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观察】助农取款服务点的运行状况和对策研究

作者｜姚丰伦 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分行

责任编辑｜杨琪

编者按

助农取款服务点是中国人民银行深入贯彻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助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金融机构拓展农村市场、创新金融产品、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窗口，对提升银行卡应用发展水平、促进城乡公共金融服务均等化、方便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受网络支付的快速普及发展影响，传统助农取款服务一定程度上受到较大的冲击。本文梳理了助农取款服务点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对此提出了相关建议。

1

湘西州助农取款服务点现状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辖内共有115个乡镇、1789个行政村，农业银行湘西州分行、建设银行湘西州分行对农村金融服务起主导地位。截至2023年2季度末，全辖共设助农取款服务点4339个，其中建设银行湘西州分行设立2143个，农业银行湘西州分行设立1803个，助农取款服务点基本实现全覆盖。

湘西州辖内助农取款服务点分布集中于小型商超、便民店、村委会和便民服务中心，其中商超和便民店占比26.23%、村委会、便民服务中心占比61.40%。截至2023年2季度末，湘西州辖内助农取款服务点合计办理存取款及转账业务181.14万笔，交易金额7.61亿元。如，建设银行在湘西州辖内布放的2143个“裕农通”助农服务站2022年完成各项民生代缴交易122.31万笔，交易金额2.49亿元；农业银行在湘西州辖内布放的1803个“惠农通”助农服务站2022年完成各项民生代缴交易78.06万笔，交易金额2.17亿元。

2

助农取款服务点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农村助农取款服务点主要服务模式。总体来讲，湘西州助农取款服务点建设主要包括了以下三点内容。一是在全覆盖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升级。辖内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机构不断升级“裕农通”“惠农通”“福祥e站”等服务系统，并拓展服务点的服务项目，从最初的转账、存款等基本服务扩展到便民缴费、社保缴费、话费充值等服务，部分助农取款服务点还承担了金融扶贫宣传、贷款申请和资料收集等服务。二是通过持续开展“信用县、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农户”等创建和评定活动，深入推动全州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三是积极应用新型科技手段，提高了农村地区基础金融服务便利化程度。立足县域农村需求，推动移动支付与“互联网+”现代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农村旅游等融合发展；结合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综合应用多种支付工具和支付产品，不断提升农村地区支付服务水平。

经济效益层面存在的挑战。一是助农取款服务点财务平衡压力大，影响营业网点的运营和存续。据银行反馈，当前助农取款服务点运营成本较高，农业银行2022年投入助农服务点补贴金额350万元，建设银行2022年投入助农服务点补贴金额145万元，主要用于服务点建立、人员业务和技能培训、系统维护和升级、定期巡检等项目。而助农取款服务点的服务项目无法产生收益，使得惠农补贴的沉淀存款很少，难以带动其他营利性业务增长。

二是受基础条件制约，进一步升级农村基础金融服务难度加大。其一，大部分服务网点条件简陋，服务无法升级。湘西州助农取款服务点间的配置差别较大，标准高的服务点一般设在村寨较为密集、人口较多和市场交易规模比较大的行政村，有独立办公场所和专职人员，服务项目比较齐全，运营比较规范，能够吸引一定规模的存款，并可以帮助发展一些贷款客户，能够为银行机构创造效益。但大部分服务点标准较低，主要布设在小型商超、村委会或农户家中，工作人员由商超老板、村干部等兼任，只能提供一些简单的金融服务项目。其二，服务人员短缺矛盾较为突出。当前助农取款服务点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本村信誉较好、能力较强、社会关系比较广的村民，多数以前担任过信用社代办员或村干部，这部分人目前年龄普遍偏大，50岁以上的占比接近40%。由于机具功能增加、业务类型丰富和电子化水平提升，相当一部分服务人员无法跟上业务发展需要，服务点工作人员更新换代需求十分迫切。但由于助农取款服务点收入水平比较低，对农村年轻人吸引力较小，再加上农村地区空心化加剧，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可供选择的人员十分有限，服务点人员缺乏问题对未来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三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影响了低成本金融服务的普遍推广。金融服务进入了数字新时代，消费者使用数字技术特别是移动数字技术成为趋势。但是农村常住人口以中老年人为主，其接受新生事物能力弱，许多中老年人仍习惯于现金交易和存折储蓄，对新技术、新工具提供的基础性金融服务接受度较低。对于政府和银行而言，为了尊重中老年人群的习惯，改善其服务水平，只能保留传统服务方式，这就导致银行新型金融工具无法覆盖这类人群，也就无法有效降低服务成本并提高效率。

