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华生：该怎样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来源 ：经济与决策、莫干山研究院

著名经济学家华生：该怎样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编者按： 当前，世界正处在秩序新旧交替、体系破立并举的历史交汇期，呈现乱变交错、风雷激荡的表象。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怎么来理解？ 如何深刻认识大变局中的风险才能不会误判形势？东南大学资深教授，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院长华生教授认为，要应对危机和不确定性，就先要对“百年未有之变局”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如果连哪里变都没搞清楚就开始讲应对，将很难做出正确的决策。

本文根据华生教授演讲整理，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华生，著名经济学家，1953年生于江苏无锡。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他因与同伴提出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并被国务院采纳而成名。其后，在中国股市20多年的发展史上，他数次于改革的关键时刻发表理论呼声，被广泛认为是对中国证券市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现任东南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华生先生于2019秋季新莫干山会议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与应对”主题大会的发言实录，以下为实录全文：

很高兴35年后又回到莫干山来，而且见了那么多老朋友，很多人都是多年没见到了。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和应对”，今天时间有限，我只先讲怎么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刚才江南从一个很特殊的角度，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服务社会演变的角度来定义这个百年变局。我们看到现在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解释多种多样，包括权威的媒体和权威的研究机构，说法也都不一。当然大多数还不是江南说的这个角度，我大体看了一下，大多数是说变局就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改变，这好像算是比较多比较主流的解释。

但这些说法是不是能叫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好像也很牵强。因为美国主导国际秩序是二战之后，二战之后到现在只有几十年。100年前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时候是苏联刚刚诞生，欧洲还主导着世界的中心，包括后面二战也都是由德国开始的。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也只是最近这几十年的事。

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说法，如说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兴起，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这也只是近十几二十年的事。从其他的角度，如民粹主义的兴起，这个就更短了。特别一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经常还会讲到特朗普，特朗普刚上来才四年不到。所以现在解释虽然很多，但我觉得可能还不够准确，不够全面。

怎么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怎么来理解？现在大家都在这个题目下讲很多事情。作为一个研究的题目，如果我们要讨论，如果连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定义和认识都不一样，那你去讲应对，那就变成无的放矢。因为要参加这个会，我专门搜索了一下所有的解释，我发现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

莫干山的精神刚才孔丹讲了是实事求是，也就是陈云同志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从来很难。这也正是莫干山精神的可贵之处。下面我就本着这个精神从研究者的角度讲讲我的看法。

我们首先看看“未有之变局”的说法始于哪儿？最初始于一百多年前，李鸿章在1874年给同治皇帝的奏折当中，第一次提出来个“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讲这个话的时候，有人说他主要是为了要军费，但是他为什么要军费呢？不是像过去那样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抵御西部北部几千年来侵扰我们边境的人。当时主要讲的是东南沿海和台湾，这次是从海上来的。

我以为李鸿章在那个时代是睁眼看世界比较先进的中国人，因为他讲到两个东西，首先他有一个全球的概念，他讲了世界9万多里的地理概念。中国过去讲天下讲的是中原中国。其次讲了西欧诸国，而且带来的是坚船利炮，这是西方文明的概念，应该说从此就能意识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的认识还是很深刻的。

李鸿章当时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应当是中国文明社会，至少是我们能够发现的有文字记载的中国文明社会的三千余年。我们说上下五千年，但前面是传说和故事，有文字记载的只有三千多年。

这数千年是什么社会？是农业社会。是什么文明？是君主政体统治下的农业文明。李鸿章预感的这种大变局是西方工业文明在全球对农业文明占据了绝对优势与主导地位，所以对中华数千年来的农业文明造成了冲击。我们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但是到李鸿章时代，中国是急剧的衰弱了，鸦片战争时的英国，乃至后来的八国联军都没有多少人，据说只有几千人，我们是几亿人打不过人家几千人。

三千余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是农业文明走向衰弱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像今天世界上发达国家的GDP，当中农业占的比重只剩百分之几了，农业人口也只剩百分之几了，我们中国的GDP走的也是这个趋势。所以我认为李鸿章的这个直觉还是非常准确的，至少是经过这一百多年来历史检验了，确实是面临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是不可抵抗的。就像孙中山后来所说的，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讲的就是是工业文明包括相伴随的民主共和制度对过去君主制的皇权专制制度的摧腐拉朽的这种大势和潮流。正是在这个大潮的冲击下，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如果我们今天来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到底是多少年？刚才说了好多几十年的事情，甚至几年的事情，拿来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显然有点不对，特朗普跟这个更扯不上，特朗普最多再过几年就跟我们告别了，我们就不再提他了。

