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省政府就转发了《浙江农信普惠金融工程三年行动计划》，到现在正好十年。这十年是我省普惠金融大发展的十年，也是浙江农信业务高速发展的十年。正如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张晓慧所讲的，中国的普惠金融十年时间做了大量的工作，覆盖面和获得感、便捷度都极大地提高。在机构、政策的推动下，我国普惠金融已经实现了非常大的质变，其中最突出的是在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上。浙江农信现在移动端和机具上经办的业务超过98%，只有2%的业务是在柜面人工服务的，一线客户经理利用大数据能快速准确评判客户信用等等，这些是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
浙江农信有坚实的线下基础，线上是辅助工具，所以我们的业务是线下+线上的融合。现在浙江农信信贷质量比较好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全面融入基层社会治理。这背后有整个党政机构的社会治理做支撑，我们不做域外纯线上客户的业务。现在线上业务的风险是多头贷款，过去浙江企业“两链”风险就是多头贷款造成的，现在线上太发达，个人线上多头贷款成为一种麻烦。近年来，个人贷款不良率已经高于公司贷款不良率，这多少和线上业务过于方便、过于活跃的多头贷款有关系的。
关于现在做普惠金融比较大的难点问题，我认为主要还是政策上的合成谬误，是“既要……又要……还要……”的问题。作为一家基层银行，我们始终扎根在农村、偏远海岛山区，营业网点没有动过。在浙江，四大行、农信社机构网点最近二十年总数都没有大的变化，我们的网点都在原地不动，但其他行的网点是不断往城市集聚的，比如杭州的钱江新城，二十年前只有农信机构的四季青支行，现在有数百个各家银行的营业网点，这就是金融的CBD。大量的山区海岛的网点没法盈利，规模不经济。作为县域法人，资金不出省、业务不跨县，我们认为这是对的，也是必须坚守的。但把农村信用社搞成股份制，按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标准来监管，要求达到标准的资本充足率和一系列的监管指标，而且股东要分红，这些和普惠金融是否一致，值得深思。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经济体，只有一种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模式是不利于共同富裕，也不利于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应该有像德国这样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的的中小银行。
我认为，普惠金融还是要扎扎实实地做系统工程，不能够急于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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