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对话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北京时间10月9日下午，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获得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她“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她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三位女性获得者。

戈尔丁首次全面介绍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席Jakob Svensson表示：“了解女性在劳动中的作用对社会很重要。多亏了戈尔丁的开创性研究，我们现在对潜在因素以及未来可能需要解决的障碍有了更多的了解。”

戈尔丁194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72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女性劳动力、性别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等。她首次全面梳理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她的研究揭示了这些变化的原因，以及劳动力市场中仍然存在性别差距的主要根源。

全球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的代表性严重不足，而且当女性工作时，她们的收入低于男性。戈尔丁搜集了美国200多年来的档案数据，证明了收入和就业率的性别差异是如何以及为何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

在她的新书《事业还是家庭》中，戈尔丁问了一个真正的问题：为什么性别收入差异在当今依然存在？

招聘歧视、同工不同酬，还没有完全消除。还有观点称，是因为女性自身的工作能力和谈判能力有限，阻碍了她们的事业的发展。但戈尔丁认为，诸如此类的因素，并不是性别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因为研究揭示：美国刚走出校门的男性和女性的工资其实极其接近。只是随着岁月流逝，在大学毕业约10年之后，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差异才变得明显。

发生了什么? 毫不意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10年间，年轻人开始组建家庭、迎接下一代，女性一般会选择能兼顾家庭的工作，而男性会为了更高的收入更加努力工作。戈尔丁认为，不同的职业选择才是出现收入差异的根本原因。

很多女性由于这个原因，选择了一条尽可能不影响自身收入水平增长的道路，即不婚不育，或只生育一个孩子，她们甚至向雇主保证不会生二胎，否则愿意自动离职。

戈尔丁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这个残酷的现实，但她没有止步于此，她进一步反思了工作本身存在的问题。

“工作是贪婪的，”她说，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想要的越多，投入的更多，得到的自然也越多。经常加班、晚上或周末还在工作的人，普遍可以挣更多的钱。他们随时待命，频繁缺席家庭活动。相反，不加班、不应酬的人的收入水平则普遍更低，他们承担更多的育儿责任，随着孩子长大，他们还需要承担更多的养老责任。

戈尔丁仍对女性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前景感到乐观。她从改变工作形态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我们必须改变工作的结构设计。让贪婪的工作变得更加灵活，让灵活的工作变得更有成效。”虽然听上去有些抽象，但是在疫情期间，这样的改变已经悄然发生。疫情后在家工作的趋势，以及人们在疫情期间采用的技术，已经为女性、男性，特别是父母带来了更多好处。

“在疫情期间，Zoom、Teams 等技术的使用取代了许多长途商务旅行。这有利于需要承担更多照顾责任的女性，”她说到，“例如以前每隔一周就要前往伦敦、东京、纽约或北京的律师、会计师或私募股权投资团队成员，将不再需要这样做。疫情期间的商业关系表明，在屏幕上握手与当面握手一样好。那些有照顾孩子责任的人，不成比例地多数是女性，将有机会从事这些高端工作，而且还可以在晚饭时间回家。”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为1100万瑞典克朗。据诺贝尔奖官网消息，2023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达到1100万瑞典克朗。这将是诺贝尔奖一百多年历史以来最高奖金金额。基金会称，到2022年底，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资本市值已达到57.99亿瑞典克朗，使得基金会有余力提高奖金。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传统

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早可追溯到1968年，当时瑞典中央银行为纪念诺贝尔奖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了经济学奖，正式名称为 “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此表扬经济学领域的杰出研究者，并于1969年开始颁发。第一年的获奖者是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拉格纳·弗里希和荷兰经济学家简·丁伯根，表彰他们发展了动态模型来分析经济进程。

虽然并不属于诺贝尔遗嘱中的五大奖励领域，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和物理学、化学奖同样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评选，并与其它5项诺贝尔奖遵循相同的规则──得主不超过3人、该年10月依旧健在、提名资讯在50年内保密。

自1969年至2023年期间，诺贝尔经济学奖共颁发55次，诞生93名获奖者。其中，26次颁给单个获奖者，20次由两位获奖者共享，9次出现三人获奖情况。近年来，多位获奖者共享的情况越来越常见，2018年至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人数均在两位以上。

从获奖者的国籍来看，大部分获奖者为美国国籍，其次分别为英国、法国、挪威、荷兰、瑞典等国籍。

20世纪最著名的获奖者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托宾、保罗·克鲁格曼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2022年，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芝加哥大学教授戴蒙德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迪布维格因对银行业和金融危机的研究而获奖。

纵观经济学奖的颁奖名单，前四十年中，许多年份的诺奖都授予数学和理论性很强的领域，包括计量经济学、供求理论的数学证明和博弈论等。

但获奖模式逐渐发生了变化，比如在经济学的社会科学定义中强调其社会属性。1998 年，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森凭借其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获奖，一些人认为，这是评奖委员会承认经济学与道德和社会哲学息息相关的信号。

此外，诺奖也对迅速发展的行为经济学表现出认可。2022年，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因在认知偏差、前景理论和损失规避领域的工作而让行为经济学首次获奖。随后，2013年的席勒和2017年的塔勒也相继在该领域获奖。

