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冰岛央行史上首位外籍央行行长伊加德：发达国家从金融危机中吸取足够教训了吗？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郑青亭 北京报道

“增长的一面是经济力量，另一面则是隐藏的风险。”回顾2008年的金融危机，冰岛央行史上首位外籍行长斯凡·哈拉尔德·伊加德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这样说道。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使远在千里之外的小国冰岛成为首个濒临破产的国家。在危机前，冰岛曾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位于欧洲第六位。而在危机爆发后，冰岛三大系统性银行相继倒闭，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崩溃，失业率半年内激增三倍，几乎无人能幸免于难。

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正酣之时，曾任挪威财政部副大臣的伊加德空降冰岛，接过了冰岛央行行长的重任。在他的领导下，冰岛虽然受创最深，却复苏最快，金融系统恢复稳定，债务水平远低于危机之前，成为第一个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计划的国家。

时至2023年，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似乎已经远离人们的生活。但每当人们评估各种金融风险时，仍不免要将15年前的那场危机拿出来当作参照系。

伊加德以亲历者视角和宏观视角在《在风暴中心》一书中复盘了危机前兆、爆发、应对措施与经济复苏的进程。他相信，在某种意义上，冰岛的经历也是在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事情的缩影。冰岛的经验可以帮助人们在遇到新的冲击时，了解可以利用的优势、脆弱性和政策选择。

他指出，在所有举债过度的案例中，2008年的冰岛当属最极端的泡沫经济。在经济繁荣的表象背后，冰岛的债务杠杆和风险承担出现了惊人的扩张，其三年的信贷累计增长率在2006年达到了97%的峰值，严重的金融失衡使得危机的到来无可避免。

在伊加德看来，金融危机的发展通常有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债务急剧扩张，第二阶段是流动性危机的出现，第三阶段是市场陷入困顿，资产价值暴跌；第四阶段是恐慌情绪蔓延，投资和消费信心受挫；第五阶段是危机蔓延到国家财政。

他在书中指出，在第一个阶段，很少有人会留意到过度举债的迹象，也很少有人会关注到经济过热的红色警示灯已经在闪烁，而真正着手去做点儿什么的人则更是凤毛麟角。“但真正的情况是，由于债务过量及偿债成本过高，金融危机的祸根已经埋下。”

“这样的周期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里、一场又一场危机中重演。”他说，“有时经济体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走完所有五个阶段，有时只需要几个月。”

他认为，从今年年初的硅谷银行事件可以看出，发达国家从当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更加重视政策行动的协调，也对风险更加警惕。但与此同时，它们吸取的教训也还不够，债务水平还被允许大幅提升，特别是私营部门，对于解决银行危机也仍然缺乏好的机制。

每场金融危机都有五个阶段

《21世纪》：2008-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十多年了。回首过去，你怎么看这场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

伊加德：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给一些OECD国家带来了深深的伤痕。时至今日，它仍然是人们在衡量风险事件影响时的参照标准。当年那场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随后又因雷曼兄弟的倒闭而加剧，最终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正如我在书中写道的，每场危机都有五个阶段：首先是债务的增长，第二是流动性匮乏，第三是市场陷入困顿，第四是信心的崩溃，最后是国家预算危机。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说，全球金融危机也引发了欧元危机、债务问题等等。如今，有些国家仍然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比如希腊、意大利等。

《21世纪》：基于各成员国对欧元危机的应对，欧盟的团结性是被巩固了还是削弱了？

伊加德：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欧元危机不能说是彻底解决了，但至少缓解了资本市场的紧张。因此，我觉得，实际上今天欧盟更加团结了。当2023年初美国银行业出现动荡时，相关国家的央行立即聚集在一起，并表示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如果不解决的话，大家都知道它将对更广泛的体系产生影响。因此，与2008年相比，如今，各方做出了更加协调一致的反应。在我看来，如果没有经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21世纪》：疫情爆发前，全球经济是否已经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你是否同意拉里·萨默斯关于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停滞的观点？

