、就业不足的重要原因；王勇教授还特别强调，生育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来源，持续的少子化对社会思潮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但“危中有机”，补齐少子化的短板预示着巨大的生育红利。报告将中国的生育问题分为几个领域来把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都有不同的特征，各领域尤其是城乡之间有着充足的政策空间。只要党和政府有决心和明确的目标，让人口总量和相对规模维持在合理水平的方法很多、前景依旧光明。

王勇教授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调研中得到启发，当地是全国农业现代化最先进的地区，由于较早地放开了“一孩”政策，近年来人口依然自然增长，并没有见到内地农村大面积人去屋空的状况。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不是同一件事，农业现代化的用工会越来越少，但互联互通的乡村以人口发展为中心，完全可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富裕之路，并为城市的持续繁荣提供保障。中国广大的农村依旧存在着足够的生育“弹性”，一些简单的激励措施就会非常有效，比如生个孩子每个月国家给3000元，一直给到18岁，全社会即可释放出可观的消费预期和巨大的投资预期。而这些钱很快即可通过乘数效应转换为税收，进而实现全社会的持续繁荣。人以弘道，生生不息，人口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王勇教授提出，要以“人口年轻态”迎接未来，只有且完全可以在人口总量缓慢增长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目标。

▲王勇教授作主旨演讲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郑雄飞教授表示，王勇教授的报告论证中有理论也有数据，有很多学术对话。一些关键概念如“人口年轻态”等很重要。讲人口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人究竟是什么，只是数量吗？只是工具吗？其次，生育又是什么？它是人类繁衍问题，也是个体或者夫妇双方的权利问题。第三，低生育率是怎么形成的？它可能是伴随着资本来的。资本需要人口质量的提升，以服务于资本增长。这其中的许多问题需要反思。

▲郑雄飞教授作重要发言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杨菊华教授评论说，她非常认同生育对于国家、民族和家庭的重要意义，而当前我们的社会其实淡化了生育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尽管我们肯定已经回不到传统的生育模式了，但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生育水平。站在历史长河中看，在工业革命以前，还是“人口增值论”占据主流，把人当作“人手”，这是“人手论”。如今，虽然“人手”仍然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显然已经不是小农时代的那种重要性了。中国的人口总量一直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经济一直不发达，改革开放后发达了？印度人口很多，为什么经济没腾飞？显然，人口是基础性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人口质量还是很重要的。时代步入现在的工业社会，甚至是信息社会，我们当然也需要“手”，但是“机器手”很多时候可以替代“人手”。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种禀赋的流通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杨菊华教授还提醒说，近几年我们的育龄妇女每年减少470万左右，且还在持续减少。我们鼓励国民生育，不仅是钱的问题。除了经济成本以外，还有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今天的年轻人更多是在虚拟空间中交往，动员起来是很不容易的，文化环境也变了。此外，“人口年轻态”是人口结构的问题，人口结构不是简单地通过现在多生孩子就能解决的。

▲杨菊华教授作重要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马亮教授指出，需要注意，对于人口来说，不是说增长、加速、扩大就一定是好的，反过来不是说减少就一定是坏的。人口数量是否适合作为一个目标？经济增长是为了人，还是说增长人口为了经济？人口的多和少对于人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未来是不是仍然是简单的“人多力量大”的逻辑？人口规模对于国家竞争力，毫无疑问，当下是重要的。但这样一种基础上的国家竞争力是最优的吗？最优的国家竞争力可能是靠软实力，靠科技文化的发展。

马亮教授还说，鼓励人口生育不是个新问题，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全世界都很关注。有些北欧国家，新生儿爸爸的产假都能达到上百天。我们建设生育友好型城市，首先要问妇女要不要生。欧美的华人社会，基本是生一个、两个，很少生很多的。我们单纯给钱，能发挥多大作用，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放开国门，让外面的人进来，是不是也是解决问题之道？具体而言，我们要选什么政策工具？全世界都是白花花银子出去，很难奏效。生育友好型城市，一定是让人有稳定预期的。如果政府公信力让人不放心，从国家层面形成一个让人觉得长期稳定可信的政策就很难。现在是早结婚、早离婚、多离婚。国外的情况是，早生育，早变单亲家庭。而我们现在对事实婚姻的认可还很不到位。