那是一百年还是几百年？到底是几百年？在这点上刚才江南提到的工业文明以来的几百年，我倒是比较认同的。我认为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300余年之未有之大变局。从工业文明以来，18世纪、19世纪、20世纪到现在21世纪初，这300多年来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不是美国的强盛，更不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也不是什么民粹主义，这些都是短期的潮流，是什么呢？是在西方工业文明起来以后，西方资本主义起来以后，过去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当年荷兰、西班牙那样的小国就可以打到全世界去，英国就可以成为日不落的帝国。八国联军来了几千人就可以把中国几亿人都打败。

那个时候西方文明和西方资本主义对于落后的未开化的，未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的这些国家的优势是绝对的，这种情况维持了将近300年。变局是什么呢？是这个绝对优势现在开始发生变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工业文明对于这些落后国家的绝对优势，在21世纪以来逐步变为相对优势，我认为这是300余年以来最大的变局。

为什么说从绝对优势变成相对优势呢？过去人家在军事上，在实力上方方面面，你完全不可以抗衡，库克船长带着一船人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那时候完全没有可比性。现在呢？当然其中非常突出的是中国的崛起，实际上也不仅仅是中国的崛起，就像现在伊朗。当年老布什的时候要打伊拉克，那就随便一个决定就可以了。今天伊朗到这个程度美国要想动手，要反复掂量，还要再放下来，对一个更小的北朝鲜也是这样。现在仅仅亚洲除了原来几国以外就又有包括印度、越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以及东南亚许多后起的新兴国家。

实际上包括美国的变化，包括特朗普的上台，包括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是这个大背景改变的反映。过去西欧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从来是习惯自己绝对优势地位的，认为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但是这个绝对优势确实在发生变化了。这个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因为后发优势。

过去曾经为这个问题争论过，当时杨小凯提出来“后发劣势”的问题，后来我就写过一篇文章说后发有劣势，这没有错，落后了还有什么可吹的？但要看到后发也有优势，而且你必须承认后发优势是主导的方面。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先发的人搞出一个新东西来要花费多少精力，要花费多少钱？就如多少亿美金往往堆不出来一个创新药品来，你去模仿的话就太容易了，是不是？

我们学的教科书是多少代人千百年来积累的东西，到我们教科书里面就变成半页，变成几行字。所以人类本身的进步也是因为这个。人类进步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有累积性，他能够把前面多少代人的聪明智慧给你累加起来浓缩起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创新，就像牛顿说的，“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后发优势不仅体现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为什么搞市场经济，搞多种所有制？无非是看到前面不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没有一个在经济上能成功、能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而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就有许许多多成功的例子。证券市场别人搞了几百年，我们一下子把人家一整套制度、办法都抄过来，尽管抄的不完全，但很快也搞的有模有样。所以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就在文章中写过，发达国家资金、技术、设备、管理制度与经验乃至各种信息的全面涌入，对当时中国社会所起的振聋发聩的催化作用，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因此说，中国的经济奇迹主要得益于利用了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肯定没有什么错。同样的趋势在非洲、在东亚南亚包括和我们人口相当的印度，现在也可以看得越来越明显。

由于后发优势的作用，发达国家的绝对优势变成了相对优势，落后国家的绝对劣势变成了相对劣势，当然这其中另外一个因素今天不可能去展开，那就是因为演化本身的规律。人类社会是一直在演化的。这个演化就是一个适者生存的演化。从这点上讲它确实是很残酷的。包括刚才景安讲到了生存环境的问题。地球上的生态圈不要说人类，即便让许多耐受力很强的低等生物能够存在的条件也是非常苛刻的，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很苛刻的环境当中很幸运的物种当中的一个，这一点没有夸大其词。

这种演变的规律我们看到了，就像刚才其他人提到了很多问题，包括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实际上越是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越快，少子化的情况越严重，单亲家庭越多，越会晚结婚不结婚。过去这种在发展中根本不是问题的事情，现在成了发达世界的大问题。今天西方各国的民粹主义，包括美国特朗普上台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人口问题。美国本来的移民主要是靠欧洲，但欧洲也是发达国家，白人出生率越来越低，人口增长越来越慢，将来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都会改变，有人说很快会变成穆斯林为主，阿拉伯人为主，这就是演化本身的规律和作用。

这个规律哪儿都适用，包括中国也适用。刚才已经有人跟我们讲了，中国的老龄化也在以非常加速度的步伐到来，这些我觉得是我们应该认真去研究的。不是讲“百年未有之变局”吗？我们面临真正是什么样的变局，这个变局哪些是说别人的，哪些部分也是说我们自己的，下一步的演化趋势会是什么？这个问题要另外专门论述。

