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或成为必选项，机构如何未雨绸缪？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郭晓洁 实习生姚佩仪 广州报道

随着中国绿色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绿色金融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在近年来逐渐受到各机构的重视。

据悉，中国最早于2020年开始试行环境信息披露工作。三年来，部分试点地区环境信息披露工作得到了快速发展，披露机构覆盖范围得到大幅度提升。

那么近年来，国内外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实践情况如何？环境信息披露工作如何影响绿色金融发展？哪些城市环境信息披露工作可圈可点？如何提高环境风险压力测试和环境效益测算的准确性？

日前，南方财经《绿金圆桌派》栏目以“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实践”为主题，邀请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中财绿指首席经济学家施懿宸，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副总裁、技术服务事业部总裁周璐和安永大中华区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服务合伙人李菁直播连线，就环境信息披露的实践情况进行了探讨。

受访专家认为，从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的发展进程晚于部分发达国家，但近年来中国的环境信息披露进程在加快。尽管国内外在环境信息披露的关注重点和具体实施路径上存在差异，但如何准确计算金融机构投融资活动所产生的环境影响是业界共同面临的痛点。

可以预见，未来将有越来越多城市将环境信息披露列为强制选项。对此，受访专家建议推动各地采用统一的方法学及测算口径，并引入第三方对环境信息进行数据鉴证，倒逼金融机构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留给机构准备的时间不多了”

回顾国际国内关于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发展历程，施懿宸介绍道，国际环境信息披露工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国际上关于环境信息披露架构与信息管理以TCFD出具的环境信息披露建议为主。

相对而言，我国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

2020年，人民银行指导率先推进环境信息披露试点工作；2021年，人民银行《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正式发布。

目前，全国已有多个地市开展了环境信息披露试点工作，其中深圳于2021年出台了全国首个《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经过过去三年的发展，披露机构数量已超160家。

施懿宸表示，与国外更聚焦气候议题，更重视气候风险带来的风险与机遇相比，我国在环境信息披露领域聚焦议题的较广，包括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等，且更聚焦于环境效益的测算准则，统计数据的可靠性等具体实践。

“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国绿色金融市场处于全球领先位置，环境信息测算工作也做得比国外更具体和扎实。”施懿宸说。

随着实践的深入，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也在改变着绿色金融的发展趋势。

周璐介绍，近年来，在信批工作的推动下，金融机构更明确了发展绿色金融的方向，并积极完善绿色信贷政策、创新设计绿色金融产品。同时，环境信息披露加强了金融机构与国际金融领域利益相关方的交流合作。在信批工作推进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收集整理与分析水平有所提升，并愿意通过第三方帮助达到更高品质的环境信息披露。

具体到深圳，周璐认为，深圳开展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带来的最大的影响是推动了绿色项目落地与企业低碳转型。据统计，今年第一季度深圳绿色贷款余额超7400亿，有效地推进了城市低碳化进程。

尽管目前银行业发布环境信息披露报告的数量占比较高，但环境信息披露工作也在推动其他类型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

李菁向记者表示，由于保险、基金等行业资产负债结构与银行差异较大，产品线相对丰富，环境效益测算相对复杂。尽管不同类型机构在信披方面都有各自的痛点难点，但监管的趋势必然是不断提升信息披露要求，留给机构的准备时间不多了。因此，对于目前还未实施强制披露的地区，金融机构应尽早未雨绸缪。

范围三及风险压力测试准确性是痛点

尽管越来越多金融机构开始重视环境信息披露工作，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金融机构在实际操作中仍碰到不少难点痛点。

施懿宸表示，目前的法律机制下，金融机构开展信批工作最大的痛点之一范围3，即投融资活动所导致的碳排放的准确核算。金融机构作为服务业，范围1和范围2数值相对较小，但范围3的准确测算成为保证数据质量和避免漂绿的关键。

在目前已经在试点的地区中，即使是已经进行强制披露的深圳地区，也并未强制要求披露范围三的数据。但在未来，披露范围三的强制披露是必然趋势。对此，施懿宸建议金融机构应尽早依托第三方服务公司的力量，提前做好系统性的测算准备工作。

除了范围三的准确测算外，环境风险压力测试的准确性也是受访专家关注的重点。

施懿宸表示，压力测试能够帮助金融机构在做投资决策时更好地规避风险，但这也是目前环境信披数据准确性的另一个痛点。

周璐介绍，“目前，国内外金融机构在环境风险压力测试路径上主要有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以及基于金融稳健性指标做逆向压力测试这三种。”

其中，敏感性分析需首先充分识别如碳价等影响项目最敏感的环境因素，再将多个影响因子放入测算模型，评估金融机构对项目投资的回报和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情景分析法是目前机构较常使用的方法，即假设在不同的政策背景或减碳目标下等情景下，评估机构资产负债与损益的表现。

而在第三种路径中，通过固定和监测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率、投资盈利能力等金融稳健性指标的情况下，确定导致金融机构资本耗尽或破产的最严重的环境风险情景，从而进行逆向压力测试。

周璐建议，金融机构应对其发放的贷款、债券等分行业、分领域进行压力测试，进而开展分类风险管理，通过量化分析对内建立起预警机制。

基于上述三种路径，李菁认为，为从技术层面提升信披的准确性，金融机构必须关注承压对象、压力因子等因素。

“金融机构所选的压测行业和压测对象存在差异会影响其投资决策、风险、结果和回报。目前我国控排行业整体排放量占比超七成，因此金融机构要重点关注控排行业企业的承压能力。此外，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提升，因此物理风险压力因子的选取也十分关键。”李菁说。

第三方机构鉴证将倒逼机构完善披露效果

在受访专家看来，提升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金融机构从顶层设计、组织架构、内部管理、风控系统、业务前台等多个维度共同赋能。

而国内绿色金融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施懿宸认为，结合其他国家的信息披露经验，当前最应该推动第三方对环境信息数据做鉴证。

“环境信息披露报告不是作文比赛，定量分析才是报告的关键所在。第三方做鉴证报告能很大程度上确保环境信息数据的真实性，并倒逼金融机构改善披露效果。”施懿宸说

其次，施懿宸认为，披露口径和参数的一致性也是下一步工作改善的重点。“目前《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等文件虽尚未公布具体的方法，但给出了压力测试必要性的信号。我认为制定明确的标准和方法学，确保参数和口径一致，才能保证压力测试结果的可比性。”施懿宸说。

此外，为提升机构在数据获取方面的效率，施懿宸还建议企业和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和AI技术，减少统计数据上的人工成本。

李菁则从“搭建管治架构，加强风险管理，创新金融产品，提升信披水平，扩大品牌宣传”5方面，对金融机构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提出了系统性的建议。

李菁认为，尽管提升环境信息数据技术水平是当前金融机构关注的重点，但事实上环境信息披露报告只是一个载体，并反映了机构的内部管理水平。因此，机构应当首先重视内部管理。“我建议金融机构以终为始，首先在管治架构高度上提升对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在机构高层设立专门的工作委员会和管治小组，为机构制定清晰的发展方向和落地的方案。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各个职能部门更清晰准确地落实战略，提升信批水平。”李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