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大崩盘中的投资大师们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对于强者，这个时代发展迅速、法制缺失，机会遍地都是；

对于弱者，这个时代庄家横行、秩序崩坏，陷阱无处不在。

你看到了财富盛宴，别人看到了韭菜一把把。

但有一些年轻人偏不信邪，他们没有背景，没有资源，赤手空拳闯入了资本市场。

他们相信，资本市场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他们逆天改命的最快捷径。

这是1900年前后，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正在冉冉升起，老一辈的资本家摩根、洛克菲勒纵横捭阖，蚕食着各行各业的资产。

1897年，20岁的利弗莫尔带着1万美元的起始资金，开始了在华尔街的冒险。

利弗莫尔出生在麻省的乡下，家里务农，13岁时被迫辍学，但他不甘心命运的安排，一年后离家出走。

他在波士顿的一家潘恩韦伯证券经纪公司找到了份抄写股价的临时工，每周挣5美元。

当时的股票价格都是靠人工抄写在交易大厅的黑板上，利弗莫尔很快就展示了他极高的数学天赋，以及对数字的敏感性。

他通过对那些数据进行分析，逐步对股票行情的演变构建了一套自洽的逻辑体系。

午休期间，他开始进入对赌行炒股，这是一种上杠杆的股价对赌机构，但是并不真的买卖股票，更类似地下的赌博场所。

第一次，他花了5美元赌芝加哥·伯灵顿·昆西铁路公司的股价， 赚了3.12美元，很快就上了瘾。

按《股票大作手回忆录》的说法，他凭借着天份，一年后就挣到了一千美元，20岁时挣到了一万美元，并被人们称之为“神奇男孩”。

由于他不断的赢钱，当地对赌行终于决定封杀他，禁止他入内，他尝试过伪装进场交易，但还是屡屡被发现并驱逐。

我们不知道这个天才早年真的是否如此神奇。

毕竟这些都是后来他在自传中自己说的，免不了有吹嘘的成份。

可以确认的事实是，他真的拥有了一万美元，并且在20岁那年带着所有资本去了华尔街，他渴望着赚到更多的钱。

然而，这位少年天才被股市狠狠的教训了一把，22岁时，他的所有本金都亏光了。

他被迫搬到了密苏里州，找朋友借了1千美元，在对赌行里赚到些钱后，再杀回华尔街。

然而在1900年，他23岁那年，第二次亏光了所有本金。

利弗莫尔的解释是，因为当时的技术限制，股价传递速度太慢，导致他下单交易的价格和证交所的实际价格存在偏差，造成了交易失败率过高。

交易失败，顶多丧失一些机会，还能导致几次三番的亏光本金？

如果这么容易失败，本身就说明这种交易方法是存在巨大缺陷的，很容易暴露风险。

事实上，这时候的利弗莫尔仍不过是一位普通的短线投机客。

在对赌行，他是如何赚到钱的，将永远是一个谜；但是在股市，他的短线频繁交易，很快就教会了他做人。

他知道了此路不通，陷入深刻的反省中，从此开始摸索新的交易方法论。

就在利弗莫尔深陷痛苦中时，24岁的江恩也入市了。

江恩出生在1878年，比利弗莫尔小一岁，也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

家里务农，清贫困苦，更悲惨的是，他只读到了小学三年级，就被迫辍学了。

不甘心命运的安排，他继续自学，去夜校充电，然后在1896年，他18岁那年进入了一家期货公司担任经纪人。

由于他生活在德州，当地盛产棉花，棉花期货的炒作交易很流行。

期货交易，本来是生产商和批发商们为避免价格大幅波动而进行对冲避险的交易工具，但由于本身价格波动频繁、杠杆率高等特点，渐渐成了短线投机者的赌场。

江恩在耳濡目染之下，很自然的就被吸引入市了。

但在这几年里，他是否有挣到钱呢，其实已不可考，或许并没有挣到什么钱。

否则，他不会在1908年，30岁之时搬家到了纽约，重新在华尔街的经纪公司找了一份工作。

在那里，他结识了已赚到大钱的利弗莫尔，开始了两人一生的友谊。

与此同时，另一位年轻人也在摸索着。

他的名字叫巴鲁克，出生在一个东南部小镇的中产家庭，父亲是一名医生。

他的起点无疑要高一些，读过大学——纽约市立学院，虽然只是一所二三流大学，但毕竟不一样了。

毕业后，他就进入了华尔街，到豪斯曼经纪公司工作，从电话推销员做起，业余自己炒股。

他早年最成功的一次经历，在1897年。

那年春天，美国炼糖公司的股票暴跌，主要是因为当时参议院正在讨论一项降低外国糖进口税的提案。

市场认为，一旦进口税下降，外国糖将大量进口倾销，造成糖价的下跌。

但巴鲁克认为，这不符合美国保护本土工业的政策大趋势，可能性不大，因此押注行情的反转。

果如他所料，后来参议院否决了提案，美国炼糖公司的股价很快就涨回到了高位。

这一笔交易，巴鲁克用300美元下注，买入3000美元股票，加了10倍的杠杆，让他赚到了6万美元。

可以看到，虽然巴鲁克也在搞投机，但他跟利弗莫尔、江恩是有不同的。

巴鲁克的策略叫“事件驱动”，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和知识，以及对市场各种事件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

比如在1898年，他就利用了伦敦和纽约市场之间的时间差进行套利。

那天是7月3日，巴鲁克得知西班牙舰队已经被美国歼灭，美军取得了美西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他立刻意识到，这一胜利意味着战争即将结束，股市必将暴涨。而第二天是国庆日，纽约证交所休市，但伦敦的交易所依然正常营业。