社会效益层面存在的挑战。一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无序竞争和非对称性服务，基础金融服务的供给结构需进一步优化。一方面，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大多金融机构倾向于在经济基础好、业务量大的村寨设置助农取款服务点，从而导致部分村庄的助农取款服务点较为集中，金融资源的分布冷热不均。以湘西州为例，目前全州助农取款服务点的业务量高密度集中于旅游产业发达的凤凰县和自然资源产业发达的花垣县，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在以上两地区的助农服务业务量分别占其全辖业务量的68.56%和98.98%，影响了金融资源的平衡投放。另一方面，部分机构设置的助农取款服务点“惠农不足”。在全面推行助农服务点分类分级工作前，湘西州辖内银行机构对其布设的助农服务点的集中管理能力还有待加强。从统计数据来看，农业银行湘西州分行布设的助农服务点2023年第一季度以来未发生业务的点数量占比为73.75%，近一年来未发生业务的点数量占比为28.45%，在上述业务量极少的助农服务点中，无论是其服务功能还是机具配备都较为简陋，使得部分地区助农服务点“点存实亡”，无法发挥其助农惠农的金融职能。

二是潜在风险因素较多，风险控制水平需进一步提高。随着助农取款服务点功能的增加，以及现代金融工具使用范围的扩大，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风险水平也相应提高。一方面，存在信息泄露风险。农村社区以老年人为主，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不强，现代金融工具在提升农村地区基础金融服务供给水平的同时，也相应增加了信息泄露及金融欺诈的风险。另一方面，一些助农取款服务点设立在小型商超和农资店内，多为个体户，服务点在机具操作、登记簿信息登记等方面有一定的操作风险。目前，大部分服务点没有配备专业的保险柜，部分服务点的监控设备老旧失修，风险防范措施不足的服务点易引发资金风险。

3

助农取款服务点的

合规与风险防控情况

当前形势下的合规管理情况。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分行通过进行调研和督查，对银行在开展助农服务业务时的合规管理问题进行了了解。当前辖内银行机构对助农服务点建设的合规性管控主要分为代理人资质管控、资金结算管控、交易监测管控和机具业务管控。

代理人资质管控方面。辖内银行机构能够遵循“了解你的客户”原则对服务点代理人进行资质核查，对商户落实实名制、具有固定经营场所、信誉良好等基本条件进行审核，并签订合作协议，对双方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

资金结算管控方面。辖内银行机构均对助农取款业务和服务点汇款业务进行了限额管理，其中助农取款业务每卡每日累计最高取款金额为2000元、现金汇款单卡单日限额为2000元、助农转账单卡单日限额为50000元。同时，各银行机构对本行助农取款业务资金到账结算采用T+0模式，对外行助农取款业务资金到账结算采用T+1模式。

交易监测管控方面。辖内银行机构所布设服务点的取款、现金汇款、代理缴费均采用中国银联统一设置的专门交易类型，均做到了可识别、可统计、可控制，商户代码真实准确。各银行均启用了数字化智能运管平台，有较为完善的交易监测和预警机制。

机具业务管控方面。辖内银行均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机具管理制度，针对机具发放、撤销、回收和巡检有较为明确的规定。

