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往何处去？

2022年，我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时又是中国步入人口老龄化加速阶段的第一年，即中国第二次婴儿潮始于1962年，按国家对人口年龄段的定义，该年出生的约2500万人口已成为老年人口。本文将从中国人口总数和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中国人口在三次产业中的流动特征和区域间人口迁徙的趋向这三个维度来揭示新的人口格局演变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转型及合理的政策选择。

主要内容

1. 数据质量影响人口预测：部分生育数据可能被低估，长期看总和生育率不断下移，至2050年降至1.2左右，但过程有所反复，出生人口至2032年前仍能维持1000万以上。

2006-2020年的年度出生人口数可能被低估：由于引入了大数据技术来辅助和校验，“七普”的数据质量被普遍认为较高，“七普”中0-14岁年龄组人口为2.534亿，而此前十五年公布的年度出生人口数加总后共2.405亿，两者相差约5.4%。

近年来的生育率数据可能受放开二胎和新冠疫情等干扰：疫情期间各年龄段登记结婚比率没有出现趋势性的异常变化，但可能使部分年轻夫妻推迟了生育。

实际生育意愿可能被低估：2022年我国总和生育率跌破1.1，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生育意愿下降，但该统计数值一般是根据年度生育率简单推算得到的，而2017年后我国25-29岁的育龄妇女占比明显下降，可能使总和生育率被明显低估。

2024年出生人口数预计将出现反弹，可超过1000万。这主要是基于疫情管控放开后过往三年被延后的生育意愿得以实现，尽管2023年出生人口数将创出新低。历史上可比的情形是1958-1960年三年灾情结束后，1961年反而创下出生率历史新低，而1962年则强劲反弹。

205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2左右，对应出生人口数约700万。

2. 中国老龄化加速，预计2033年进入超老龄化社会，2052老龄化率达到目前日本水平；老龄化加速将导致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

放开生育政策后的生育率将取决于自然状态下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这也是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的关键因素。全球各地区“城镇化率越高、人均收入越高，生育率就越低”的规律非常明显。比如，城镇化率高、生育率低的国家里既包括了很多欧洲富国，也有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还有阿联酋、卡塔尔等伊斯兰国家。同一国家里也存在富裕阶层生育率更低的现象。

目前我国已达到世界银行的深度老龄化社会标准，预计2033年将达到超老龄化社会的标准，2052年将达到日本目前的老龄化水平。从总人口数量看，2027年我国总人口将跌破14亿，2049年将跌破12亿。

美国人口老龄化率最高将达到19%，之后基本走平，人口数量可能维持在3.2亿左右。

3. 制造业科技化、分工与产业集中对人口的流向有显著影响，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服务业，以应对制造业未来可能出现的产能过剩，同时可以在潜在增长率下行的趋势下实现充分就业。

依靠工业发展拉动就业和人口的边际效应或在长期内递减：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在2013年见顶，疫情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工人数进一步减少。

我国农民工的新增数量将大幅放缓：当前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占比是其创造GDP占比的三倍多。但农村老龄化加速，可转移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另一方面外出农民工中50岁以上的返回率明显较高。

第三产业所吸纳的就业人数会越来越多：人口老龄化加速，抚养比上升，第三产业的需求会上升。美国服务业GDP占比和就业人数占比分别高达80%和84%，步入超老龄化国家的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比率分别为70%/69%、69%/65%，均远超中国的52%/47%。

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可能将大于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这意味着在经济增速回落的背景下，只要服务业的占比上升，仍然可以实现充分就业。

我国城镇化率仍将缓慢提升，但不再以农民工进城为主要特征：农村人口净减少的数量超过城镇，本乡本土的城镇化进程也在持续，2050年预计城镇化率将达到80%左右。

4.区域间人口迁徙的趋向，过去五年，珠三角农民工数量减少近500万，但人口仍净流入160万左右，意味着农民工的告老还乡趋势形成，从孔雀东南飞到“孔雀西南飞”。中小城市流向大城市的趋势加强。中国大城市化进程已经从一线城市转向二线城市。

现代人口的区域迁移，与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关联度越来越大：改革开放最初的30年里，中国人口的流向明显呈现从西向东的特征，尤其集中在东部沿海的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大区域。

过去五年剔除自然增长率后常住人口呈现从北向南流动的整体特征，“孔雀西南飞”：北方城市大部分呈现明显的人口净流出状态，尤其东北地区人口流出比率较大。长三角、珠三角、川渝经济圈净流入人口数量居前。

珠三角工业企业利润减少，农民工数量显著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外迁至东南亚国家，部分则内迁到中西部地区，西南地区人口回流；长三角人口流入量最大，可能与新经济发展较快相关。

大城市化进程还在持续，在总人口下降的背景下，人口净流出的区域会不断增多；发达省份多出现人口集聚到两大城市的“双子星现象”，欠发达省份的人口一般向省会等中心城市聚集。

中国人口往何处去？

中国老龄化加速：趋势与结构

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4%，就步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我国2022年的老龄化率已经接近15%，2023年估计有2900万人口超过60岁，第二次婴儿潮始于1962年，结束于1974年，这意味着此轮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持续的时间也将超过10年。那么，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过程将有什么特征呢？