总之，演化带来了多元化的发展与挑战。有人说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几个困境，如经济自由化带来贫富两极的分化，政治自由化带来国家治理上的低效，文化自由化带来思想的虚无。这个观察总结了若干现象，还是阶段性的，当然也反映了历史发展不是单极化的。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今天仍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市场经济在全球节节推进和深化的阶段，不同类型的民主共和政体在全球继续拓展的阶段。目前遇到的只是全球化进程遭遇了与民族国家的碰撞。马克思说，人类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世界大同伴随着国家的消亡，但是现在各个国家都想努力把自己搞强大起来，可见国家消亡不会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原本的发达国家试图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而后起囯家要努力改变自己的相对落后状态，出现了民族国家间相对力量的竞争和调整，但是随着不可遏制的技术进步使地球越来越变成一个生命依存的地球村，世界发展的趋势并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

这个发达国家的对于落后国家的绝对优势变成相对优势，当然给众多落后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机遇。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肯定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机遇，这也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众多发展中国家普遍迎来高速发展期的原因，但是这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工业革命以来引领世界的标杆没有了，或不那么让人信服了，往下朝哪儿走？下一步的演化是国家间的趋同还是差距会先变小再变大？科技飞速发展造成地球环境的依存性或人类命运共同体性与民族国家的冲突如何解决？在这段没有航标的旅行中我们会生活在一个价值认同度越来越高还是越来越冲突的世界，应当说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我们过去讲机遇比较多，所以我就不去重复，我今天想主要讲风险，特别对于中国来说，怎么认识三百年未有之变局的风险。我想这个风险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我们过去之所以发展那么快，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发展这么快，主要源于后发优势。刚才常修泽把“开放”放在改革的前面，我历来深表赞同，我们主要得益于开放。我们改革的很多思想都是因为开放才带来的，我们老祖宗没告诉我们这些，包括莫干山会议提出的双轨制以及许多有价值的思路，所有这些都是从对外开放来的。马克思主义那一轨也是从西方来的，也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开放，是利用后发优势最主要的通道。

从绝对优势变相对优势就意味着后发优势在急剧的减小，这是我们对今后的演变要有的一个清醒的认识。过去你可以借鉴，可以拿来很多东西，因为你跟前沿很远，因此你获益特别大。现在你想模仿，想拿来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这个越来越少就意味着你发展的动能要靠自己，那就要看我们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这既要从我们的制度上面去找，还要从我们文化上面去找。客观的说，中国的制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是提倡统一的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服从文化，不是提倡创新的、独立特行的、打破常规的、别出心裁的尝试。所以莫干山会议精神的可贵也正在这个地方，莫干山之所以能出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有挑灯夜战，有挂牌辩论，有通宵达旦互相不让的争论碰撞，没有任何的权威啊官位啊，就是只唯实嘛。因此我们在面临创新的时候，当要靠我们自己拿出原创性东西的时候，这对我们制度上文化上的挑战实际上是巨大的。

当你跟前沿的距离在靠近的时候，你的后发优势就会大大的减少，这会影响我们增长的步伐，再加上刚才讲的演化的因素，有些好东西我们还没有，但是有些演化后面会带来的负面因素提早到来了，比如说刚才讲的老龄化。

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地快速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其实我们还只是中等收入，我们真实的城市化率还如此之低。我们有城市户籍人口的人，享受城市社保医保的那些人占人口当中很少数。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已经急速老龄化了，在全球的历史上是没有的，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问题？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挑战？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感觉到。

包括中国的贫富差距，尽管我们还有强大的公有制，但是我们的贫富差距已经开始追赶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那些国家和地区。

这也是为什么前些年，特别有些人高喊全盘私有化的时候我当时是明确反对的。反对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根本承受不了那么高的贫富分化的那种极端情况。矫枉过正就会反弹，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反弹了。中国在保持那么多央企，那么多公共财产的时候还有那么大的贫富差距，说明我们许多制度安排是存在很大缺陷的。当然我不是说现在公有资产运用的形式是好的，其实它存在很大的问题，需要真正的改革。但是在后发优势大大缩小的时候，各个领域改革的难度也在增加。