▲马亮教授作重要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与人口学院李婷教授分析：从对七普数据的挖掘来看，2010-2020年，高教育水平的群体生育率没有下降，大部分的生育率下降来自曾经的高生育群体。2020年，北京市的户籍人口生育水平已经高于流动人口生育水平。中国是个反差很大的二元社会，城市和农村的生育意愿、生育文化是割裂的。在农村，更多受制于生育成本，其压制力比我们想象更大。这意味着，在农村，给钱应该还是能生的；但是在城市就要打个问号。此外，在中国生育的前置条件是结婚。日本和韩国的婚内生育率是远高于中国的，但是日韩的不婚水平远高于中国，这导致了它们的生育率的整体偏低。如果日本有中国这样的结婚率，生育率将达到2.1以上。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的不婚率上升，生育也许更低。现在中国年轻人早婚的成本非常非常高。人们问问题的方式都变了，以前是：“你怎么还不结婚？还不生孩子？”现在，很多年轻人问的是：“为什么你要结婚？为什么要生孩子？”

李婷教授说，所有政策的出发点应该是以人的发展为目标，归根结蒂是人的发展问题。1974年，西方在罗马尼亚开了人口大会，要求中国、印度控制人口。当时，印度提出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而中国则实施了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出台政策的时候，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掉到2.1左右了。就现在的现实情况来预测，如果现在生育率马上回到2.1，中国人口还会持续负增长直到本世纪末。换个思路看，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人脑论”。很多时候“人脑”不在规模，而在于发展和激发人的创造力。

▲李婷教授作重要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孙龙评论说：如果20年前，说计划生育要废除，大家都会很震惊。王勇教授的研究站在国家层面来看问题，很有想象力，值得讨论。人口和国家发展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王勇教授认为人口发展本身是内生动力。以往我们更多强调，人口迁移和国家发展的动力有联系，但人口规模无疑也很重要。目前，世界大国中，只有美国和印度的人口在增加。有人预测，到2050年，美国人口将是日本的4倍，俄罗斯的4倍。当年联合国向全世界推广计划生育，其他国家都没有压下去，只有中国压下去了。现在来看，为什么联合国人口基金要推计划生育？是不是也有一些国家的国家竞争力的考量？现在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一些地方有试点，可以再多加研究。

▲孙龙研究员作重要发言

王勇教授最后发言回应了大家的问题。说：中国的人口理论不能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人口的生产是物质资料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前提和基础。我们的文化建设如若不能有效地与生育结合起来，就会没有“底气”。令人遗憾的是，“中华母亲节”的政策建议提出快20年了，据说有领导批示了3次，可至今石沉大海。国家制定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如果持续少子化而国家又不干涉，大量财富会化为泡影，经济被迫“缩表”。“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难以想象共同贫困是什么结果。中国14亿人的消费能力已成为工业强国、数字经济以及“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基石，一旦失去，后果同样难以想象！在回应李婷教授提出的即便总和生育率马上回到2.1“中国人口还会持续负增长直到本世纪末”的问题时，王勇教授强调：人口的循环是整个社会循环的基础，人口增量最重要的两个指标：初婚年龄和生育间隔中国都有调整空间。比如法定结婚年龄恢复到1980年以前的“男20女18”是可以考虑的，早育、多育后的母亲上大学采用高考加分制度等等，都是直接有效的办法。

王水雄教授最后做了简短的会议总结。他说人口和社会与经济一样都有周期问题。有些周期是历史因素、人为因素造成的，国家需要去积极、快速地面对，特别是要在改变社会文化上有所作为，平抑过度的波动与风险。人口问题是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认真思考，积极讨论。

▲王水雄教授作会议总结

文章来源：人大国发院

微信编辑：张菁菁 张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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