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苏州合肥“组团升级”，长三角赢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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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特大城市的名单仍在持续拉长。

根据住建部最新发布的《2022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城市增加至10座，分别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成都、天津、东莞、武汉和杭州。

在500-1000万人区间的城市为9座，分别为西安、郑州、南京、济南、合肥、沈阳、青岛、长沙和苏州。按照现行分类标准，两类城市分别为超、特大城市。

与2020年统计局根据七普数据公布的超、特大城市名单相比，武汉、东莞、杭州成为新入围的超大城市，合肥、苏州则为仅有的两座新晋特大城市。其中，有三座城市来自长三角省份。

去年，长三角人口增长面临两极分化。一方面，江苏、浙江两省的人口机械增长居于全国前三，安徽也位居第五，对省外流动人口仍有极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自然增长量则跌破50万，与往年相比规模几乎“腰斩”。超、特大城市的迅速成长，则绘制出了长三角城市人口的另一个切面。

需要说明的是，住建部与国家统计局数据存在出入，并不能完全作为超、特大城市的评价标准，但也能提供城市人口发展趋势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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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杭州晋升超大城市，继上海之后长三角第二座超大城市“破土而出”。

对于升格为超大城市，杭州一直不乏期待。今年9月，杭州发布“十四五”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其中就特别提及，杭州位于中国特大城市首位，正处于跃升超大城市“临界点”。而在更早发布的人口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杭州也预计，到2025年城区人口总量将突破1100万，达到超大城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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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不久前，杭州本地媒体调研指出，由于业内认为超大城市与国际上定义的“国际大都市”意义相仿，向超大城市迈进，意味着杭州距离“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再近一步，城市也将聚集更强大的经济和产业实力，提供更多更好就业机会、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同时，这一步更意味着，杭州在与同类城市的比拼中有了新的坐标。

事实上，在长三角城市中，杭州一度并非超大城市的有利“候选”。2016年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曾勾画了一个城市金字塔体系，其中，紧随超大城市上海之后的是，被定位为长三角城市群唯一“特大城市”的南京，而杭州则仅与合肥、苏州同为“I型大城市”。此消息一出，“杭州不如南京”的声音四起，如何摆正杭州位置一度引发热议。

有分析认为，杭州与南京的最大差异在于区划，南京已实现全域市区格局，而杭州仍辖下两县两县级市，分流部分城区常住人口。就在此后一年，杭州临安撤县设区设区，带动近60万人纳入城区杭州市区范围。到去年，南京城区人口数量为699.31万人，已被杭州拉开差距。

除重构区域内城市关系外，杭州也迎来与区域外高能级城市“同台竞技”的机会。

与长三角相比，人口基数更大、分布更为密集的珠三角地区，在超、特大城市的数量上一直更有优势。根据202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信息，珠三角仅超大城市就有广州、深圳、东莞三座，以及佛山一座特大城市。

按照住建部此番公布数据，长三角超、特大城市将达到5座，实现对珠三角的反超。其中，杭州更是与广、深处于同一梯队。

问题在于，杭州如何与两座城市正面竞争？

从过去几年的人口增长情况来看，尽管杭州人口增长在少数年份快于深圳，但总的来看两市人口总量差距不断拉大。到去年，在自然增长率走低等因素的影响下，杭州常住人口增长率仅为1.41%，尽管跑赢全国大盘，但仍是多年新低。

事实上，在引人方面，杭州已展开新一轮布局。今年3月，杭州发布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将落户门槛进一步放宽至大专35周岁以下缴纳社保即可落户，同时放宽投靠落户政策。

就在不久前，杭州还对外透露，杭州都市圈规划获得国家批复，外界看来，这将推动杭州在人口等方面的资源凝聚力，提升在更广阔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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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杭州，在苏州和合肥迈向特大城市的过程中，城市格局的影响更加明显。

就在不久前，“苏州发布”官方微信公众号曾发布一则“情况说明”，对“苏州工业园区并入姑苏区”的不实信息进行辟谣。但与此同时，其向外界传递一则更为重磅的信息：由于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城乡分类代码进行调整，苏州工业园五个街道纳入主城区统计，若以此来计算2020年七普数据，苏州城区常住人口将达到512.51万人。