第二，与前沿的差距缩小了，别人对你的警惕，对你的遏制，对你的封锁会空前的增加。当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你随便拿点儿东西无所谓的，没关系，甚至还希望你发展，发展了以后我的东西好卖给你。但是当差距缩小的时候，没有特朗普，也有“张朗普”、“李朗普”。所以眼睛只盯在这些个别人身上没有什么意义。人家是一定要封锁的，一定要打击的，因为你距离靠近了嘛。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中国原来是老大，别人学了我们抄了我们，现在跟我们叫板，我们会怎么想怎么做，恐怕也会很厉害，我们搞那一套也很在行。学习当然有自己的努力，有的学生学得好，有的学生学得不好，学得好的人当然是努力了，当然是动了脑筋流了汗水了，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你是学来的模仿来的。

西方国家也是要抄的，所谓模仿，这就是科技扩散的过程。美国人自己也抄袭模仿啊，就象美国的半导体公司许多都是从仙童公司那儿抄出来的，只是在美国的范围内人家允许抄，跨过了国境，人家不让你抄，特别是当你跟人家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不同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家从各个方面就会控制你，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科技外溢受限，发展就会难很多。

所以这种差距减少了以后，会对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首先是人才，大量的人才交流、科技前沿信息的交流，都会严重受阻。相反，其他一些也靠后发优势开始直追的国家典型的如印度等可能获益。印度上世纪末来已经连续20余年经济增长7％左右，按购买力平价经济总量已达中国一半，人口结构年轻，增长仍然还很有潜力。因此即便不考虑领土纠纷，我们在另一条线上与新兴后发国家的竞争已经开始。当然应当说相对上下两头而言，我们这些年是搞出了一些不错的东西，但是应当看到我们最好的人才，基本上都是这些年在西方培养出来的，而且在别人那里时基本也还是学生，有一些是学的比较好的，靠近了前沿，但我们在国际领域当中还完全不是领先通吃。这方面的挑战是很巨大的。当别人封堵的时候，我们靠自己的创新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过去苏联的历史，我们自己在改革开放前的经历都说明，举国体制在可以不计成本的国防军工领域有一定长处，但在国民经济更广泛的领域中效果就很差。历史表明，简单的举国体制并没有让我们摆脱贫困落后，中国今天的富强主要是来自改革开放。

第三个某种程度上也是更重要的，我们从绝对劣势变成相对劣势了以后，能不能够清醒地认识形势，清醒地面对这个前面有封堵、后面有追兵的变局，这对我们是巨大的挑战。要看到相对劣势不是相对优势。所谓相对劣势就是总体上比别人家差，100项当中90多项是差的，可能也会有几项比人家稍微好一点。我们现在有了一项、两项好不容易抓出来可以与比别人比的东西，马上就说中国今天又推出了什么，美国吓傻了，日本吓呆了，我们打开手机经常是这种新闻。

这就是头脑不清醒的表现，这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自己坑害自己的表现。你是相对劣势，不是相对优势，我觉得对这个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现在在这个方面应该说存在着很多不清醒的认识。这样对于我们正确地把握这个机遇，那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你会误判形势和情况。

我们现在为华为而骄傲，中国有几个华为？当时叫做“巨大中华”的四大企业，华为是当中唯一的一个民营企业，现在成为中国在5G领域的顶梁柱。但要看到应该说我们现在的环境对民营企业的成长并不是很有利，民营企业家普遍还是心里打鼓，觉得不安全，而在今天的大环境下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我们要清醒地认识这个问题，这就是挑战。就是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沉痛的历史教训的。

今天就说怎样认识，我觉得先不要急于说怎么应对，如果连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变局”，到底是多少年、会往哪里变都没搞清楚的时候，就开始讲应对，那些应对肯定很难对头。

附录：

以下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革开放40周年见证者说的采访文字，或许有利于你更进一步了解华生和中国经济。

经济学家华生：双轨制是中国人的一个伟大创造

1953年出生，著名经济学家。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他因与同伴提出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并被国务院采纳而成名。其后，在中国股市20多年的发展史上，他数次于改革的关键时刻发表理论呼声，被广泛认为是对中国证券市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渐入佳境，价格却在困扰市场。计划经济中，小到一根钉子大到一吨钢材都是国家定价，与市场无关。尘封不动的价格与逐渐放开的市场，这对矛盾如何破解？

“莫干山会议”提出了价格双轨制改革

1984年9月，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境内的莫干山上，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召开，这也就是后来名动一时的“莫干山会议”。124位当时或官或学的改革派青年精英第一次集体发声建言体制改革。华生至今仍然记得那时“上山”的场景。

华生：“当时反正是盘山公路，要盘着上去，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上山的路上认识的。年轻人在一起，那当然就是无话不聊。上山以后很快就是激烈地辩论，特别是关于价格改革。”

