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绿指首席经济学家施懿宸：未来转型金融或达几百万亿规模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我国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在国家战略引领下，中国ESG推进工作已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我国企业已经开启了积极响应ESG理念，全面提升自身ESG能力水平的新阶段；聚焦ESG金融投资、绿色环保等多种可持续发展方式，为实体经济企业提供价值参考，共同寻求可持续发展新动能。目前，中国在构建ESG体系中影响力和话语权愈发重要，企业对国内外投资项目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包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越来越高。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ESG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普及，当前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纷纷探索ESG实践，披露ESG报告。作为市场活动的重要参与者，相关金融机构开展ESG实践有哪些积极意义？在绿色金融赛道上，广东应如何利用大湾区的区位优势，纵深推进跨境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近年来，转型金融呼声较高，现阶段推动转型金融发展主要面临哪些挑战？

围绕ESG实践、绿色金融、转型金融发展等话题，近日，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教授，中财绿指首席经济学家施懿宸接受了南都·湾财社记者的专访。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教授，中财绿指首席经济学家 施懿宸

金融机构对ESG具有乘数效果杠杆作用

南都·湾财社：随着ESG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普及，当前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纷纷探索ESG实践，披露ESG报告。在您看来，ESG在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作为市场活动的重要参与者，相关金融机构开展ESG实践有哪些积极意义？

施懿宸：首先，金融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资源配置，而过去的金融机构在做金融要素的资产的资源配置的时候，在环保方面重视程度没那么高，并没有考虑到ESG相关的风险因素。而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现在要求的是高质量发展，在这个过程里面，一些金融机构就必须考量这个因素，为什么？因为金融支持实业，那实业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全貌，所以如果金融支持绿色，我们的产业结构就会往绿色化去倾斜或发展。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在ESG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银行提高绿色信贷的比重，或许企业在做投资的时候，项目就会越往绿色的部分去发展。这对于整个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生产要素中金融要素非常重要，对金融机构碳足迹而言，除了范围一，其实更重要的是范围三。范围一是自身的生产活动运营活动所产生的，它其实都是服务业，并没有什么高耗能的生产活动。第二个是用电，用电就是买用绿电来取代即可。第三个是碳足迹，即银行自己投放的投融资的主体跟项目，其排放影响力是否足够大。即今天我们关注碳排放话题，它是可以助力碳减排的，例如金融机构告诉企业，如果这个企业碳减排了，金融机构就给予支持，或者是说企业碳排放过高就不准入，或是企业如果减排金融机构就资金成本低一点，所以在这个过程不管是从信贷资产也好，或是债券、股权及股票，它基本上都可以对企业产生影响，因为企业需要资金。以房地产为例，为什么现在很多房地产开始做绿色建筑？是因为其发现做绿色建筑会发绿债，可能可以拿到资金。所以这个时候，金融机构对ESG是有乘数效果杠杆作用的，金融机构本身对ESG的重视可以推到其所有客户资产规模上，所以它的影响力会更大。

刚刚会议上我们一直谈供应链，供应链可以影响到其供应商的排放，否则一家企业所做的，就是其自身生产活动的减排，但如果它对供应链有影响的话，就可以减排更多，其影响力就更大。不过，金融机构不是只有在某个产业可以做投放，除了我此前说到的能源、工业、建筑、交通这四个最大的碳中和领域，金融机构在其他领域也是能助力的，所以金融机构开展ESG实践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它可以透过金融要素去促使企业减排，也可以给予企业减排一定的激励，当然，金融机构最后一些成果都可以在其ESG信息披露的报告书中体现。

可利用大湾区区位优势，进行与国际接轨的前沿交流

南都·湾财社：2020年，我国首次提出“双碳”目标。三年来，金融业着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绿色能量”。当前绿色发展已成为金融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赛道，您认为广东应如何利用大湾区的区位优势，纵深推进跨境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

施懿宸：首先，整个大湾区，尤其是深圳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改革试验区，是最跟国际接轨的，ESG是现在国际最大的一个共识，也就是国际一个所谓的标准，这个标准其实影响到制造业、服务业以及整个供应链。如果我们要继续拿回世界工厂这个地位的话，在这过程中广州跟深圳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我认为，在制造业方面，整个大湾区竞争力是最强的，所以在ESG上去做得更多，让我们在国际上更有话语权，跟所谓的竞争力，还有纳入国际的供应链里面，大湾区是很重要的。

第二，从金融部分来看，香港背靠内地，面向国际，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不管是大湾区的深圳、澳门或是广东其他地区的制造业，除了本身企业这一端，也要透过金融这一端去跟国际做相应的交流跟接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粤港澳去跟国际做一些ESG标准的对话跟交流，虽然ESG现在主要以国际上的标准为主，可是他们也要尊重我们自己在一些标准上的需求，例如我们谈论的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话题，他们也需要理解，所以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需要通过大湾区去做跟国际接轨的前沿交流。

