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田勘
瑞典皇家科学院9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以表彰她在女性劳动力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戈尔丁发现了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关键驱动因素,她的研究成果“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
男女差异表现在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收入差异又是两性差异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戈尔丁看来,即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男女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
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戈尔丁是经济学奖颁发以来的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女性经济学家。从1969年到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已颁发55次,共有93人获奖,女性占比不过3.2%。即便以女性获奖最多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从1901年以来,该奖已颁发了114次,共有227人获奖,其中只有13名女性获奖,占比5.7%。
从20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男性,但为何女性的收入还少于男性呢?按照戈尔丁的解释,这并非是因为女性工作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不如男性,而是女性投入职业的时间比男性少。戈尔丁认为,生育和承担家务让女性不得不在工作上退居二线或三线。即便是时薪制,由于不能随叫随到,以及工作时间长,节假日加班,让女性难以选择和承担这样的工作,因此不得不回归家庭。工作少了,收入自然就会少。
戈尔丁揭示了男女收入差异的多种原因,但是也难以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性办法和措施,只是提出了一个总体思路。戈尔丁的研究发现,高收入群体里面男女差异最小的是药剂师,这主要是因为这项工作完全信息化、标准化,因此女性掌握了技术,同样可能投入与男性一样多的工作时间,以获得相应的回报。即便如此,在药剂师群体里,女性收入也只是男性的95%
这也启示我们,随着IT、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以及有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工作评定,女性在家里也可以工作,当然获得的报酬就会与男性一样。不过,最大的问题在于,女性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时间、精力和成本是否应当算做她们的工作,因而可以获得报酬。多年来,各个国家都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如改革育儿假,让怀孕和生育的女性也能获得报酬。
以中国而言,女职工怀孕和生育假期通常为98至158天,已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产假期间工资由生育保险基金按照其参保公司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支付生育津贴。未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由女职工的公司按照女职工正常出勤的工资标准支付其产假期间的工资。
不过,这个规定在落实起来也存在困难。一方面,一些企业往往不会照章执行,使得女性职工很难充分享受生育假权利;另一方面,如果女性长期脱离工作,又会影响其业务水平的提升,进而会影响到升职和提薪。所以,要求女性既要工作又要育儿,在目前来看不可能两全。只能不断地探索,依靠科技的力量改善工作条件,以及更重要的通过制度设计来减少男女收入差距。
总之,在男女收入平等,以及其他方面的平等上,无论哪个国家,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非因为戈尔丁获得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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