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的预测可以分解为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的预测，即对人口出生率和平均寿命的判断。其中出生率的预测最为关键。

出生率 = 出生人数/总人数

= 生育率× 育龄人口占比× 女性比例

因此，出生率的预测又可以分解为生育率、育龄人口占比、性别比例三个方面。其中，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比较好推演的，性别比例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变量或者慢变量。因此生育意愿的预测最为关键。

一、关于人口数据的质量和生育率变化的普遍规律

对未来的生育率进行预测，首先要对当前生育率有较准确的判断，其次是对生育率未来下降的趋势和速率进行研究和预判。

1、数据质量问题增加预测难度

在分析的过程中，发现过去的人口数据质量可能不够高，这增加了未来人口预测的难度：

“六普”的数据可靠性相对较低：以0-14岁年龄组的人口数据为例，“六普”的数据是2.225亿，而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显示，1996-2010年这十五年里，总出生人口为2.592亿，比“六普”的0-14岁年龄组人口多了16.5%。这可能意味着“六普”时对低龄儿童的普查遗漏较多。

过去十五年的出生人口数可能被低估：由于引入了大数据技术来辅助和校验，“七普”的数据质量被普遍认为较高。但“七普”的0-14岁年龄组的人口数为2.534亿，而之前15年总出生人口为2.405亿，两者相差约5.4%。如果“七普”的数据质量较高，则说明之前十五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被低估。

过去十年的生育率数据可能受放开二胎和新冠疫情等干扰，这对未来的生育率预判增加了难度。

2、当前生育率到底有多低？能否真实反映生育意愿？

根据统计局每年公布的抽样数据，年度生育率在2017年之后下降速度不断加快，由年度生育率推算出的总和生育率更是在2021年下降到1.1以下，远低于2.1，也因此有了“中国生育率全球第二低”的说法。

在我国人均GDP和城市化率都还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我国生育率就已经低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了？这能反映年轻人的真实生育意愿吗？如果从统计局公布的分年龄段的抽样生育率来看，25-29岁、30-34岁、35-39岁这几个主要年龄段的生育率在2016年放开二胎政策后都有所上升，2020年和2021年有所回落，但都仍高于2016年之前的水平。所以总和生育率这个指标降到如此之低，能否反映真实的生育意愿，是值得推敲的。

我国分年龄段的生育率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可以从“总和生育率”这个指标的计算方法入手，探讨可能导致其失真的原因：

生育率

= 该年出生人口数 / 育龄妇女数

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名妇女一生中总共生育多少个婴儿，直接统计其每年的数值会比较复杂。通常是将年度生育率乘以育龄区间的年数来简单推算：

总和生育率 = 生育率×35

以2021年为例，每千名育龄妇女这一年平均生育31.27人，则每名妇女一生中平均生育婴儿数为：31.27×35 /1000 = 1.0945

从计算方法不难发现，如此根据年度生育率简单推算总和生育率的前提是育龄妇女的年龄分布比较平稳，否则推算出的结果可能失真。而由于过去的婴儿潮和计划生育，我国人口的年龄分布很可能不平稳。

从我国育龄妇女的年龄分布来看，自2017年之后，生育率最高的年龄组25-29岁的育龄妇女占比出现明显下降，而30-49岁的占比明显增加了。故根据年度生育率简单推算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应该被低估了。

中国育龄妇女按年龄分组的人数占比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因此，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但也受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而有所失真，全球倒数第二的数值并不能客观反映我国年轻人的真实生育意愿。

3、近三年的生育率数据是否受疫情干扰？

最近三年出生人口数急剧下降，是放开二胎政策后生育率短暂提高后的自然回落还是受到三年疫情的影响呢？

我们尝试用结婚登记的数据和结婚后出生婴儿数来分析。从过去数据看，结婚登记数与下一年的出生婴儿数存在较高的正相关性。三年疫情期间，各种防控措施对就医、产检和分娩等造成不便，可能会促使部分人做出推迟生育的决定，相比之下，疫情防控对结婚登记的影响要小很多。

从民政局的结婚登记数据来看，2020-2022年间，各年龄段登记结婚对数与人口数的比例没有出现明显的异常变化，与之前的趋势基本一致。

各年龄阶段结婚对数与人口数的比例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每一年出生的人数与前一年结婚对数的比值来看，三年疫情期间可能对年轻夫妇推迟生育起到了明显影响。

2015年10月宣布自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政策，2016年和2017年生育率明显升高可能受之前积压的生育二胎需求的影响，2018年和2019年的生育率可能比较真实地反应了生育政策放开后的生育意愿，而2020-2022年的出生人数与前一年结婚对数的比值明显低于2018和2019年，或许是受疫情影响。

疫情可能使部分年轻夫妻推迟了生育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4、生育率与城镇化率、收入水平的关系

放开生育政策后的生育率水平将取决于自然状态下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从全球各国和地区的生育率来看，虽然生育率可能受各国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但城镇化率越高、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越低的规律非常明显。比如，城镇化率高、生育率低的国家里既包括了很多欧洲富国，也有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还有阿联酋、卡塔尔等伊斯兰国家。

