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中国为什么放长假?

24年前,中国为什么放长假?

奉命划水,合法摸鱼。

文 | 华商韬略

近年的中文互联网上,有一个论调,叫作上一代人特别能吃苦。

但真相并非如此。

论起划水摸鱼,80、90后的父母们,也曾有过光辉历史。

在90年代初的打工人队伍里,就曾经广为流传过一些划水、摸鱼之词。比如:“下班不积极,脑壳有问题”、“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过了星期三,不愁星期天”、“过了星期四,不愁星期日”、“过了星期五,还有一上午”。

对于记忆不佳,或者不了解历史的朋友,“还有一上午”,是需要特别解释——当时,周末是休一天半的,周六还要上半天。

从周末只休一天半到双休,再到双休了还要长假,它是怎么来的?谁是这个制度的创造者?它的初衷是什么?

【初衷很简单】

1999年春节,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除夕夜是在湖北武汉过的。

上一年,中国遭遇了特大洪涝灾害。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几省,是洪水的重灾区。

灾情惨烈,损失空前。

所以除夕这一天,朱总理看望抗洪救灾烈士家属、慰问灾民、鼓励劳动模范,工作安排马不停蹄。

直到晚上,总理才和随行人员,吃了顿家庭式的年夜饭。

因为奔波一天,饭桌上又都是熟悉的随行干部,所以整顿饭,交谈氛围都很轻松。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大家谈到了一个关键话题:

能否涨工资。

随着经济的发展,涨一涨工资,让人民生活水平相应提高,似是应该。事实上,在财政领域,政府也已经做了一些准备。

但人算不如天算,1998年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用钱的地方很多。另外,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对经济冲击不小,政府也不能不为后续考虑。

所以在这张饭桌上,涨工资的话题虽然被提了出来,却有不同意见,短期内恐难实行。然后有人提了个新方案:

涨工资有心无力,是否有其他提高福利的办法呢?

答案是有的,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秘书长的张国宝,想到了一个。

作为技术出身,也担任过国家能源局局长的专家型官员,张国宝的名字,日后总是和“西气东输”、“特高压”、“中俄原油”这些世纪工程联系在一起。但我们今天的假期幸福,也要特别感谢它。

眼看涨工资大概率落空,张国宝同志及时站了出来,向总理提出了一个他思考已久的方案:放假。

他的初衷很简单:当前这个形势,如果涨工资不现实,那么是否可以增加节假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休息机会,这也是提高福利的一种办法。

尽管是在气氛轻松的饭桌上,但方案事涉全国,面对的又是素以工作严格著称的朱总理,所以即使是提一提,也要有系统的思考,绝对不允许拍脑袋。

于是张国宝同志的补充说明,很快跟了上来。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一位优秀的官员,是如何有理有据地做方案汇报的。

“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不需要像建国初期那样,靠动员大家加班加点来提高生产。”

“相反,有不少行业出现开工不足,人浮于事。”

“与其这样,莫如增加大家的假期,有更多时间休息、学习,还可以起到调节经济结构作用,增加消费、旅游、服务业等三产比重。”

“从现实情况看,不会因为增加了假日,影响劳动生产率,影响产品产量。”

张国宝讲完,朱总理并没有表达行还是不行,甚至没有太接话茬,但他后来回忆:

我觉得总理对这个问题似乎听进去了。

【实操很复杂】

总理听进去了,并不代表放假会立即变成制度。

事实上,从年夜饭上的提议,到真正的制度落实。行政体系内的实操,远比想象的复杂。

春节假期结束后,张国宝接到了国务院打来的电话,要他把增加节假日的建议,进一步具体化。同时提了三个要求:

以书面形式向国务院正式提出,以国家计委名义正式提出,了解一下其他国家节假日,做了比较再提出。

三个提出,各有原因。

书面形式,是固定工作制度;国家计委,是对口的职能部门;了解比较,是调研论证。总结就是,明确方法,程序正义,科学办事。

张国宝一直在中央工作,对决策机制很适应,但调研论证怎么解决呢?总不能把各国驻华使馆挨个跑一圈,而且也不能敲锣打鼓,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弄出很大动静。