伊加德：我同意这个方向，但这不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几乎有不同的因素同时发挥作用，其中之一是债务水平急剧上升、抵押贷款危机、随后的经济崩溃，以及欧元危机。但欧元危机的主要因素是这些国家在零利率环境下借了太多的钱，而且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险。我认为，停滞确实正在发生，但这主要是因为创新不足、生产力增长乏力、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不够造成的。

作为外来行长没有思想包袱

《21世纪》：让我们谈谈您作为冰岛央行行长在应对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从内部人士的角度来看，小小的冰岛是如何意外地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中心，以及此后该国如何比大多数人预期更好地应对了危机？

伊加德：冰岛是一个小国家，但它有一个很大的银行部门。当时，在全球十个最大的违约行为中，有两个就发生在冰岛。在2008年危机中倒闭的前十大金融机构中，有三家就在冰岛。这些都说明银行体系规模和国家国土面积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就像瑞士一样，虽然国家很小，却有庞大的银行系统。

当时，冰岛的资本市场上有大量的玩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冰岛内部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雷曼兄弟倒闭后，冰岛的银行是之后第一批倒闭的银行。但同时，冰岛也是唯一允许本国系统性银行倒闭，这也让一切变得简单。事实上，这个国家也遭受到严重损失，也让事情变得简单，它以非常快的速度实现了复苏。

《21世纪》：作为冰岛央行史上首位外籍行长，你会如何描述您当时的经历？

伊加德：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的回忆有好有坏。不好的一方面是，我几乎是从挪威空降到正处于危机中的冰岛，当时那里满目疮痍，到处都是问题。但好的一方面是，我没有任何历史包袱，我对于冰岛发生的问题没有任何责任。因此，作为行长，我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处理问题上，而不需要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做出解释。

实际上是这是危机管理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经验，适用于更广泛的领域。任何机构一旦崩溃，工作人员都会疲惫不堪，他们都在反复思考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发生等，一半的心智能力几乎都被封锁了。而我有幸没有因此精疲力竭，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即将到来的事情上。我声明过，我不会花一分钟时间就我在任期间发生的事情向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所以直到现在我才写了一本书，真正讲述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在一页纸上提出25个行动点

《21世纪》：你刚到任时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是怎么决定处理危机的优先事项的？

伊加德：我在一页纸上提出了25个行动点，通过这些举措让实体经济重建平衡。我们从最核心的领域开始：宏观经济调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国家债务管理。然后，加上了两个额外事项：重振银行部门，以及解决企业和家庭的债务危机。

在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层面，我们必须降低因冰岛克朗疲软而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由于没有进一步的资本流入，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能够增加出口并减少进口的计划。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短时间内执行25个举措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我认为这也是真正可以做到的学习。每次有人告诉我，这太多了的时候，我就会说，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只要我们可以实现高效的管理和动员。

我们面临的最直接的挑战是，即使我在一切都崩溃了之后才来，但最坏的后果可能还没有到来，事情一天天变得更糟——货币仍然疲软，破产的银行不断增加。压力是当时最大的挑战。

《21世纪》：在危机期间，你采取了哪些非常规措施？

伊加德：我们当时采取了很多创新措施，我将其写在书中。其中之一就是，银行重组都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银行的分裂方式，我没有参与其中；第二阶段时是重组委员会做的事情，我们很快就给予债权人银行所有权，并将债务转换为股权，这使得银行在一夜之间变得非常强劲。

此外，我们还采取了一些与IMF的方案相反的措施，我充分利用了我在私营本部门的经验。比如，我们对每家银行的现金流和债务彻底摸底，以判断它们的运营状况。作为央行，我们还在二级市场上回购了大量冰岛克朗国债，这在当时让IMF感到大为震惊。

中国应努力提高资本生产率

《21世纪》：中国成功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最严重影响。你会如何评价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应对？

伊加德：从某种意义上说，受伤最严重的是那些在资本市场和贸易流动等方面融入全球经济最深的国家，而当时的中国融入程度还十分有限。此外，中国受到的影响较小也得益于政府强大的财政能力、稳健的银行体系以及稳健的经济表现，这些都是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防线。