于是他立即通过电报委托同事在伦敦下单，买入美国公司的股票，赚到了一笔投机钱。

那么，巴鲁克是否就在这条道路上一往无前了呢？

哪有那么容易啊！

事实上，巴鲁克后来在他的自传《一个在股市大崩溃之前抛出的人——伯纳德·巴鲁克》中，是否定了他的早年投机生涯的。

在书中，他回想起初到华尔街，几乎把该犯的错误都犯了一遍。

甚至因为年轻人身上常见的毛病：野心勃勃、精力充沛与眼高于顶，实际做错的事情还超过了所有错误里那些能够被原谅的范畴。

在买卖股票的过程中，因为贪婪，不知缩手，不仅赔光了所有的钱，还包括父亲大部分的积蓄。

事件驱动策略虽然比单纯的数字游戏成功率更高，但也不是万试万灵的。

毕竟股价的涨跌，受影响的因素实在太多了，宏观、行业、公司经营、政策、情绪……相当复杂。

但事件驱动策略，意味着要抓住机会，就要比别人更快出手，容不得你深思熟虑。

这就使得，你无法看到一些深层次的风险。

并且，巴鲁克喜欢重仓+高杠杆，又让他的风险成倍放大，一次判断失误，就可能倾家荡产。

多次失败后，他也迷茫了。

赤手空拳的年轻人，如何才能在股市上找到赚大钱的秘笈呢？

第一个找到方法论的，是查尔斯·亨利·道。

道的起点，跟利弗莫尔、江恩相似，农村出身，只上过小学，14岁就到了社会上闯荡。

但他跟利弗莫尔不同的是，他没有一开始就沉迷在股市里。

在底层辗转经历了不同的职业后，21岁时，他有幸进入到了报社《共和党人报》，成为一名财经记者。

10年的记者生涯，扩展了他的知识面和眼界，通过跟许多金融从业者的交流，让他得以站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去俯瞰股市生态。

期间，他也开始了炒股，但他的关注重心渐渐超出了个股范畴。

他意识到，华尔街市场虽然在高速发展，新股上市越来越多，投资机会多得不可胜数。

但散户身处其中，却是越来越迷茫了。

关键的一点是，花越多，眼越乱，导致根本无法看清市场的大趋势。

一旦下注错了方向，市场再多的机会也跟你无关。

很显然，股市上的投资者们急需一张地图，来帮助他们掌握当下的整体趋势，提升决策成功率。

当大家都在股市上挖矿的时候，最佳的策略是卖铲子给他们。

1882年，道和好友琼斯合伙创业，发行了一份报纸《顾客晚报》，后来改名叫《华尔街日报》。

没错，这家公司就是日后声名赫赫的道·琼斯公司。

起初的时候，条件相当简陋，租了一间地下室作为办公场所；

团队只有3个人，道负责编辑金融信息+股评，琼斯负责发行+拉广告，还雇了一个书记员负责抄写新闻；

报纸是手写的，总共只有两页，书记员通过复写纸去抄写，一次可以抄写24份。

虽然报纸的卖相不佳，但还是很快就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因为上面刊登有他们独家的“道琼斯指数”。

起初的道琼斯指数只有11只股票，全部是当时最热门板块——铁路板块的代表性公司。

指数的计算方法很简单，采取算术平均的方法，把样本股票的当天收盘价格加起来，再除以样本个数就可以了。

计算公式如下：

股票价格平均数=入选股票的价格之和÷入选股票的数量

由于受到市场的欢迎，道·琼斯指数体系本身也在不断进化，后来样本股增加到12只、20只、30只……

除了铁路指数以外，后来又增加到工业指数、运输业指数、公用事业指数、综合指数、全球指数……

总之，道琼斯指数一出，风行华尔街，从此成了金融业内人手一份的必需品。

道所赚到的钱，已然强于99%的投资者，但不仅于此，他还亲手缔造了一个投资流派，从而成为股市技术分析的鼻祖。

作为《华尔街日报》的首任主编，道经常围绕着指数去写一些股评文章。

后来，他的徒弟们围绕着他的观点，先后整理出了《股票投机的基础知识》、《股票市场晴雨表》、《道氏理论》等一系列畅销书，逐渐将“道氏理论”发扬光大。

道氏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三大假设”和“六条定理”——

假设一：人为操作。

指数或股价的短期波动可能受到人为的操作，次级折返走势也可能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比如常见的调整走势，但中长期的主要趋势不会受到人为操作。

假设二：市场指数会反映每一条信息。

每一位对于金融事务有所了解的市场人士，他所有的希望、失望与知识，都会反映在每天的指数波动中。

因此，市场指数不仅反映了当下的地震、战争、政策等一切新闻信息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并且人们的心理因素也会反映到市场决策中，包含了对未来的预期。

假设三：道氏理论是客观化的分析理论。

成功利用它协助投机或投资行为，需要深入研究，并客观判断。

只有抛弃主观化的操作，投资者才可能赚到钱，但市场上绝大部分人都会被主观情绪干扰，导致亏损发生。

以上，是道氏理论的三大假设，这个假设和后来的“有效市场假说”是类似的。

在此假设之上，道氏理论提出了六条定理：

定理一：道氏的三种走势

股票指数与任何市场都有三种趋势：

主要趋势：持续一年或以上，大部分股票将随大市上升或下跌，幅度一般超过20%。

中期趋势：与基本趋势完全相反的方向，持续期超过三星期，幅度为基本趋势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

短期趋势：只反映股票价格的短期变化，持续时间不超过六天。

任何市场中，这三种趋势必然同时存在，彼此的方向可能相反。

定理二：主要走势

主要走势代表整体的基本趋势，通常称为多头或空头市场，持续时间可能在一年以内，乃至于数年之久。

正确判断主要走势的方向，是投机行为成功与否的最重要因素。没有任何已知的方法可以预测主要走势的持续期限。

定理三：主要的空头市场

主要的空头市场是长期向下的走势，其间夹杂着重要的反弹。它来自于各种不利的经济因素，唯有股票价格充分反映可能出现的最糟情况后，这种走势才会结束。

定理四：主要的多头市场

主要的多头市场是一种整体性的上涨走势，其中夹杂次级的折返走势，平均的持续期间长于两年。

在此期间，由于经济情况好转与投机活动转盛，所以投资性与投机性的需求增加，并因此推高价格。

多头市场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们对于未来的景气恢复信心；

第二阶段，股票对于已知的公司盈余改善产生反应；

第三阶段，投机热潮转炽而股价明显膨胀——这阶段的股价上涨是基于期待与希望。

定理五：次级折返走势

次级折返走势是多头市场中重要的下跌走势，或空头市场中重要的上涨走势，持续的时间通常在三个星期至数月。

此期间内，折返的幅度为前一次级折返走势结束之后主要走势幅度的33%至66%。

定理六：道氏理论重要的原则指数确认

指数确认是道氏理论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如果没有得到两种指数的相互确认，任何价格运动将毫无研究价值。