当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只有经济学家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曾多次颁给“非经济学家”。开创“纳许均衡”概念、电影《美丽心灵》主人公、数学家纳什在1994年因对“非合作赛局理论”的卓越贡献获奖。2009年，以经济治理分析获奖的奥斯特罗姆是政治学博士，专长领域是公共政策，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也是史上第一位经济学奖女性得主。此外，2002年的经济学奖得主卡内曼则是不折不扣的心理学家，因为将心理学的研究视野带入经济学领域而获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部分都是男性，除了此次获奖者戈尔丁，此前仅有两位女性获此殊荣，分别是上述的奥斯特罗姆，2019年埃斯特·迪弗洛因减轻全球贫困所做的实验性贡献而成为第二位获得诺奖的女性经济学家。

独家对话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事业还是家庭》作者克劳迪娅·戈尔丁：工作转型助力女性追求事业和家庭

“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女性和家庭，我们必须反思国家的工作和护理制度，以便重新铺砌前行的道路，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克劳迪娅·戈尔丁在《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历程》一书中这样总结到：一切只是时间问题。这代表了她的乐观态度，也暗示了当代女性在追求事业和家庭的过程中，时间的分配、时间点的选择仍然艰难。

反观中国年轻一代女性，她们对高收入的渴望，以及对婚姻、家庭的怀疑态度，从来没有像当下这样直白过。通过自身的成长经历，甚至影视剧的影响，她们对女性在传统婚姻中的角色有相当清晰的体认，也认识到选择家庭而非事业几乎是一种带有自我牺牲性质的举动。

此时来看《事业还是家庭》这本书，或许可以给中国读者一点参考：当事业与家庭的选择题摆在美国高学历女性群体面前，她们是否做出了最好的选择？

《事业还是家庭》基于数十年的研究，将美国20世纪初至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分为五组。研究发现，由于每一代女性所处的时代的经济、观念和技术条件不同，每代人的选择都一定的共性。但无论是出生于1880还是1980年，女性的生活选择都可以用“困难重重”来形容。不过，从一个世纪前事业与家庭几乎必须二选一的局面，到开始争取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再到渴望在事业和家庭上都获得成功。情况正在像积极的方向发展。

本书的作者克劳迪娅·戈尔丁，是哈佛大学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经济学家。她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女性劳动力、性别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等。在《事业还是家庭》中，戈尔丁问了一个真正的问题：为什么性别收入差异在当今依然存在？

招聘歧视、同工不同酬，还没有完全消除。还有观点称，是因为女性自身的工作能力和谈判能力有限，阻碍了她们的事业的发展。但作者认为，诸如此类的因素，并不是性别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因为研究揭示：美国刚走出校门的男性和女性的工资其实极其接近。只是随着岁月流逝，在大学毕业约10年之后，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差异才变得明显。

发生了什么? 毫不意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10年间，年轻人开始组建家庭、迎接下一代，女性一般会选择能兼顾家庭的工作，而男性会为了更高的收入更加努力工作。 戈尔丁认为，不同的职业选择才是出现收入差异的根本原因。

很多女性由于这个原因，选择了一条尽可能不影响自身收入水平增长的道路，即不婚不育，或只生育一个孩子，她们甚至向雇主保证不会生二胎，否则愿意自动离职。

戈尔丁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这个残酷的现实，但她没有止步于此，她进一步反思了工作本身存在的问题。

“工作是贪婪的，”她说。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想要的越多，投入的更多，得到的自然也越多。经常加班、晚上或周末还在工作的人，普遍可以挣更多的钱。他们随时待命，频繁缺席家庭活动。相反，不加班、不应酬的人的收入水平则普遍更低，他们承担更多的育儿责任，随着孩子长大，他们还需要承担更多的养老责任。

当一些杰出的已婚女性被问及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时，总感到一阵无奈。她们反问：“为什么不去问男人这个问题？”她们的无奈源于，当已婚女性试图从事“贪婪的工作”，并希望夫妻之间更加公平时就会发现，对半分摊育儿责任的成本太高了，这意味着两个人都无法从事“贪婪的工作”，整个家庭的收入潜力将被拉低。最终她们不得不有所妥协，有的人选择承担更多，有的不得不忽略了部分家庭责任，还有的与另一半调换了角色。

然而，戈尔丁仍对女性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前景感到乐观。她从改变工作形态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我们必须改变工作的结构设计。让贪婪的工作变得更加灵活，让灵活的工作变得更有成效。”虽然听上去有些抽象，但是在疫情期间，这样的改变已经悄然发生。疫情后在家工作的趋势，以及人们在疫情期间采用的技术，已经为女性、男性，特别是父母带来了更多好处。

“在疫情期间，Zoom、Teams 等技术的使用取代了许多长途商务旅行。这有利于需要承担更多照顾责任的女性，”她说到，“例如以前每隔一周就要前往伦敦、东京、纽约或北京的律师、会计师或私募股权投资团队成员，将不再需要这样做。疫情期间的商业关系表明，在屏幕上握手与当面握手一样好。那些有照顾孩子责任的人，不成比例地多数是女性，将有机会从事这些高端工作，而且还可以在晚饭时间回家。”

远程工作的可能性还意味着，原本只能从事兼职或低时薪工作的人发现，他们也可以尝试全职工作了。这个人可以每周远程工作两天，去办公室三天，并把照顾家人的责任融入到工作日中，这对有家庭责任的工人来说是一大好处，而这些人也主要是女性。这些改变都意味着，夫妻双方的工作分工变得更加平滑，也就离平等更近了一步。

那么在其他的新趋势下，例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会对女性劳动力产生更大的影响吗？

戈尔丁认为，人工智能目前正在影响各个领域。但我们仍处于这项技术的早期阶段。目前受到影响的行业中，有一些女性劳动者密集的行业，如客户服务。因此人工智能可能会对女性产生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