价格改革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是“调”还是“放”？“调”就是行政决定价格，还是计划经济的老路子。而“放”就是彻底放开，让市场说了算。双方争执不下。时年31岁的华生还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但正是他与何家成、蒋跃等多位年轻学者，在莫干山上综合各方观点，形成了“先改后调，改中有调”、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

华生：“我们在这个讨论当中就觉得调派有局限性是吧？光调没有市场，你怎么知道调到什么地方合适呢？放呢有点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几个研究生在一起，提一个新的思路，双轨制，‘两条腿走路’。”

会议后，由徐景安执笔完成的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送到了中央领导的手中，并迅速得到批示，价格双轨制改革由此拉开了序幕。

所谓双轨制，就是同一种产品有两种价格，计划内部分是计划价格，超产部分是市场价格。

价格双轨制改革适合中国国情

双轨价格是由计划价格转向市场价格的“天才的解决办法”。但是，它也无可避免地带来了经济秩序的混乱。

尽管双轨制滋生了物资倒卖、权力腐败等问题，但1988年的价格闯关，则导致了物价飞涨、全民抢购等更失控的问题，不得不放弃，最终还是双轨过渡，帮助中国跨越了经济体制改革前期最为棘手的“价改困境”，如今政府定价权已经被限制在了关系国计民生的极少数商品中。

华生：“实际上后来在很多领域，外汇制度啊，我们都走的是双轨制。我们觉得双轨制是中国人的一个伟大的创造，是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一个东西。”

此后华生留学英国，并在伦敦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成熟的股票市场。当时，他并没有想到90年代中期，当他再度踏上祖国土地，股市将会成为他的新课题。

国内股市问题在什么地方？

1990年底，沪深交易所的先后成立宣告了新中国股市的诞生。就在亿万普通老百姓开始认识什么是“股票”的时候，刚从伦敦回国的华生敏锐地感觉到不对劲。

华生：“国内人开始面对这个市场就是有流通股非流通股，有国有股法人股，对吧？所以你就不太会从根本上去怀疑他。但是我是从伦敦的股票市场回到这儿，那我一看就觉得，‘哎，怎么会差别这么大呢？它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当时中国股市有两种股票，一种是可以流通的股票，另外一些则是不可以流通的股票，比如国有股、法人股。一个市场两种性质的股票同样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流通股稀缺，股票价格飞涨；另一方面非流通股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掉下，进入市场，引发风险。终于在2001年，当国有股减持开始，漫漫熊市接踵而至。

华生：“你一减持了以后把它卖出去，无意中你就把不流通股变成了流通的股，这样就会大大的影响这边流通股的价格和股民的利益，这么做了以后这个股市会一直往下走的。”

脆弱的市场，只要被迫暂停的国有股减持问题稍有风声传出，便会以激烈的下跌回应。

华生：“从03年开始实际上就逐步在讨论怎么办，包括我也去参加会，参加了好多次。交锋啊，各种意见出来讨论。核心是在说要不要补偿？最激烈的就在这个问题上。然后有了补偿以后还有一个怎么补偿的问题。”

“股改”进入实操阶段

一晃就到了2005年，沪指在年中跌到了历史低点998点。4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股权分置改革，也就是著名的“股改”进入实操阶段。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终于可以在“讨价还价”中寻找自己利益的平衡点，弥合双方价格的巨大差异。

股改红利快速释放，中国股市开始了新一轮两年多时间的大牛市，沪指最高冲到了6124点。

尽管在这之后的又一个10年里，中国股市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2015年大幅波动等等的坎坷，但改革一直伴随着中国股市的壮大一路前行。

以小步渐进的方式不断解决着问题

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表示，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的改革方向，不会因为股市波动而改变。

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去杠杆、注册制授权、一大批监管制度的修改……A股市场以小步渐进的方式不断解决着问题。

华生：“永远都有问题。我们的发行制度跟融资和再融资的制度，不是一个市场化的办法。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是很大的。这个不是像很多人想，那就搞注册制啊，放开就完了。”

截至2017年底，A股市场3483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达到约57万亿元。而过去的五年里，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先后开通，A股将在今年正式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

在价格改革和股票市场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已然建立，并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不断影响着世界。

见证者说

“40年改革，在一些重要的领域，我都能够有幸亲自的参加，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应该说我们比我们的前辈人有自己格外幸运的地方。我也相信，尽管我们前面的道路上还会有很多的困难和险阻，但是中国人的历史说明，我们总是会在困难当中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辉煌。”

——华生

1978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在这场深刻改变中国、深刻影响世界的伟大变革中，有多少波澜壮阔的征程，有多少值得铭记的时刻？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踏着40年历史轨迹，寻访到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记录他们的回忆、思考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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