也就是重要指数间呈现出相同或相近的波动时，趋势才能被确认，而单一指数的行为并不能成为趋势反转的有效信号。

在投资中我们常会用到指标共振，其实道氏理论的指数确认就是一种指标共振。

只有当几种指数走势一致，才会产生共振，提高投资者的预测概率，单一的指数对于趋势预测是无法做出有效判断的。

整体来看，道氏理论主要是在历史大数据的基础上总结而来的，可以说是历史经验的结晶。

虽然未必百分百科学，并且也经常招致“反应太迟”等批评，但作为中长线趋势投资的工具，还是很有价值的。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896年5月26日推出，当天收盘40.94点，三个月后的8月8日跌到24.48点，这是其历史纪录的最低点。

此后，指数一路上行，1906年上涨到100点，1928年越过300点，1972年突破1000点，1999年互联网泡沫时跃上10000点，2020年疫情放水时攀上30000点。

伴随着股市指数的一路上行，财富效应逐渐蔓延，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赚到钱了。

江恩跟随着道的脚步，也进入股市产业链的上游，成为了第二位股票分析界开宗立派的人物。

1908年，30岁的江恩来到纽约，一边继续从事经纪业务，一边开始写书。

1909年，他跟著名的《股票行情与投资文摘》杂志合作，据说——

“在编辑监察下，江恩在25个交易日中进行了286次交易，结果获利264次，损失22次，胜率达到92.3%，获利高达10倍。”

总之是神乎其神，信则有，不信则无。

经过类似的包装宣传之后，江恩很快名声大噪，然后顺势推出了他的股价预测方法——“控制时间因素”。

接下来就是卖书、卖课。

江恩写作勤奋，畅销书一本接一本，从《江恩投资哲学》、《股票行情的真谛》，到《华尔街股票选择器》 、《华尔街四十五年》，络绎不绝，著作等身。

江恩的线下课也很受欢迎，一套课程据说收费5000美元，大约相当于2020年的10万美元。

到1920年代，江恩的事业进入高峰期，聘请了数十名员工为他制作各种分析图表和市场研究，还成立了两家企业：江恩科学服务公司、江恩研究公司。

江恩的理论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主要原因是接受门槛低，不需要懂太多的金融和基本面知识。

你懂小学数学就行了。

江恩理论告诉大家，股市存在着宇宙中的自然法则。

股价运动方式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可以预测的，每一种股票都拥有一个独特的波动率，它主宰着市场价位的升跌。

时间是决定市场走势的最重要因素，历史会重复发生，你了解过去，便可以预测将来。

因此，在对时间循环周期做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江恩发明了一系列预测股价、时间、比例和形态等相互关系的技术分析工具。

这些工具包括波动法则、周期理论、江恩角度线、江恩四方形、江恩六角形等等，背后据说是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宗教学、星相学等深邃的知识体系。

熟练应用这些工具，能帮你在看似无序的市场中建立起严格的交易秩序，并找到价格回调、突破和买入的最佳时间与价位。

江恩理论的内容很细致，每一种短线走势都能找到对应的工具去适配，看起来又很直观，画图就可以了，简单易懂。

因此，这套理论深受大众散户的欢迎，成为了流传最广的短线技术分析流派。

在技术分析的江湖里，有三大流派：道氏理论、江恩理论和波浪理论。

波浪理论由艾略特发明，这位技术分析大师的本职工作是铁路会计员，一生清贫，直到61岁退休后才开始研究股票。

几年时间里，他以道氏理论为基础，借鉴了江恩理论的一些数学工具，逐渐形成了波浪理论体系。

波浪理论主要是分析股市大趋势的，有几个要点：

第一，按照规模的不同，波浪总共被划分为九大类，最长的超大循环波是横跨200年的超大型周期，而最短的次微波则只覆盖数小时之内的走势。

大浪有中浪，中浪有小浪，小浪还有超小浪，小浪又组成大浪，一浪套一浪，不断循环延伸。

第二，每个完整的周期循环，都可以归纳为八个波浪，“五上三落”。

第三，修正波的回撤幅度，通常修正波会达到小一级别4浪低点附近。在强势行情中，只创新高不创新低，此时的小一级别4浪低点会是一个很好的支撑位，可以借此跟进买入。

第四，波动比率呈现黄金分割比率。例如：3浪为1浪的1.618、2.618…；2浪回调为1浪的0.382、0.5、0.618；4浪回调为3浪的0.382、0.5；5浪为1～3浪的0.618。在时间上同样呈现此原则。

第五，波浪理论包括三部分：型态、比率及时间，其重要性以排行先后为序。

第六，波浪理论主要反映群众心理，越多人参与的市场，准确性越高。

艾略特是会记员出身，精通数学，其理论更多是对道琼斯指数进行数据统计后的精细化加工，因此可以称得上是道氏理论的升级版。

总之，道氏理论告诉了人们何谓大海，而波浪理论则指导你如何在大海上乘风破浪。

相比起道氏理论，波浪理论给出了精确的技术分析工具，实操性更强；相比起江恩理论，波浪理论更重视大趋势，成功概率更高。

因此这套理论逐渐流传开来，成了中高端交易人群的最爱，在中线趋势交易中频繁被使用。

虽然艾略特最终开山立派，成了股市分析行业的一代宗师；

但遗憾的是，艾略特并未挣到多少钱。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代表作《波浪理论》是在1938年出版的。

整个1930年代，美国都处于大萧条的低谷中挣扎，市场极度冷清，1938年更是受到二战即将全面爆发的恐慌冲击，道指节节败退，信心全无。

这种情况下，艾略特的书也受到了冷遇，可谓“时也，运也，命也”。

不过，艾略特未能赚到的钱，有人提前赚到了，他的理论成败得失也早有人去验证过了。

这个人，就是数学天才少年——利弗莫尔。

利弗莫尔被誉为“交易史上不世出的人物”，并不在于他是否亏过钱，而在于他亏损后，善于反思，总能闯出一条新路。

他的学识有限，对金融和基本面一无所知，和千百年来许多股市小散的经历相似；

但不同的是，他专注于数字和交易，脑筋灵活，竟然很快就悟出了“短线交易，此路不通”的道理。

很多人将利弗莫尔视为“短线交易大师”，实际上，中期以后赚到大钱的利弗莫尔，恰恰是反对短线频繁交易的，认为这种方法风险巨大，是亏钱的本源。

经历了两次破产之后，利弗莫尔开始降低交易频率，更愿意去赚中线趋势的钱。

自此，他的成功率大幅提升。

1901年，24岁的利弗莫尔第一次赚到了大钱，他买入的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让其资产从1万美元增加至5万美元。