换句话说，得益于统计口径调整，苏州今年大概率也将正式成为特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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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与此类似。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调整后的城乡分类代码，合肥下辖的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个园区的大部分街道，调整后也被纳入城区人口统计范围，尽管尚未公开信息披露调整后的数据，但合肥无疑将面对与苏州类似的“升格”机遇。

而即便不考虑统计调整因素的影响，苏州、合肥城区能级增强、“向心力”提升，对城区人口的增长无疑具有推动作用。

与大部分珠三角城市相比，长三角城市县域经济更为发达，以乡镇企业带动的城市发展模式下，大量资源散布在城市的周遭区域，中心城区发展相对较慢，“小马拉大车”的情况普遍存在。

以苏州为例，其下辖的常熟、张家港、昆山、太仓四个县级市，其去年各自城区常住人口之和相当于苏州城区常住人口的超过40%，大大降低了苏州城区人口集中度。

县域经济仍是长三角城市发展的“制胜法宝”，但中心城区已愈加成为各市着力的重点，一种更加协同的发展模式在各地加速探索。

此前，在尚未“升格”之际，苏州就已提出“按千万级人口特大城市的定位”，以“大苏州”思维加强市域统筹和总体谋划。

自2021年开始，苏州频频提出“全域一体化”，构建起主城区与各县级市之间的“45分钟市域交通圈”，构建各类板块间的合作平台和载体。通过提升中心城区的统筹能力，推动全市“攥指成拳”，合力提升全市发展能级。

反观合肥，10年前也曾有过“大合肥”的发展畅想。眼下，随着合肥因“政府风投”而实现产业能级的提升，城市格局也将面临新一轮重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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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登顶”，苏州、合肥“撞线”，还不足以构成长三角城市人口增长的全貌。仍有后备城市也跃跃欲试，向超、特大城市进发。

一直稳坐特大城市“宝座”的南京，正是处于转身关键期的代表性城市之一。但略显尴尬的是，南京正面临一个“标兵已远、追兵渐进”的局面。

与杭州类似，在“十四五”规划中，南京提出将在五年内从特大城市走向超大城市，并推动城市格局和能级跃升。然而，对比“连跳两级”、迅速实现向超大城市“蜕变”的杭州，原本定位更高一级的南京，反而陷入“落后”局面。

根据住建部公布的数据，2019年，杭州、南京两市的城区常住人口数量分别为682.2万和671.4万，仅有10.8万的差距。然而到去年，该差值已扩大至302.8万，距离超大城市，南京尚有300余万的距离。

在努力向杭州“看齐”的同时，南京还面临合肥再度反超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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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南京常住人口为931.47万人，而合肥则已经达到936.99万人，实现对南京的超越。进一步对比两市10年间的人口增量，南京增长的131万人更是不敌合肥的191.44万人。

数字转变背后，更引人担忧的是南京人口吸引力的变化：比起因产业选择不同而长期被“老对手”杭州领先，原本因对安徽的吸引力被称为“徽京”的南京，“阵地”也正在被合肥“抢回”。

有报道指出，南京人口吸引力落于下风，落户门槛高是主要原因之一，本科落户的要求一度高于深圳，在新一线城市中也属门槛最高。在杭州出手近半年后，南京不久前也降低落户门槛，提出“35岁以下大专学历缴纳社保即可落户”，重新拉平与杭州“争夺”人才的“水位线”。

但这只是第一步。回顾杭州和合肥一路追赶的过程，产业仍是吸引人才的关键要素。杭州因阿里巴巴带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人才聚集；合肥更通过“政府风投”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如今收获人才“果实”。

此前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邹一南曾分析指出，多地落户新政的推行将有助于长三角区域内人口要素、劳动力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并加快推进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换言之，随着人才流动洼地被加速磨平，人才流动也将更取决于城市的产业研判和选择，以及和人才的适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