当前存在风险分析。一是存在洗钱风险。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服务点单卡单日累计取款不超过2000元，各银行机构根据风险防范能力自行对转账汇款进行限额管理。但调查发现，目前银行布放的部分服务点机具其“转账”功能需依托于服务点机主的银行卡，转账时需从持卡人的银行卡先转入服务点机主的银行卡，再从机主的银行卡转入其他人的银行卡，为持卡人给付大额现金，易引发洗钱风险。

二是存在侵占资金风险。部分服务点代理人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未登记助农取款业务台账或登记台账信息不全，有的经营者将取款业务打印凭证随意丢弃，未进行统一粘贴妥善保存，无法实现持卡人日后对取款交易金额的查询需求。如果持卡人缺乏银行卡风险防范意识，在取款时也不及时核对小票上的交易信息，存在经营者可能侵吞小额资金的风险隐患。另外，大部分持卡人未开通银行卡交易短信提醒业务，卡内资金如被服务点侵刷也无法及时察觉。

三是存在密码泄漏风险。持卡人的密码保护意识较弱，有的持卡人为了方便记忆设置过于简单的密码，还有的持卡人年龄较大，或看不清密码器上的数字或记不住密码，出于对服务点经营者的信任，告知其密码，由其代为刷卡取款，而服务点代理人为了区分记忆由其代刷的部分持卡人的银行卡，往往将持卡人的卡号和密码都记录在一起，一旦银行卡被复制或丢失，卡内资金很容易被盗取或转出，给持卡人带来经济损失。

4

完善助农取款业务

监管机制的建议

探索业务上收后的集中管理策略。目前，湘西州辖内7个县、5个县支行除中国人民银行龙山县支行外基本上已完成大部分业务上收工作。目前湘西州辖内助农取款服务点较多，乡村数量较大且分布较广，加上部分区域交通不发达，使得人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分行对助农取款服务点的监管覆盖面缩小。为保障该项业务的连续性不受到业务上收影响，同时在新形势下进一步确保监管的有效性，人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分行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分行要求，在辖内全面推进助农取款服务点分类分级工作，按照区域、业务量等指标对4339个助农取款服务点进行分级批量管理。

针对不同等级的助农取款服务点选择侧重方向不同的监督手段。一是重点关注I类助农取款服务点的风险防范，要求银行机构按季度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I类助农取款服务点的风险排查情况和交易情况，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现场督查，严格防范因业务量大、交易种类多而引发的资金风险。二是持续拓展II类助农取款服务点的业务范围，督促银行机构加大对II类助农取款服务点的硬件投入，推进服务点的规模化建设，每半年对II类助农服务点的业务增减量进行统计上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根据量值对服务点的业务开展情况和交易情况进行核查。三是精准规划III类及以下助农取款服务点的辐射区域，协同银行机构每年对业务量极小的助农取款服务点进行筛选，结合服务点的实际情况、地理位置、人员数量和产业特征对服务点进行适当的精简和撤并。

中国人民银行提升助农取款服务监管有效性的措施。一是完善征信调查。督促银行机构把好征信查询关，对每一个拟代理助农取款点的商户都要切实做好征信调查，借助征信渠道对代理人进行全面的信用评估。要进一步深化“信用村”“信用户”评定活动，实现信息共享，助农共赢。

二是改进支付功能。督促银行机构针对原有的密码泄露、账户信息流出等情况强化助农点的服务功能，加大对存取款人在密码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能力指导和知识培训。

三是防范民间借贷风险渗透。各银行机构要从源头上加大对助农取款服务点的规范化管理，增强农民群体对合法利率、合法业务的基本认知，形成对违规和非法借贷的自觉抵制。

四是加强服务点反洗钱工作。各承办银行机构应深入推进农村地区的反洗钱工作，加大基层反洗钱宣传力度。要强化对助农服务点的反洗钱监管，加强对各助农服务点反洗钱工作培训管理，提高从业人员的反洗钱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