到1907年熊市的时候，他全年做空，获利丰厚，资本已超过了100万美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华尔街大空头”。

6年时间里，他只破产了一次，失败率大幅下降。

那次失败，是因为1906年冬的时候，他判断大市要下跌，但过早做空+重仓交易，最终在行情的震荡和反弹中走向了破产。

此后，他进一步加强了对市场心理学的研究，对行情反转的判断更加老练。

在1907年的熊市中，利弗莫尔借钱卷土重来。

他先是在4-8月大约4个月的时间里，顺势做空，一波顺畅的下跌行情中就赚了75万美元；

到9月份，利弗莫尔观察到货币流动性在收紧，经纪人借贷利率已经达到100%以上，形势紧张到极致。

到了10月份，市场上完全借不到钱，老百姓扎堆去挤兑银行了。

这轮危机的本质，其实是金融创新带来的泡沫崩溃的结果——

当时的美国，由于市场对资金的需求旺盛，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金融机构——信托投资公司。

相比于银行，信托机构受到的监管较为宽松，可以理解成是“影子银行”。它们大量吸收储户的资金，投资于股市或者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这就为危机埋下了伏笔。

1907年，受加息影响，一批信托公司开始陆续倒闭，到下半年，殃及银行业，整个金融界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由于美联储还没成立，美国金融市场处于散乱状态，一旦流动性出现问题，恐慌很快就会蔓延开来，导致巨大的动荡危机。

10月24日，危机发酵到高潮，总统老罗斯福任命小摩根为“救市总指挥”，小摩根迅速召集了纽交所总裁、财政部高官、各大银行负责人，一起开闭门会议，商量对策。

那一天，市场谣言纷纷，利弗莫尔在长达几个月时间的做空中，已经累计赚到了100万美元。

第二天，10月25日，他接到了小摩根的电话，“让他不要再继续做空”。

利弗莫尔虽然不懂基本面，但他判断，在高层政策的强力驱动下，市场形势很可能到反转临界点了。

于是了结获利，并买入做多，随后持有周期长达9个月，又赚了一波反转行情的钱。

这一年的操作，充分展示了利弗莫尔的交易特点：

与其在箱体中，赚股价波动的小钱，不如顺大势而为，赚大趋势、大波浪的钱。

两年时间，抓住一轮牛熊周期中的大跌和大涨趋势，仅仅几次交易就赚到了数百万美元。

这才是真正赚大钱的秘密。

这一年，利弗莫尔刚刚30岁，而立之年，名声渐渐出圈。

1910-1920年代，是利弗莫尔的巅峰年代，这个曾经一文不名的穷小子过上了超级富豪的生活。

他买了一艘20万美元的游艇，一套在纽约市中心的高级公寓，流连在私人会所里，包养情妇，声色犬马。

他依然时不时来一次破产，但很快又能卷土重来，再攀高峰。

利弗莫尔在生涯中期最惨痛的一次教训是1908年，他听信了一位棉花期货大亨的话，做多棉花期货，结果损失掉了90%的本金。

此后，带着压力过度交易，频频出错，最终在1914年迎来第四次破产。

这次破产，让他深刻领悟到了“听信小道消息”的危害，交易体系也变得更完善，渐臻化境。

利弗莫尔的交易体系要点如下：

第一，保持耐心，避免频繁交易。

“大家都说，获利落袋，你绝对不会变穷。不会，你绝不会变穷，但是在多头市场里，你获取四点的利润，你也不会发财。”

“你必须研究整个大势，而不是研究内幕或影响个股的特殊因素，然后你要忘掉你所有的股票，永远忘掉！”

“我开始了解要赚大钱，一定要在大波动中赚。不管推动大波动起步的因素可能是什么，事实俱在，大波动就能够持续下去，不是内线集团炒作或金融家的技巧造成的结果，而是依靠基本形势。”

在《股票大作手回忆录》中，类似的名言警句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第二，在多头市场看多，在空头市场看空。

利弗莫尔强调顺势而为，追涨杀跌，这是趋势投资的要领。

进场操作之前，最明智的作法是先了解大盘的趋势，市场会将未来融入眼前，这也正是难以准确预测市场将来会朝哪个方向发展的原因。

所以要试探，执行方式是先建立一部分的股票头寸，小幅加仓，直到出现箱体突破，趋势明确为止。

如果发现多头或空头的单向突破，都可以大幅加仓，重仓持有；

如果市场横向整理，就抱着现金退居场外，静观其变。

“我看空而卖出股票时，每次的卖出价格一定要比前次低。我买进的情形正好相反。我一定是逐步向上摊平。

我买股票作多时，不是向下摊平，而是向上摊平。”

第三，重仓趋势龙头。

集中全力操作新多头市场中的领先股，即先等市场确认哪些股票是领先股——通常是涨势最强的股，再进场操作。

集中火力操作领先股，而不是分散投资到整个市场。

避开疲软的行业，以及那些行业中疲软的股票，即不买便宜的股票。

因为疲弱不振、价格下滑的股票总是很难回升，所以交易者要限制自己只买正往前冲刺、交易热络的股票。

第四，一旦看错，尽速认赔出场。

保护自己，不受错误决定的太大影响，最多损失10%。

第五，不要轻易听信别人的小道消息和内幕信息。做好自己的功课，只看事实。

二、三、四点，是利弗莫尔交易技术的核心要领。

这几个要领，既是利弗莫尔在牛熊市中，看准大趋势，又快又狠的赚到大钱的奥秘。

同时，也是他的致命风险所在：

追涨杀跌，成本总是偏高的，很容易成为接盘侠，毕竟再厉害的天才，也会有看错的时候。

因此利弗莫尔这种人，一百年才能出一个，是天赋+运气的结合，不可复制。

也无法复制。

正如后世投资者对波浪理论的吐槽：

“怎么判断一个浪是否已经完成，而开始了另外一个浪呢？

有时甲看是第一浪，乙看是第二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你以为的五浪下跌已结束，要行情反转了，没想到浪中有浪，仅仅是空头市场的第一个大浪花而已。

这里充满了主观和不确定性。

看错的后果却可能十分严重，足以使人损失惨重。”

就在利弗莫尔成为传奇，大放异彩的同时，巴鲁克也走上了他的传奇之路。

巴鲁克走的是一条更慢、更稳的路。

年轻时的巴鲁克玩事件驱动策略，一度玩的风生水起，但由于重仓+高杠杆，最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也让他沉下来反思，做出改变。

