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结构性改革同样有立杆见影效果，新时期仍然要摸着石头过河

“‘资产负债表衰退’是一种表象，是缺少新增长点的结果，不能倒果为因。”9月24日，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2023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我国经济增长进入高速到中速转型期，是最为复杂和迷茫的阶段，但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差别很大，不能混为一谈。

对此，刘世锦认为，“不仅是宏观政策可以短期见效，具有扩张效应的结构性改革同样可有立竿见影之效。”

“新时期改革仍然要讲摸着石头过河，不同时期要解决不同的问题，要过不同的河。”刘世锦分别从供给侧、需求侧改革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刘世锦认为，我国经济要走出目前的困难局面，关键还是挖掘新增长潜能，一是从横向挖掘需求空间，二是纵向升级供给端动能，挑战在于如何挖掘这些新的增长潜能。

对于当前的宏观政策，刘世锦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都已经很宽松。考虑到我国尚未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宏观政策主要只是起到短期稳定平衡作用，增长动力主要来自结构性潜能。“需要澄清的一种观点是，并不仅是宏观政策可以短期见效，具有扩张效应的结构性改革同样可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刘世锦说。

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差别很大

对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状态的判断，刘世锦认为，我国经济正处于最为复杂和迷茫的阶段，经济增速不及预期背后，是基建、房地产、出口等过去主要的经济驱动力量均呈现下行趋势，过去在经济下行时“抓一下还管用”的这些“老办法”不管用了。

但刘世锦强调，虽然我们现在与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后的日本有一些相似现象，但整体而言差别很大，不能混为一谈。

第一，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已进入低速增长阶段，而我国目前还处在5％左右的中速增长阶段，还可能有5～10年的中速增长潜能。

第二，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的人均GDP处在发达国家前列，一度超过美国。而我国目前人均GDP刚超过1.2万美元，以现价美元计算，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还有增长两倍的空间；与美国人均GDP 7万美元相比，差距更大。

第三，日本90年代陷入低速增长，主要是结构性潜能下降，缺少新增长点，即使资产负债表没有问题，投资和经济也很难增长。

关于中国是否如当时的日本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刘世锦认为，资产负债表衰退是一种表象，是缺少新增长点的结果，不能倒果为因。

稳增长需要新办法：挖掘需求和供给新动能

在“老办法”不管用的情况下，稳增长需要新办法。刘世锦指出，我国经济要走出目前的困难局面，关键还是要挖掘新增长潜能。对此，他提出了我国当前仍有挖掘空间的两大动能。

一是横向挖掘需求空间，侧重需求侧，对稳住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既有产业意义重大。即缩小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在终端需求结构上的差距，使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逐步接近中高收入群体。

刘世锦举例说：“有一种说法是，还有5亿人没有用上马桶，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把这些需求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挖掘出来，在现有的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水平上，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能。”

二是纵向升级动能，侧重供给侧，助推新产业的形成和壮大。即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拓展经济的上行空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有产业的价值链升级，另一方面是新技术推动的新产业或“未来产业”生成与发展。刘世锦认为，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将会为纵向升级全面赋能。

“简单地说，前者重在稳增长，后者重在促转型上台阶。”刘世锦指出，当前，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挖掘这些新的增长潜能。

宏观政策还能做什么？

对于如何推动我国现阶段经济稳增长，市场普遍寄希望于更加宽松的宏观政策支持。刘世锦认为，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已经很宽松。一方面，考虑到近一段时间M2保持11％左右的增速，而GDP增速低于5％，利率水平也处在近年低点，人民币与美元利率倒挂幅度扩大，货币政策继续放宽的空间已经很小；另一方面，财政减税让利力度已经相当大。“各级财政已经绷得很紧。仅有的一点发债空间，如果导向不对，也可能是加剧而非缓解经济转型困难。”刘世锦强调。

在他看来，宏观政策主要起到短期稳定平衡作用，当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完全依靠宏观政策推动，说明已经进入低速增长阶段。仍处于高速向中速增长转型的中国，增长动力主要来自结构性潜能，而且如果把稳增长注意力继续置于宏观政策上，副作用将会加大，还将再次错失结构性改革的时机。

“需要澄清的一种观点是，并不仅是宏观政策可以短期见效，具有扩张效应的结构性改革同样可有立竿见影之效。”他表示。

对此，他提到三大改革方向建议：一是以进城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生产要素双向顺畅流动为重点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二是以稳定房地产等既有支柱产业、激发企业家精神助推新先导产业发展为重点的供给端结构性改革；三是以扩大有效需求、转换资产负债模式、化解防控风险为重点的资产负债端改革。

具体看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他指出，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三个平等”——城乡融合发展中的“身份平等”、“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权利平等”、“土地财产权利平等”。

为此，他建议实施为期三年的以近3亿进城农民工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攻坚计划，实施进城农村人口基本保障住房建设工程。刘世锦特别提到，近期浙江等地取消落户限制政策的举措，值得全国其他地区学习和推广。

另外，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城乡结合部，刘世锦建议，要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允许农民宅基地向集体组织之外转让、抵押、担保等交易行为；且所获收入优先为相关人员完善社保，同时允许城乡居民双向流动和置业，从而在更加完善的保障体系下，带动居住条件改善和消费结构升级，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在供给侧改革方面，刘世锦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多要依靠创新驱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简而言之就是创新精神，不仅是民营企业需要，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同样需要。”刘世锦说，各级政府官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也需要创新精神，这是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一个普遍而显著的特征。

除此，要在纠正所有制歧视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改变行业准入、项目招标、资金获取、国家安全等方面国企民企不平等的潜规则；并以此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形成相关行政检查、社会监督、法律诉讼等制度；允许和鼓励平台企业、大型科技骨干企业大胆投资、积极创新，参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实行常态化、负面清单为主的监管。

“新时期改革仍然要讲摸着石头过河。”刘世锦认为，虽然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但“不同时期要解决不同的问题，要过不同的河”，现阶段面临的是如何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发展民营经济、新的发展动能怎么挖掘等问题，仍会面对大量未知和不确定因素。

为此，刘世锦建议，在国家顶层设计指方向、划底线的前提下，重提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把市场化法治化治理与鼓励地方基层积极性创造性有机结合，允许试错探索，允许多一些自选动作，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各级干部各类人才营造宽松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