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启示：八十年代的成功靠的是什么？

　　80年代，为什么会是一个激情四射充满希望的年代？

　　这个问题是孙立平先生提出来的，他很虔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却没有告诉读者，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

　　这是中国语言的机智，浓浓的求生欲。

　　的确，现在谈经济问题，不要去轻易下结论，最好的选择是把智慧交给读者。

　　八十年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

　　1977年，中国的GDP是3250亿元，人均344.48元，GDP增长速度是7.6%。当年，在全球188个经济体中，中国大陆人均名义GDP排名位居第172位，倒数第17位，印度比中国高1位，位列第171位。从1978年到1988年的11年时间里，中国GDP从3250亿元增加到15180.40亿元。其中有6年GDP增长超过10%。人均GDP增长有三年超过10%。

　　改革开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实行。

　　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对内从农村开始，1978年11月是一个标志，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就是所谓的大包干，由此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

　　这真的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

　　那个年代的希望是哪里来的？

　　孙先生认为有三个要点：体制弹性、劳动力红利、脱离匮乏的消费驱动

　　孙先生说的体制弹性，其实就是对私有经营的政策弹性，过程中走三步退两步，但是，方向坚定，就是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体制弹性就两个字：开放。

　　孙先生说的劳动力红利，实际上是廉价的劳动力成本。

　　孙先生说的脱离匮乏的消费驱动，说的是放开了需求端，不再搞计划分配了，计划经济结束了。改革开放前不仅仅供应端是计划经济，需求端也一样，主要的生活品都凭票供应，从二师兄到小蜜蜂缝纫机，１９９３年粮票正式谢幕，终结了计划需求的时代；为什么强调”匮乏“的驱动？因为还没有出现两级分化，是平等化的消费效应。

　　这个效应，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孙先生到此打住了话题，这让我十分好奇，这老兄到底想表达什么？

　　他当然是以古论今，看看对今年的经济难局能有什么启示？

　　我相信，历史总是在重演，以至于我们认为是天道轮回，但是，历史不会再重复。当我们总结历史时，立足的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是未来。

　　先说体制弹性，看看《意见》就清楚了，政策对私有经济的弹性是足够的，但是，并没有激活民营企业的信心，那就不是政策的问题，而是政策是否具有权威性的问题，为什么政策的语言没有释放出应有效力？这才是值得深思的，历史不会再重复了。

　　再说劳动力红利，这也不可以类比，改革开放初期，不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存在的是物质生产极其匮乏，大批廉价的劳动力非常适合低端的起步，温州的劣质皮革立即走遍天下，赚钱靠的就是廉价的劳动力。现在是双过剩，生产过剩，劳动力也过剩，不但没有劳动力红利，而且年底还将有一轮失业潮，劳动力成本也已经到了极限，低不下去了，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一个长期通胀。

　　关于脱离匮乏的消费驱动，人们最直觉的反应是两极分化，这恐怕是改革开放中最大的痛点，初衷是先富带后富，结果，基尼系数上去了，后富没实现，先富也都跑得无影无踪了，这个结果，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能说是成功的。

　　未来的消费驱动来自何方？

　　民企在大批倒闭，它支持了８５％的就业，企业利润一降再降，缺少订单，竞争激烈，这意味着当下要解决的问题完全不是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而是财政与企业、个人三方的分配关系，出路是降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孙先生对改革开放的总结，别人会得到什么启示我不知道，我的启示是，那个激情四射充满希望的年代不可复制。

　　那时是背着空空的行囊也敢闯天下，现在是要重新定义私有财产的永恒价值，因为，再也没有人能承受得起一个又一个的轮回。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吗？如果是，向哪边走？

　　也许这才是孙先生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