第一点，远离投机。

巴鲁克认为，投机虽然能赚钱，但运气的成份很大，并不能稳定的赚到钱。

要想长时间在市场上生存，稳健是最重要的。

因此，不要想着通过投机来赚快钱，年轻人一定要抛弃这种想法。

最佳的方案是，兢兢业业工作，先有一份能带来稳定现金流的职业，才能创造良好的投资心态。

要让投资，成为锦上添花的事情，而不是赚钱的唯一来源。

于是在接下来的很多年，巴鲁克将重心放到了经纪公司的本职工作上，做业务、成为合伙人、搞并购、做PE，渐渐成为了一个有名望的投资银行家。

第二点，深入调查。

巴鲁克意识到，股市上机会虽多，但陷阱也多，越是追求快，就越容易掉进陷阱里。

必须要慢下来，小心谨慎地落下每一步。

在买入股票前，必须对背后的公司进行深入的调查，弄清楚行业的状况、公司的管理和竞争对手，以及一切可能影响业绩的因素。

在评估企业时，应重点考察三个方面：

首先，一家公司的真实资产、手头所持现金占其负债的比例、物质财产价值几何。

其次，一家公司持有的经营业务的特许权，换个说法就是，人们是否想得到或必须拥有其产品或服务。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家公司管理层的品格和智慧。

巴鲁克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

“我宁愿投资善于经营管理而资金较少的公司，也不愿去碰拥有大量资金而管理人员却很糟糕的公司。

我重申一遍，关于不同公司的这些基本经济事实，必须持续不断地加以检查、再检查。

有时，我已犯下错误，但通过及时放弃自己的立场，仍然能够赚到利润，全身退出投资。”

1904年，巴鲁克听说Soo Line铁路公司计划增加小麦运输量，办法是修建一条支线，从明尼苏达州通向北达科他州，向西伸展大约300英里。

他请人去西部考察了一番，得出结论认为，会有足量小麦通过这条新开辟的线路运输，因此Soo Line铁路公司的盈利前景很好。

他买入之后，市场上开始传言，该公司的支线项目风险很大，质疑声四起。

在传闻打击下，公司股价连连下滑，但由于有调研做基础，巴鲁克不为所动，继续增持。

这年秋天，小麦意外迎来大丰收，导致Soo Line铁路公司的业绩上升了50%，股价也上涨了60%。

这时候，铁路公司的那条支线都还没修好呢。

股价的表现超出了预期，巴鲁克却感到不太踏实，认为有必要再进行一次跟踪调研，于是派人又去了一趟西部，甚至沿着规划的铁路线走完全程。

这次调研的结论，却是跟上次有很大不同，他们发现西部的小麦现在主要通过五大湖区的水路运往东部地区，铁路和水路相比并不具有竞争优势。

通过实地调研和资料分析，巴鲁克发现了更多陷阱，于是及时卖出，在股价暴跌之前落袋为安。

这就是调研和谨慎在投资中的重要性。

后来，巴鲁克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做重大决定之前，都会暂时地离开华尔街，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待几天，让自己能够进行全面通盘的思考。

第三点，集中投资。

一个人不可能在许多方面都是专家，唯有专注于一件事，完善这件事，才能做好它。

他反思道：“有些人还有另一种幻想，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买卖股票、涉足房地产、经营企业、从事政治活动，全都同时能做。

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没几个人可以同时做一件以上的事情——而且还都能做好。”

投资股票也是一样的，尤其是深入调研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持续的跟踪调研同样耗费精力。

巴鲁克坚信，集中投资才能做精做深，仅仅持有几只长期跟踪的股票就足够了。

第四点，知足常乐。

巴鲁克说：“我在股市操作中，一次又一次当股票尚在上升途中便抛出它们——这也是我一直能守住财富的一个原因。”

“如果说由于这种习惯做法我错失了一些赚钱机会，那么我同时也避免了陷入破产的境地，而我看到其他很多人正是因此而不名一文。”

“有些人自吹自擂，说什么可以逃顶抄底——我绝不相信有谁能做到这一点。”

“东西看起来价钱足够便宜，我就买入，看起来价钱足够高，我便卖出。”

“正因为如此行动，我才成功避免被市场波动中出现的极端狂野的情形冲昏头脑，才不至于随波动的大潮一道颠簸起伏而葬身水底。”

可以看到，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巴鲁克和利弗莫尔都强调要慢下来，从“快进快出”变成了“耐心制胜”。

当然，两个人的投资风格仍然有巨大的不同。

巴鲁克从“事件驱动”变成了“基本面投资”，强调通过深入调研来赚到业绩增长的钱；

利弗莫尔从“短线交易”变成了“中长线交易”，强调通过把握市场情绪来赚到大趋势的钱；

巴鲁克追求的是“知足常乐”，上涨途中不断卖出；

利弗莫尔则是“追涨杀跌”，箱体突破之后，分步买入，不断加仓。

风格差异虽大，但两个人都在1910-1920年代赚到了大钱，成为投资圈里的传奇人物。

一战期间，巴鲁克凭着名望涉足政坛，先是被任命为工业局局长，然后又跟随威尔逊总统出席巴黎和会。

到二战时，声誉日隆，不仅担任小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顾问，协助主持战时经济动员工作，更在战后任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提出对原子能实行控制的《巴鲁克计划》。

可以说，巴鲁克是美股历史上众多的投资大师中，政坛地位最高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0-1920年代的投资界可谓群星闪烁，各种流派都有牛逼的人物。

比如坐庄投机的大师——老肯尼迪。

老肯尼迪是肯尼迪总统的父亲，191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娶了波士顿市长的女儿，投身金融界。

他虽然自诩为“银行家”，但在192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从事坐庄投机的营生。

老肯尼迪在华尔街的一次经典炒作是针对黄色出租车公司的股票。

《伟大的博弈》一书中，对此描写道：

“肯尼迪在豪华的沃尔多夫-阿斯特拉酒店订了一间套房，在里面装了一台股票自动报价机和几根电话线。

随后，他开始通过遍布全美的经纪人买卖黄色出租车公司的股票。

一天又一天，他一心一意地操纵市场，其他什么事都不做。”

“我在早上醒过来，觉得累极了，”肯尼迪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说，“这才意识到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出过旅馆的大门了。我的孩子，已经出生快一个月了，可我还没有见过她呢。”

