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过剩具有必然性：内外矛盾在同一个时间窗口重叠了

　　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

　　这可不是一个好话题，美国的经济学家在谈这个话题、政要也在谈、法国人在谈，澳大利亚的财长也在谈。这能不能下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经济真的很有问题了？

　　正确的回答是：任何经济体都会有这样与那样的问题，但是，中国经济目前所遭遇的问题，不是危机，是调整；量级不同。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可以有不同角度的表述，比如：需求不足；又比如：缺少内生力。提纲挈领的表达即：生产过剩。

　　我们并没有真的出现通缩，却出现了生产过剩，这就是中国问题。

　　老外肯定搞不懂，在评价中国经济时，只是依据统计学的数据，缺少对中国经济的内在逻辑和独特性的认知。比如房地产，在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中，由价格体系调节供求关系，一旦出现过剩，很可能是一场经济危机；中国不同，实行的是土地全民所有制，地方是土地资源唯一的供应商，一旦出现过剩，不必然是一场经济危机，因为它不完全依靠价格体系，要通过一场大塌方来重建供求平衡，对中国而言，一纸文件就可以停止全部土地资源的供应。

　　难点不在经济本身，在体制成本的削减，彻底摆脱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一切都不是问题，而这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

　　过剩是如何发生的？

　　过剩的铜币翻过来，不就是内需不足吗？不完全。

　　中国所遭遇的过剩，最直接的原因是外需下来了；外部环境的复杂又是综合性的，涉及到俄乌冲突的立场、台海地区冲突的安全性的影响、中美贸易谈判、CPTTP又充满了C体制上价值观的排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不我们单方可以决定的；而这么多年，外贸一直在消化着早已经过剩的产能。

　　中国经济一直有三驾马车之说。

　　张维迎最烦这种说法，可是谈数据总归要做投资、消费、出口的对比。三驾马车中，真正的马是消费，投资是车箱，制造财富与积累，外贸是后备箱，加入WTO后，打开了后备箱，将产能释放给了全世界，同时共享全球产业链上先进技术，这一块出了问题，产能通通回到内循环，肯定不行。这是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全球经济也在衰退，巨大的买方市场，也是过剩时代。

　　民粹主义者天天喊着拒绝外国产品，然而拒绝是双方的，当你拒绝时，同时也会被拒绝，完全脱钩的结果就是国内需求不足，出现产能过剩。中国现在的口号是：没有选择，必须合作。

　　谈到内循环，都认为中国的市场足够大，我们命之为“超大市场”。

　　的确，我们是第一人口大国，并不等于也是第一居民消费大国，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GDP为25.47万亿美元消费在GDP中的占比高达82.59%，中国GDP为为16.86万亿美元，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仅为51.7%。十四亿人消费干不过三亿人，不仅仅是绝对值，消费在ＧＤＰ中的占比也远远落后，这就是问题。我们的“超大市场”，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人们似乎满足于自已的满足，世界不能没有中国，而中国可以自成封闭系统。

　　逻辑上完全可以，现实中两个循环还是相通的。更何况，国内市场市场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撇开二元经济结构、非市场化行为这些深层矛盾不谈，至少有两个障碍是一下跨不过去的，一是居民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过低，二是房地产严重过剩，凝固了老百姓７０％的流动性，房地产长期用高负债支撑，将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居民收入比人低，楼市吸虹了７０％的流动性。

　　这意味着分配的不平衡，财政的收入说到底，是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如果还之于民这一块做的不充分，还要拼命刺激股市、刺激楼市，就成了损不足而补有余，当然会出现生产过剩。

　　中国经济正是在这种内外的双方夹击下，并且在同一个时间窗口重叠了，于是，出现了中国式的生产过剩。

　　　我们能走出过剩的困局吗？

　　中国式的生产过剩，并不是真的过剩了。是后备箱打不开了；是在切蛋糕时，主导分配的财政，给企业与老百姓切的少了。这两个方面问题的解决，经济学家插不上嘴。

　　企业税费过高，体制性的成本过高，利润率一降再降，已到边际。

　　所有的企业都向自己开刀，断臂求生；所有的企业都在裁员降薪，大批企业破产；青年失业率连创新高，远在衰败的西方国家之上；虽然ＧＤＰ增速在恢复，企业的表现却是一种背离，这就是中国式的生产过剩。

　　而在这困难之秋，老百姓缺少社会保障体制的支持，对未来的就业与收入缺少预期，消费当然刺激不起来，受冲击最大的是房地产的大消费，房地产又是财政的命门，财政也一样亚力山大。

　　既然是过剩，传统的投资模式已经不解决问题，何况，投资一直是非中性的选择，又是长期项目，效率递减，２０１２年以前，每拉动1块钱的GDP增长，需要5块钱；现在每拉动1块钱的GDP增长，需要投资9块钱；投资的定海神针不那么灵了。

　　去年底的工作会议，实际上在做调整，向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型经济体调整；税制改革的方向，也是以企业税为主，逐步转向个税。所以，提高居民收入的占比，将是未来经济政策的不二选择。过去的政策导向，银行、股市、税收、财政是为投资服务，今后转向消费，就要为消费服务，一切要围绕着消费转。

　　时势造民营

　　消费来自于收入，收入来自于就业，就业从哪来？

　　主要从民企来，民企支持了就业的８５％以上，对民生的影响举足轻重，而舆论却导向对民营经济原罪的批判，这不是跟资本主义过不去，是跟自己过不去。

　　就业是未来的重中之重，这决定了必须立即扭转社会上各种似是而非的民粹主义倾向，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不仅仅是对华为这样的光荣企业的支持，也包括千千万万个中小微企业，，这些低端产业吸纳了大量就业，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和保护，就是对民生的支持和保护。

　　就业的保障稳定住第一分配收入，更重要是财政对第二次分配的支持。要让林毅夫式的“有为政府”从投资与财政赤字，转向对社会保障的完善。

　　199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约55%，这个比例到2021年只有大概43%左右了，是在下降；而发达国家的同一比重大约在70%上下。相应的，中国居民消费率也从54%降至38%了。所以，分配也取决于财政的主导，能不能做到两会撮出的，将财政收入的７０％用于民生？我们现在是５３％，美国是８２％。

　　中国经济的问题在生产过剩。

　　生产过剩的内在原因是政策的非中性原则，挤点了民企的生存空间；是因为居民收入占比过低，这两方面都直接与财政的主导相关，一是要减税，让利于企业，重建充分竞争的市场，能让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让民生改善的只能是民营，正因为如此，相信时势强于人，民营经济需要坚守。二是要提高财政收入用于民生的占比，还利于民生。

　　这就是过剩时代中国经济的出路。

　　很简单，也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