作为这个级别的领导,当然有的是办法。

他找到在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工作的内弟,托他向公司各驻外办事处打听,不单要问发达国家,也要问一问和中国情况类似的发展中国家。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欧美国家动辄放假、名目繁多。而当时的中国假期,只有春节三天,五一劳动节一天,国庆两天,元旦一天。全年七天法定节假日。

包括很多发展国家,也是假日经济不发达,但假日很发达。一番看下来,当时和我们一致的国家只有两个:

朝鲜、越南。

把这些工作做完,张国宝和计委政研室一起起草了放假方案,也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方案: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从一天增加到三天,国庆假日从两天增加到三天,其余不变。

保守在于,这样以来,全年实际上只增加了三天假期。但也不只是保守,张国宝和同志们也作了更多进取,提出了一个但是:

但可以将前后两个周末合并使用,全年可形成春节、五一、国庆三个七天长假。

是不是感到很眼熟?今天早已习惯的“拼假”,来源就在此处。

草案交上去了,作为谙熟于决策机制的老同志,张国宝很清楚这事绝不简单。果然,国务院召集了十三个部委,共同开会听取计委汇报,而且还要提意见。

让张国宝没想到的是,到会的十三个部委,竟然有十二个当场赞成放假,每个部委还都讲了一套自己的理由。

教育部的理由是,增加假期,不会影响学生学业,学生反而可以在节假日和父母家人同学一起,更有利于学生增长知识。

公安部的理由是,根据统计,节假日犯罪率反而比工作日低,如果要公安干警在节假日加班执勤,还应该做好调休,考虑干警待遇。

民政部和民委表示大力支持,还带来一个意外之喜:

能否考虑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比如清明、中秋也放假。理由是清明节很多人祭扫先人,有利于海外华人来团聚。

唯一提出反对的,是经贸委来开会的两位同志。

这两位同志提了两条理由:

一是钢铁厂、化工厂要连续生产,加班要给双倍工资,会增加劳动成本,二是官员会利用节假日到基层游玩,助长不正之风。

张国宝的回忆录,记述了当时的场景——经贸委的意见遭到了与会者的反驳,大家认为这些问题需要考虑,但不是不能放长假的理由。

【执行很果断】

绝大多数是支持,这事儿基本上就有谱了。

但反对的意见还是要重视。

会后,经贸委对那些必须连续作业的工矿企业做了个调查,发现因节日加班需多付的加班费,在钢铁行业只需要2000万元。

对于这个数字,长期搞规划的张国宝的看法是:“对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讲,不算什么。”

从年夜饭上的提议,经过认真论证、分析、研究、征求意见和测算,到长假方案基本成熟时,已是8月月末,秋日将至。

而且,大家论证到最后才发现,朱镕基总理可能比提出意见的张国宝对这件事更着急。比如,他出乎很多人意料地提了一个要求:

1999年是建国50周年大庆,长假能不能赶在大庆时实施?

从时间上看有点紧,但各部委都同意,似乎不是问题。然后,总理决定:这么大的事,必须提交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听一次汇报。

要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插入这样一项议程,而且只剩这么点时间了。唯一的办法,是走一走捷径。

时任中办副主任胡光宝被请到了会场,总理代表所有的部委同志向他提出:

想办法在9月份插插队,安排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一次汇报。

9月20日,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国务院关于增加节假日的汇报,结果是:

“一致同意,顺利通过”。

9月23日,在距离国庆只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正式文件终于下发。

就这样,1999年国庆,长假开始了。至今还有很多人记得,那一年秋天,不期而至的长假通知,带给大家先是惊愕,后是喜悦的感受。

但作为一手推动这项工程的人,却在全国人民享受第一个七天长假时,始终捏了一把汗。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长假期间,千万别出事故,一旦发生重大事故,长假期的做法一定会受到指责。”

幸运的是,第一个国庆长假不仅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故,而且举国欢庆:

全国人民在电视机前反复目睹了扬眉吐气的世纪大阅兵;国务院办公厅监测到交通运输和消费零售服务业的增长,“假日经济”这个词,应运而生。

此后几年里,清明、端午、中秋小长假陆续设立。现在,让我们用一句话,来结束本文:长假很好,要是不倒休,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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