对于那场战役的结果，肯尼迪的说法很简单：“我们有几个人成为了有钱人。”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肯尼迪并没有夸大其辞，一位历史学家曾经估计，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肯尼迪的身价至少值2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笔极为可观的财富。”

之所以各路大师都能赚到钱，股神遍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股持续的长牛走势。

一战之后，欧洲的明灯熄灭了，美国世纪正式拉开帷幕。

首先是欧洲大陆被打残，各国物资奇缺，天量的军火、食品和医药订单飞向美国，4年的战争使得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变成了最大的债权国。

长期以来被欧洲控制的亚非拉商品市场，也向美国人打开了门户，让美国的钢铁、汽车、轮船、通讯设备在全球的出口份额飞速增长。

1914年以前，伯利恒钢铁公司所签过的最大一笔合同为1000万美元。

但是，1914年11月，伯利恒钢铁公司总裁被请到伦敦，在那里他接下了英国皇家海军一份总额为1.35亿美元的订单，包括机枪、炮弹和潜水艇等武器。

短短几个月时间，伯利恒的股价就从每股46美元翻升到了每股600美元，涨幅高达十几倍。

利弗莫尔也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趁势杀入伯利恒的投机狂潮，一举从1914年破产危机的谷底成功翻身。

到战争结束时，摩根银行一共为英国购买了价值30亿美元的军需品，这个数目相当于美国参战前一年——1916年联邦政府收入的4倍。

按照1%的手续费，摩根家族单靠这个项目就赚取了3000万美元。

另外，摩根家族还帮协约国筹集了15亿美元的贷款，帮英格兰银行承销了30亿美元的股票，业务多得根本忙不过来。

进入咆哮的1920年代后，汽车工业革命让美国经济继续一路狂奔。

这场革命是在1914年拉开帷幕的，当时欧洲各国正在一战的战壕里打得热火朝天。

那年，福特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汽车流水组装线——汽车的零件通过传送带从工人身前经过，工人只需要重复完成单一的操作，整车通过流水线来完成装配，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创新！

在流水线诞生之前，主流的汽车销售价格要数千美元，唯有富豪阶层才能负担得起。

但此后，福特造车的速度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汽车制造厂要快八倍；

那些曾经要花十二个小时组装的活，现在只需要一个半小时。

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集中所有精力去生产一款单一的车型——福特T型车。

这款车的初始成本825美元，售价950美元，到1920年，由于年产量已经飙升到125万辆，价格下降到了300美元。

1920年，美国登记在册的汽车达到了900万辆，代替火车和马匹成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随之诞生的货运卡车、长途客车、公交车、出租车、加油站、汽车维修店也影响了数百万人的工作与生活。

除了汽车，洗衣机、冰箱、收音机等家电和娱乐电子产品也开始走进了千家万户，电的消费量在这10年里翻了一番。

航空业也兴起了，随着1926年《航空商业法》的通过，各地区运营的小型航空公司纷纷出现。

那个年代，投资者们炒汽车股、家电股、航空股，无论炒什么都能赚到钱。

由于炒题材之风盛行，大量公司蹭热点炒高股价去融资。

当时有一家叫海岸航空公司的股票，受到了市场的疯狂抢购，但实际上它是一家铁路公司，旗下一条航线都没有。

除了出口繁荣、科技革命，还有政府的低利率、信用卡配资炒股等一系列因素助长了这场超级牛市的泡沫。

当时的银行，以5%的利率向美联储借来资金，然后倒手以12%的利率转给股票经纪人，经纪人再以20%的利率贷给投机者。

投机者们只需支付10%的保证金就可以购买股票，余额由经纪人支付，让流动性变得极为充沛。

到了1929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已达48.5%，超过了英+法+德的总和，柯立芝总统声称，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

美股，也成为了西方世界众星环绕的那颗太阳，以其强烈的财富效应成就了无数的“股神”。

在一个持续上涨的大牛市中，即使是阿猫、阿狗，也能够轻易的成为股神。

在当时，购买股票的杠杆率可以高达10倍，而股市又是长达数年的连续上涨，单单道琼斯指数的涨幅便从1921年的63.9点涨到1929年的381.2点，涨幅高达5.96倍。

可以想象，期间数十倍、上百倍涨幅的大牛股，更是遍地都是，炒股的成功率自然非常高。

问题就在于，谁能在那场众所周知的1929大崩盘中活下来？

那场崩盘，发生在1929年的秋天，在一片乐观的氛围中，持续十年的长牛突然改变了方向。

汽车需求饱和、产能过剩、业绩下滑、投资者撤退、欧美贸易战、出口下滑、股价进一步下行、大量杠杆资金暴雷、市场看空声音蔓延……

这是一轮经典的去杠杆行情。

9月5日，市场开始下跌，10月29日，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跌幅达22%，创下了单日最大跌幅。

到1932年6月8日，道琼斯工业指数下降到了41.22点，与1929年的最高点相比，跌幅达到89.19%。

仅仅比它刚问世那天的收盘价40.94点，略高一点。

30多年的财富积累，一夕间化为乌有。

股灾之后，美国进入了长达四年的经济衰退，并造就了“大萧条”这样一个专用名词。

这是考验“股神”成色的时候了。

最早撤退的，是那些经验丰富的老练投资者，在市场上活得越久的，鼻子越灵敏。

比如当时美国最大的两家证券经纪公司之一，德柯普特-道莫斯公司的合伙人罗兰·斯特宾斯，在8月份选择了金盆洗手。

他将自己在纽约证交所的交易席位卖出，售价为64万美元，几年后，这个价格跌到了5万美元。

巴鲁克也是他们中的一份子，毕竟他的自传书名就叫《在股市大崩溃前抛出的人》。

他在1928年就开始陆续抛售了，但股市仍在持续上涨，让他有些犹豫。

1929年8月，他在外地度假，顺便做了一个小范围的调研，询问朋友们对时下行情的看法。

他发现人们普遍怀着乐观的心态，无论是司机、厨子，还是理发师，都能侃侃而谈市场的前景和机会。

巴鲁克感到了忧虑，发电报给几位关系要好的朋友，请教他们的看法。

一位美国证券界的首席分析师回复道，当下各行业的指标数据都非常好，它们是风向标，表明股市仍然在欣欣向荣之中。

这些回复，反而让巴鲁克的担心，愈加强烈。

在巴鲁克的工作地点附近，有个老乞丐常在街边讨钱，他路过时常常会给些硬币。

有一天，老乞丐突然叫住他，眉飞色舞的说：“我有一只股票的内部消息，想不想听？！”