ESG是国际的标准，我们要融入国际标准，也要在国际标准里有主导权，所以ISSB可能在ESG的标准会一统江湖，因为它具备很大的包容性，把像GRI、SASB,TCFD,CDP等机构纳入进来，当时也在中国征求意见稿，证监会很少回复这一种国际的所谓的机构的标准，但是它在正式回函征求意见稿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就是其标准要具有包容性。“包容性”这个词用得很好，也要包容中国标准的一些本土化，所以我们在所谓的跨境的这部分里面，可以把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部分，包含ESG这一块绿色金融的标准，现在我们也在跟欧洲做所谓相关的绿色金融标准的融合，其实这块已经有一些成果了。

总而言之，大湾区可以在ESG与绿色金融这块有一些很好的国际化的交流，尤其还有一个金融中心在香港，整个大湾区在我看来是最国际化、最跟国际接轨的。

转型金融是一大趋势，未来或具备几百万亿庞大规模

南都·湾财社：在“双碳”目标下，转型金融成为绿色金融的自然延伸。近年来转型金融呼声较高，您认为目前推动转型金融发展主要面临哪些挑战？现阶段判定企业转型成效识别成本较高，且需要相对专业的知识，您认为如何帮助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判断企业转型成效，推动相关工作有序进行？

施懿宸：首先从转型金融来看，它和绿色金融情况有所不同，绿色金融有对应的目录，甚至有些做绿色信贷系统可以直接用系统去计算环境效益，但转型金融没有目录可以参考，所以转型重要就是在项目里面要有完整的信息披露，即事前要有所谓的 KPI的设定，事后要有信息披露，这两个合在一起是关键。理解起来就是：企业需要设定KPI，又要信息披露让金融机构去核定其KPI，但是难点在于KPI怎么设，不是说没有标准，而是有不同的KPI可以设，比如减水量、减排量、污水处理、碳减排等方面，这方面就容易出现“漂绿”问题，所以设立了KPI最后需要披露，但企业披露的数据真实性如何，其识别成本很高，金融机构需要更多的识别成本，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之所以很多银行不愿意做转型金融，就是因为这方面的识别成本高，可能还需要找第三方去核查数据，较为费劲，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如果还有别的项目可以做，则未必要做转型金融的相关项目。有些大行要做转型金融是因为其有一定的政治任务，但小行主要是要生存下来，这时候多数小行不具备这种动力。

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转型金融是一个趋势，以后转型金融或许会具备几百万亿的庞大规模，而且广东有非常多的制造业企业需要，如果金融机构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就会丧失很多机会。同时，监管部门也需要对中小金融机构有一定的激励，否则对于中小金融机构而言，这类项目成本又高又有风险，又缺乏政策激励，就会失去这方面的动力。

整体来看，转型金融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数据，这是第一个需要解决的痛点。第二个是能力提升，因为目前很多金融机构客户经理对于转型金融并不了解，所以即使该项目可能有机会，也不会主动去向客户提。因此这些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也需要有一些系统的培训，才能做转型金融方面的业务，这也是需要金融机构有一些前期投入的，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投入成本。不过实际上，有能力做减排的企业很多都是有一定经济实力，可持续、更合规的企业，所以对于中小金融机构而言，转型金融可能是更好的项目，主要需要其要提升识别成本，需要有一些数据跟IT的支持，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后期边际成本就低了，系统做了一次，后面就是迭代而已，那成本就低很多。

但多数中小金融机构在看不到收益的时候，就不愿意有前期的投入，其实这也需要监管的引导。以广东为例，“粤信融”是由广东省政府领导，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组织开发建设，广州银行电子结算中心承建的融资对接服务平台，旨在通过跨层级跨部门跨地域的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充分发挥征信以及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价值和作用，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企业融资发展，全力助企纾困。近年来，该平台逐步拓展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绿色企业识别、绿色项目库等绿色金融模块，并为广东省林业局提供“绿美广东”平台服务支撑。据了解，“粤信融”平台还可以识别绿色企业，对企业绿色程度进行估算，并输出绿色评价报告。具体而言，金融机构可通过绿色经营活动、绿色贸易背景与绿色浓度相关指标，识别绿色融资主体与绿色资金用途，并输出绿色评价报告。同时，金融机构还可以通过碳核算、碳评级等对企业环境风险进行评估，我认为这个平台非常值得借鉴，它能促进更多中小金融机构参与到绿色金融项目中。

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罗曼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