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缴翼飞 实习生 黄婷婷 北京报道
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对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形成了重要支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2107亿元,同比增长6.8%,前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3.2%,拉动GDP增长4.4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4.8%。
10月25 日,“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6期:中国经济新观察——国际变局与增长约束”在北大承泽园举行。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赵波在会上指出,“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此消彼长的规律,在疫情期间,消费受到抑制,投资发挥了更主要的作用;疫情结束后,消费复苏,投资对GDP的贡献变弱,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度创下新高。
图: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赵波
“前三个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在依次增加,但这是不可持续的,当所有的生产活动走向正轨之后,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自然就会下降。”赵波表示,当前消费有所回暖,但短期内仍有制约因素,其中之一便是由房价、股票带来的负向财富效应。而长期来看,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在长期会不会继续上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进一步改善资本和劳动的收入分配、能否进一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这两个因素。
短期消费增长仍受房地产风险制约
“房屋资产是居民资产端最重要的资产。”赵波表示,中国居民的金融资产相对发达国家来说比较少,而且停留在比较少数的非股票类资产,也就是说房产是绝大多数家庭所持有的最重要的资产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房地产信贷平稳有序投放,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也在不断上升。赵波介绍,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2004年的不到18%上升到2021年的56%。按利率4%计算,2021年存量房贷利率支出相当于住户部门总收入的2.2%。
但是自“三道红线”标准出炉后,房地产投资、土地价格、房地产的交易量均在下降,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的价格也全面下跌。房贷利率超过住房收益率,也超过了其他股票资产的收益率。
“这意味着对老百姓而言,房产不再是一个好的可投资资产选择,因为它的净投资回报是负的。”赵波说。
在此背景下,房地产的低迷也影响到了消费的增长。赵波指出,一方面,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用于减少房地产贷款的负债,减少了消费的可能;另一方面,作为居民财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资产,房价下跌对于居民的消费有着负向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降低存量房贷利率成本,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已于今年8月底发布了《关于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存量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借款人可向承贷金融机构提出申请,由该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置换存量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新发放贷款的利率水平由金融机构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确定。
但在赵波看来,这种再融资的行为往往有时间上的滞后。“国外的研究发现很多住户并不会理性地根据市场利率去申请,哪怕有着很大的获益。”
此外,居民预期收入风险的不确定性也制约着短期消费的增长。赵波认为,消费者对于未来的收入信心仍然不足,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对于年轻的购房者而言,面临着收入风险和房价风险两重打击,使得他们有很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减少了消费。
“要想维持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促进居民收入增长是关键。”对此,赵波建议,政府的财政补贴可以更有针对性地直接补贴到家庭端,比如给家庭更多的税收减免。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如果契税、交易税、资本所得税等都可以减免的话,可以减轻家庭的税收负担,极大程度上释放家庭的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影响长期消费增长
赵波指出,今年消费的高贡献率,除了受经济复苏回暖的影响外,也与去年同期疫情造成的低基数有关,在目前投资与外贸占比下降的共同作用下,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4.8%。随着各类社会经济活动走向正轨之后,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有所下降。不过,消费的确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大概在2018年前后,消费对经济贡献占比逐渐稳定在60%~70%之间。
而对于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在长期会不会继续上涨,赵波指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全体收入的比重。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分配。
赵波指出,劳动收入的占比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企业的垄断力强、市场份额高、积累大量未分配利润;劳动者在生产过程当中,不断被廉价的资本所取代;政府的税收收入没有通过转移支付及时转移到老百姓的手上,而是通过间接的手段来影响经济。
“这三方面因素都可能会使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进而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如果资本的收入是由市场规律、自由竞争带来的,倒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如果有部分市场缺失的地方,比如对于垄断的监管、对于教育的投入不足,造成大量的低技能劳动者被迫被资本所替代,就值得重点关注。”赵波表示。
此外,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因此,赵波认为,城乡收入差距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居民的收入分配。
“2008年以来,城乡的收入差距在不断减少,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到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0%左右。”赵波谈到,自2014年之后,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从宏观数据上表现为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平均收入的差距在缩小,今年亦是如此。
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速快于城镇居民。数据显示,9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3985亿元,同比增长5.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841亿元,增长6.3%。1—9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96410亿元,同比增长6.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5697亿元,增长7.4%。
赵波表示,这主要是由于农村整体收入比较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所以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会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
对此,他建议,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从更大范围内减少对于不同户籍的差别待遇,真正做到统一的劳动力要素市场,这将进一步提升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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