巴鲁克打了个寒颤，眼中充满惊恐。

那一刻，他决定了，要卖出一切能卖出的股票，彻底离开市场。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了老肯尼迪身上，当时有一名擦鞋小童要向他透漏股市小道消息。

老肯尼迪的第一反应是，市场即将见顶了。

随后，老肯尼迪就离开了市场，守住财富，然后投资政治，在1930年资助小罗斯福竞选纽约州的州长，并于1932年帮助他成功赢得总统大选。

他得到的回报是，成为了首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

当时的《新闻周刊》杂志是这样评论的：“肯尼迪先生——从前的投机者和联手坐庄的操纵者，现在的工作将是制止投机和阻止坐庄。”

抓住大崩盘的机会，实现阶层跃升的，可不止老肯尼迪一个人。

当时有一个小型证券经纪公司的老板，叫查尔斯·E·美里尔，在1920年代之前长期默默无闻。

由于传统的大经纪公司垄断了富裕阶层的客户，因此像他这种小公司，只能去挖掘小散户的生意。

在1929年大崩盘之前，美里尔是最早感觉到大难将至的人之一。

从3月份开始，他就一直建议他的客户和旗下经纪人撤资离场，并且将自己的公司卖给了另一个券商E. A. Pierce & Co.

他不仅守住了财富，也在客户和同行中赢得了良好口碑。

几年后，饱受大萧条冲击的E. A. Pierce & Co.陷入困境，美里尔将它买了回来，改名美林公司。

美林公司开始推行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即以中小客户为目标，通过在各个社区和街道开设连锁店的模式与目标客户形成接触，并通过大规模广告宣传的方式建立品牌形象。

到二战时期，美林公司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证券经纪公司，营收是第二名的4倍左右。

美里尔建立了庞大的证券帝国，这一切都得益于他在大萧条前的抛售。

另一位获得传奇声誉的，则是“趋势交易之王”利弗莫尔。

在1920年的中后期，利弗莫尔的交易动作并不多，他关注的是大趋势，是市场情绪的变化。

因此市场的持续向上，让善于抓住领涨股的他，财富增长得非常快；

尤其是重仓+高杠杆的风格，更让他如鱼得水，到1929年时已成为了全国瞩目的大富豪。

但到了那年夏天，他已经很清楚市场处于过热状态，随时准备着反手做空。

《金融心理学》一书曾提到，利弗莫尔当时雇佣了40名“统计员”作为助手，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里，对各个板块下跌和上涨的股票数进行统计。

利弗莫尔发现，虽然道琼斯指数仍在上涨，但道琼斯成分股毕竟只有30只，并不具有代表性。

在他选取的1002只活跃股票中，那段时间只有338只股票是上涨的，另外614只竟然都是在下跌的。

这让他确信，市场的全面反转，已经迫在眉睫了。

到了9月份，他开始做空，并随着市场的转冷，不断加大做空的杠杆。

这让他在1929年秋天的大崩盘中，赢得了前所未有的1亿美元财富，成为全美最有钱的人之一。

那段时期的利弗莫尔，成了所有媒体追逐报道的焦点，称他为“华尔街之熊”。

公众指责他，要他为股灾负责，他还因此收到了死亡威胁，不得不雇佣一名贴身保镖。

可惜的是，这些辉煌未能持续下去。

他的运气似乎用完了，到1931年底，他损失了一半的资产，到1933年底，另一半也不见了。

到1934年底，利弗莫尔不得不宣告破产。

他当时列明的资产价值只有8.4万美元，而负债为250万美元。

利弗莫尔试图卷土重来，但低迷的市道让他心力交瘁，最终患上了抑郁症。

此后，他开始转向产业链上游寻找机会，开了一家财务顾问公司，为客户提供技术分析服务。

也出版了《股票大作手操盘术》等一些书，试图向江恩靠拢。

不过，股票事业的回天无力，感情生活的支离破碎，仍然让他备受煎熬，更抑郁和自闭。

1940年11月28日，利弗莫尔在纽约曼哈顿的酒店里开枪自杀，终年63岁。

他寄给妻子的遗言被发现，上面写道：

“我亲爱的妮娜：

我再也受不了了。一切对我都太糟糕了。我已经厌倦了抵抗，再也支持不下去了。

这是惟一的出路。

我不是个值得你爱的人。我是个失败者。

我真的很抱歉，但这是唯一得到解脱的方法。”

对于利弗莫尔的失败，江恩曾在书中总结道——

“利弗摩尔的弱点之一，是他除了学习如何赚钱之外，什么都不学。

他从不学习保存资金的方法。

他贪心，有权力欲，所以当他赚了一大笔钱以后，就不再稳妥地进行交易。

他试图让市场跟着他的意愿走，而不是等待市场自然地转势”。

也就是说，江恩认为，晚年的利弗莫尔，由于成就太过辉煌，而变得自负了，不再顺势而为，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

其实又何止如此，1932年之后，美股虽然见底了，但大趋势已经不再。

整个1932-1945年，道琼斯指数都在100-200点之间做窄幅震荡，涨几个月，又跌几个月，磨磨唧唧。

这对于搞趋势投资的利弗莫尔来说，简直就是刑场啊。

每次满怀希望的加仓，等待箱体突破，以为是个翻身的机会，没想到突然就萎了。

于是匆忙撤出，几次三番，犹如钝刀子割肉，不断损耗本金。

接下来，你认为暂时没机会，选择离场观望，但是，如果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都没有机会呢？

利弗莫尔从频繁交易起步，逐渐通过“大趋势交易”找到成功法则，期间虽然起起落落，但通过吸取教训，最终都很快再次崛起了。

只要有方向，不管是向上的，还是向下的，天才的利弗莫尔都能找到用武之地。

现在，再没有趋势，没有风了。

那就只剩下绝望了。

利弗莫尔的一生以失败告终，江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这位技术派理论大师，前半生通过出书卖课赚得盘满钵满，但自从大崩盘之后，他的课就越来越无人买单了。