《21世纪》：当前，中国经济也面临一些下行风险，特别是房地产行业。你认为中国存在系统性风险吗？

伊加德：这不是我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许多要素仍然非常强劲，而且通胀水平很低，可以有更大的调整利率政策的空间。政府的财政收支也比较平稳，经常账户还有盈余。

我认为，资本生产率太低对中国长期增长构成了挑战，这是因为大量的投资在地方政府主导下效率很低。中国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正在通过提高利率努力建立更好的资本纪律，因为这将给一些行业带来压力，特别是房地产行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这样才能保持较高的增长轨迹。

但中国的优势是，如果走得太远，中国有能力扭转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宽松政策及时调整。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

《21世纪》：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做出了很多改变，也通过了多部相关法律，并做出了很多承诺。在你看来，发达国家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吸取了足够的教训吗？

伊加德：还不够，我想说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他们更加重视我之前提到的政策行动的协调，也对风险更加警惕。所有央行现在都对要做什么更加明确，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认识也高了很多，这体现在今年早些时候的硅谷银行事件上。但与此同时，它们吸取的教训也还不够，债务水平还被允许大幅提升，特别是私营部门，对于解决银行危机也仍然缺乏好的机制。

应充分认识银行监管的双重职责

《21世纪》：关于如何改善银行体系监管有什么想法吗？

伊加德：我认为尤其重要的是银行监管的双重性。一方面，你可以与财务监管机构进行微观审查，对账簿进行审计并确保支持业务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你还要有宏观审慎，反思宏观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及时给经济号脉、测血压。第二部分已经有所改善了，但我认为它仍然有改进空间，我们需要对经济周期有更好的把握。

对银行而而言，这就涉及到了资本缓冲区大小的问题，银行既肩负着给企业放贷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任务，也需要确保资本充足以确保金融稳定。因此，我们必须及时了解经济状况，并能够迅速采取行动。

《21世纪》：如何评价美联储在应对硅谷银行动荡时的表现？美联储强行兜底是否会造成道德风险？

伊加德：我的总体印象是，如果银行所有者在情况良好时通过承担风险赚了很多钱，而在情况不好时不承担负担，这就是道德风险。但从银行治理的角度来看，如果银行陷入硅谷银行事件那样的风险，所有权和股权的价值就会被削减。因此，在我看来，美国和瑞士等当局采取了非常果断的行动，避免了风险的蔓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适当的。

在我看来，私营部门是真正应该质疑的。硅谷银行声称将先进技术和数据分析应用于金融服务领域，却酿成了这场金融风险，这是怎么发生的？实际上，真正的道德风险存在于资产管理行业，特别是私募股权基金。

IMF或低估全球金融不稳定风险

《21世纪》：IMF在最新《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警告，如果央行利率长期保持较高水平，全球约5%的银行将面临压力，而如果全球经济进入滞胀期，另外30%的银行将面临压力。你对此有何评论？

伊加德：在某些方面，我觉得他们描绘的图景有点过于乐观，这就是预测宏观经济前景的意义。一方面，利率上升可能加剧金融系统脆弱性，但另一方面，它还可能带来恶性周期的后果，比如，随着银行客户陷入经济困境，银行也会遭遇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挪威发生银行业危机时，我在担任挪威财政副大臣。当时，银行贷款一半是为家庭提供的，另一半是为企业提供的。银行对家庭业务没有太大影响，但对企业放贷业务出现了12%的损失，使得总投资组合出现6%的损失，这使得所有挪威主要银行陷入违约。

正如我之前所说，很多大型部门有太多债务，包括房地产、收购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特殊的资产管理机构。虽然并非所有银行都面临这些风险，但我预计有些银行的风险相当大，随着加息过程的继续，这些银行将面临挑战。

因此，货币政策机构面临的挑战是，常规做法是首先提高利率来对抗通货膨胀，其次要降低失业和拉动增长，最后是确保整个金融系统的完整性。而随着货币政策的不断收紧，风险事件就会发生。而当这些事件发生时，政府和央行就必须要做好应对准备，处理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