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愤！清大教授提要多少钱才能救恒大，为何不救血本无归的百姓？

近日，恒大爆雷，清大韩教授等一批公知非常担心恒大的生死，提出了“要多少钱才能救恒大”的问题，这让老百姓非常气愤。老百姓的想法很简单，掏空几代人的积蓄把房子的首付交了，每月省吃俭用还着房贷，只是想如期住进自己的房子里，希望房地产开发商摸着良心别让房子烂尾。可是，那些资本运作，却是以掏空老百姓的口袋为终极目的，多少钱能救恒大跟咱普通老百姓有多大关系？

许家印绰号许皮带，他的恒大集团欠债2.44万亿，2.44万亿究竟有多少钱？如果每天中500万大奖，你需要连续中1300年，从唐朝中到现在才能中够这个钱。如果2.44万亿分摊给14亿国人，人均1743元。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些钱去哪儿呢？

为什么中国企业家都有把企业做大的思维，但缺少把企业做久的思维？为什么教授专家一心护着昧良心嫌百姓救命钱的资本家，却对被一套房骗光6个家庭财产的百姓视而不见不闻不问呢？这一点尤其令人愤怒。

像恒大这样的企业，多少钱也救不了，也不能救。救了恒大，还有恒二、恒三、恒四，还有张家印、李家印、王家印。对恒大，只能是依据其自身的资产，按照破产法处理。

能收回多少资金，全部、优先还给现在还在供着虚无飘渺的楼花的业主。不然，后果很严重。正因为如此，对恒大的问题，应该当作典型的法律案例来处理，而不是行政案例。不是政府融资平台，不能由政府托底，也托不起。如果硬托，后果不堪设想。

在恒大负债超过1万亿后，对所有在恒大拿过高薪500万以上的，和高额分红1000万以上的高管，都必须对其薪酬进行清退，要求其至少拿出所分份额的50%以上用于债务处理。

对已经转移或变成资产的，予以追缴和没收，否则，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许家印走到现在，再来讨论他是不是有才能，是不是有良心都为时已晚，他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耻辱，一次教训，一个罪人。许家印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般田地？他的世界观决定了他的见识，更直白一点就是他的膨胀局限于他的胸怀。

稻盛和夫说过：企业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高层所信奉的哲学和理念。这种见识特别表现在一些重要时刻对大势的理解与把握上。许家印有点像多少年前倒掉的禹作敏，误读了时代，一直沉醉在自己的逻辑和想象里，对外部世界即将甚至已经发生的变化，没有能及时感知和醒悟。大错由此铸成，关键的因素游离在他的视野之外。

成败皆由大，大而狂热最可怕。过去这几年，一些响当当的企业暴雷，一些精干的企业家陷入困境，究其原因，都少不了一个“干大事，创奇迹”的因素。

许家印眼里的奇迹，少不了他的野心，这也有他的幕僚给他过分的吹捧所致。他在内部报纸上必须每期露面，头版头条必言“许主席”，甚至与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的接触，也必须冠以“会见”。他建占地广阔的深宅大院，在农田中央打造许陵，建巨型功德碑。

一桩桩一件件，放在历史上哪一个朝代，都足于株连九族、错骨扬灰的最极端刑罚了。但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年代，他每天仍被掌声簇拥，接受着他的追随者的歌功颂德，就差山呼万岁了。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扩张的时代，盲目和荒谬都有可能造就奇迹与神话。

罗素有句名言：小灾难来自固执，大灾难来自狂热。而纵容狂热存在，这个社会还能正常吗？人们的目光都紧盯着狂热的中心，哪还有人关心体恤最大量最弱势最无辜的劳苦大众？

一个人有干大事，创奇迹，走不平凡路的大胸怀是好事，可以理解。但如果走到狂热的地步，人，是自取灭亡，社会，是患上大病。

老子说过：我有三宝，一慈，二俭，三不敢为天下先。所有的狂热在最初的想象中，似乎都有根据和道理，如果不懂得边界在哪里，那一定会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孔子在论语中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不逾矩”说的就是生命要有敬畏，要有边界感。中国古话教人脚踏实地，步步徐行，如果太依靠想象力的狂热，在现实面前，想象力实在太脆弱，终归不堪一击、一地鸡毛。

罗斯巴德的观点说，企业家的才能就是预测不确定的未来的。能否提前意识到历史转弯处的到来，这就是对企业家见识的考验。

《中庸》曰：“预则立，不预则废。”这种预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任何预测都扛不住时代进程的客观性。这也是几乎所有的房地产企业家都同时做出错误判断的原因所在。这几年的房地产行业，几乎没有企业家没有成功逃脱市场低迷所带来的濒临崩溃。

救许家印救恒大，这是一个危险而拂逆民意的信号，不管其身处清华还是庙堂，都应该明确“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治制度。

民心所向，国家才能强盛。非常时期，必须以非常之法，从稳定执政地位的高度，斩断破坏14亿多中国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