1955年，江恩病逝，终年77岁。

他的儿子在盘点遗产时发现，江恩四个交易账户都是亏损的，留下的遗产加起来不超过10万美元。

江恩一生中写了几十本书，但所有著作的版权都不属于他儿子，或许早已卖掉换钱了。

在他的最后一本专著《华尔街四十五年》中，已看不到他年轻时发明的神奇理论的半点影子。

更多的，只是大篇幅的行情数据记录，以及“不要过度交易”的规劝。

你能感受到，他在字里行间与年轻时的自己进行了切割。

江恩与利弗莫尔在年轻时有过多次交往，他在1908年刚去纽约时，就曾经慕名将钱交给利弗莫尔代为交易。

后来，利弗莫尔破产倒下时，江恩也曾经将钱借给他，帮助他东山再起。

但两人的交易理念终究差异很大，因此“亦敌亦友”。

在彼此的书中，两个人都有对方的评价，在肯定对方成就的同时，也都隐晦的批判了对方。

股票江湖并不大，类似的关系还发生在巴鲁克和“股圣”格雷厄姆身上。

格雷厄姆出生于1894年，1929大崩盘时只有35岁，风华正茂，而巴鲁克已经59岁了。

作为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格雷厄姆在1923年开设了私募公司，初始规模只有45万美元，短短几年之后，就增加到了2500万美元。

这个成绩，很快出圈，因此在1927年，巴鲁克找到了格雷厄姆，开始交往。

两人同属于价值投资流派，理念相近，彼此惺惺相惜。

格雷厄姆会不时的向巴鲁克推荐一些低估的股票，巴鲁克也凭借自身关系帮助格雷厄姆接触上市公司的董事会。

格雷厄姆后来在自传中描述道：

“1927年，巴鲁克让人传信，说他想在办公室里见我。

我来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他要向我提出一个他以前从未向任何人提过的建议——

希望我成为他的投资合伙人。”

“我现在已经57岁了，”他说，“是时候了，我该轻松一下，来让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分挑我的担子，也分享我的利润。”

他又说，“我应该放弃自己现在手头上的业务，全身心地投入我们俩新的合伙事业中来。”

我回答道，“他的建议让我受宠若惊。”

“事实上，我对他的建议感到无比震惊，但我认为我不能如此突兀地结束与现有朋友和客户间的融洽关系。由于这个原因，这件事就告吹了。”

“如果当时我不考虑其他人就接受他的条件的话，我随后7年的遭遇将会多么不同，又将会多么美好啊！”

为啥会有这番感慨和懊悔呢？

原来，在1929年牛市到达高峰前，他和巴鲁克有过一次交谈。

巴鲁克说，银行为股票投资提供的定期贷款利率为8%，而股票市场的股息收益率却只有2%，这绝对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他俩谈话后不久，股市就开始大崩盘了。

众所周知的，巴鲁克及时撤离了股市，而格雷厄姆却怀着一丝侥幸，没有及时撤离。

由于当年前半段涨幅不错，道指全年只跌了15%，格雷厄姆的基金却跌了20%。

一轮暴跌过后，第二年，格雷厄姆认为调整已经到位，加杠杆抄底，没想到抄在了半山腰。

1930年，道指下跌了29%，格雷厄姆的基金再次大跌50%，损失惨重。

这场惨败，让格雷厄姆极度煎熬，足足耗费了7年时间，直到1935年12月才将亏损填平。

追溯往事，如果当年听进了巴鲁克的话，或者追随在巴鲁克身边，那将会是完全不同的一番人生了。

只可惜啊，年轻人大多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

另一位遭遇惨败的股市新星，是“股仙”费雪。

费雪年纪更轻，1907年出生，1928年成为证券分析师，1929年时不过23岁。

做研究的时候，费雪其实是清醒的。

在1929年8月，股市最巅峰的时候，他曾经向上司提交了一份报告——

通过评估各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得出结论：“25年来最严重的大空头市场即将展开。”

可惜，看着股市节节上涨，年轻人终究受不住诱惑。

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免不了被股市的魅力所惑。”

“于是我到处寻找一些还算便宜的股票，以及值得投资的对象，以为它们还没涨到位。”

最终，他怀着侥幸心理，买入了3只股票，一家是火车头公司，一家是广告看板公司，另一家是出租汽车公司。

虽然这3只股票都是低估值的股票，不属于当时热门的无线电和汽车、航空板块，但跌幅依然惨重。

到1930年，费雪所在经纪公司倒闭，他也失业了，进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所有进入股市的年轻人，由于无知、冲动，在人生的第一轮熊市中，都要被收割一遍。

亏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直亏损。

但只要善于学习，能独立思考，持续进化，韭菜也能成为大师。

大崩盘过后，两位年轻人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著书立说，开山立派。

格雷厄姆和费雪，他们的投资风格后来差异很大——

前者重数量，关注的是固定资产、当下利润以及红利分析，追求极低的估值、分散化的组合，以实现安全边际；

后者重质量，关注的是公司内在价值、发展前景以及管理能力，追求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投资，以实现持续的增长。

这是价值投资“一个硬币的两面”，无分彼此，最终都能抵达辉煌的彼岸。

“股神”巴菲特曾经说过：

“我的血管里，85%流着格雷厄姆的血，15%流着费雪的血。”

巴菲特是在1930年出生的，幸运的躲过了一劫，对大萧条的记忆并不深。

而1929年大崩盘的时候，“股佛”邓普顿已在耶鲁大学读书，亲眼见证了这场崩盘带来的社会大洗牌。

1933年，罗斯福新政开始，先后推出《银行紧急救助法》、《联邦证券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等重磅金融法令，大刀阔斧整顿金融欺诈、坐庄、垄断等问题。

这些改革，让投机者的生意日渐难做，逐步被边缘化。

老肯尼迪已上岸，类似的坐庄和内幕交易成了过街老鼠，很难持续做大。

利弗莫尔的传说也再无后来者。

毕竟他的成就需要大波动环境+好运气的相伴，还需要敏锐的嗅觉+高杠杆的支撑，制约条件太多，不可复制。

其实，随着时代的进化，股市投资的交易门槛是逐步下降的，但专业知识门槛是逐步上升的。

低学历水平+自我修炼，也能在投资江湖里横行的时代，终究是过去了。

1935年，摩根家族的旗舰——摩根银行被一分为二，即从事储贷业务的J·P·摩根银行，和从事投行业务的摩根士丹利。

这次拆分，是摩根家族的影响力被瓦解的标志性事件。

从此，资本市场的蛋糕重新切割，价值投资各个流派的高手扎堆涌现，渐渐进入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