全球200多国家和地区按城镇化率分组下平均总和生育率

来源：世界银行，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

来源：世界银行，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城市化率和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和地区，或许意味着分工更细，工作的专业性更高，工作时间和地点的灵活度则会比较低，养育小孩要付出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会更高，从而降低人们生育的意愿。此外，越富裕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社会越稳定，社会保障体系越完善，人们通过年轻时的储蓄来养老就会越可行，而通过养育后代来养老防老的现实需求会下降。

因此，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富裕国家和地区生育率明显较低，即使同一国家里也存在富裕阶层生育率更低的现象。比如全面放开三胎政策后，中产阶级表示不敢生、不愿生的声音应该是最大的。

从国内各省份来看，也明显存在城镇化水平高的省份生育率相对较低。比如用0-14岁人口与15-64岁的比例来代表各省份过去十年的生育率水平，其与各省过去十年的平均城镇化率呈现明显负相关。可见，即使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率提升相对明显的也一定是农村和小城镇地区。因此，加强农村和小城镇的教育资源，做好教育公平对提升整体“成才率”非常重要。

我国各省份0-14岁人口占比与过去10年的平均城镇化率负相关

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二、人口老龄化未来走势预测

合理的参数设定是未来人口预测的关键，需要设定的参数主要有三个方面：1）当前的生育率水平是多少？2）生育率以什么样的规律和速度下降？3）人均寿命增加的趋势。根据上文的分析，参数设定如下：

1）考虑到2016年放开生育政策后，前期积压的二胎生育需求释放造成生育率偏高，以及2020-2022年期间疫情防控可能造成部分人推迟生育，取2018和2019年的生育数据来推算目前较真实的生育率水平。

2）随着我国城市化率继续提高以及人均收入提升，生育率水平可能将继续下降，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参考日本、韩国等。考虑到育龄妇女的年龄分布并不平稳，直接对总和生育率进行假设可能会降低预测结果的准确度。本文对不同年龄区间的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水平和下降速度进行假设，总的来说低龄组的生育率下降速度更快，高龄组的生育率则下降速度慢一些，到2050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20左右。

日韩城市化率走平后生育率仍下降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3）考虑到人均寿命的增加会显著影响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人均寿命增加的趋势较为稳定，假设未来人均寿命仍按目前趋势继续增加。从国际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规律看，一般每隔十年，平均预期寿命提高3岁。

预期寿命上升趋势不变

来源：世界银行，中泰证券研究所

在前述假设下，我国未来人口结构和老龄化变化趋势如下：

1、关于未来新出生人口的预测

从今年上半年的出生婴儿的数据看，不少权威机构判断今年全年新生人口或低于900万。我们按照前两年的出生率水平推算，2023年新出生人口基本与2022年持平，2024年回升到1200万以上，之后便持续缓慢回落。

中国出生人口预测

由于出生率的假设技术难度很大，如城市化率上升趋势是一个长期考虑因素，年轻人结婚率的下降则是一个短期因素，与年轻人某个阶段的性别比、年轻人失业率等有关。这些因素会影响对未来出生率预测的准确度。

根据民政部数据统计，我国的结婚数据在2014年就开始逐年下降，2013年为1346.93万对，2019年跌破1000万对大关，2021年为763.6万对，跌破800万对大关。2022年，全国结婚登记数量为683.3万对，较上一年减少80.3万对，下降约10.5%。2023年上半年，也就是疫情放开之后，我国结婚为392.8万对，同比仅增长5.3%。

结婚率的下降，一方面可能是经济方面原因，如年轻人失业率偏高、抚养负担重等因素，另一方面，或与男女比例失调有关。如在2006-2010年出生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约20%，之后出口的性别差有所缩小，但仍维持在115:100以上，直到2016年以后才回落至105:100。

我国出生人口的性别差

2、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加速趋势

目前我国已达到世界银行的深度老龄化社会的标准，预计2033年将达到超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到2052年将达到日本目前的老龄化水平。

从总人口数量看，2027年我国总人口将跌破14亿，2049年将跌破12亿。

中国总人口和老年人占比

尽管未来出生率的预测很难，但由于新出生人口变化对总人口的影响很小，所以，几乎不影响对我国老龄化加速这一趋势和结构变化的预测。如前所述，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加速阶段。

中国老龄化速度超越日本、德国

来源：世界银行，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上图中看到，德国老龄人口占比在1972年到达14%，36年后再次突破20%，进入超老龄化阶段。日本从深度老龄化社会过度到超老龄化社会，用时12年。中国则用时不超过11年。

其中有一个数据需要引起我们关注，就是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速的关系。研究发现，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发达经济体步入深度老龄化之后，GDP增速显著回落，其中日本在深度老龄化到超老龄化期间，GDP的平均增速只有1.1%，德国为2.1%。

把中国老龄化率程度与美国进行对比，发现美国可能到2032年后，老龄化率水平不再上升，到2050年约为18%，而中国则达到27%。

中美人口老龄化率趋势比较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