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汪伟：我国正快速迈向超级老龄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李金萍 深圳报道

从人口格局来看，我国正快速迈向超级老龄化社会。

按照国际上的通行标准，一般把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20%定位为超级老龄社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我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死亡率为7.37‰；自然增长率为-0.60‰。

从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比例来看，我国60岁以上人口2.8亿，占总人口比例19.8%；65以上人口接近2.1亿，占总人口比重14.9%。

而在202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4.2%，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3.5%。换句话来说，2020年至今，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每年增长的比例达到0.7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我国将在未来不足10年的时间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有望达到20%，成为超级老龄化社会。

9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部长唐登杰表示，要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养老产业，努力提高广大老年人生活品质。

我国老龄化的程度正在不断加深，如何正确的认识我国老龄化社会？如何看待老龄化社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应对老龄化社会，我们应该采取哪些举措？

就上述问题，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汪伟。

汪伟表示，中国正处于深度老龄化向超级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这对中国经济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采取正确的举措，将会继续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快速迈向“超级老龄化”

《21世纪》：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国策，你如何看待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汪伟：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年龄结构变动的趋势，主要是由生育率下降、预期寿命延长所引起的。同时，这也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

中国正处于深度老龄化向超级老龄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意味着一个国家进入浅度老龄化社会；达到14%，意味着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达到20%，意味着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

观察中国历年人口普查数据，在2000年，中国进入浅度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约7%。在2021年，中国已经进入到深度老龄社会，2021年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约14.2%。预计到2030年之后，中国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将超过20%。

从速度上看，中国大约只用20年时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预计只用10年左右的时间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该速度甚至超越此前人口老龄化进度最快的日本。此前，从深度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日本用了11年。

《21世纪》：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社会有什么特点？你认为有哪些特点需要重点关注？

汪伟：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进程快、时间短、老年人口数量多、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未富先老”等特征。

首先，从数量上看，中国具有全球最多的老年人口，2022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2.8亿，占总人口的19.8%。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4.8亿，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高达34.6%。同时，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累积效应，老年人口不仅数量较大，而且逐步表现出高龄化趋势。

一般认为，60—69岁是低龄老人，70—79岁是中龄老人，而80岁以上则为高龄老人。2021年，中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数量为3780万，年均增长速度为5%，这个速度明显快于60-79岁低中龄老人的增长速度，预计到2050年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数量将达到1.2亿。

其次，人口老龄化存在空间上的不平衡。一方面是农村与城市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差异，农村在未来会面临更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另一方面是东中西部之间的差异。

具体来看，中国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农村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大量农村的青年人离乡进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镇的人口老龄化，却加剧了农村的人口老龄化。

此外，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普遍高于西部等经济落后相对地区的老龄化程度。但近二、三十年来，由于大量青年人口向东部地区流动，东部地区的老龄化趋缓，而中西部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接近东部地区。

最后，虽然从国际经验上看，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必然现象，但是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明显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三者大致是同步的，比如说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到老龄化社会时，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处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然而，在中国人口转变并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1000美元，说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明显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在经济发展水平尚处于较低水平时，老龄化程度就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中国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出现了其他国家不曾遇到的问题，它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需要妥善应对。

《21世纪》：9月12日，国新办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提到了我国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你认为我国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发展如何？政府应该如何更好的搭建我国养老服务的框架，以应对老龄化不断加深的局面？

汪伟：在老龄化不断加深的局面下，我国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老龄事业、养老服务与老龄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但当前我国老龄事业、养老服务与老龄产业发展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老年服务供需矛盾突出。

而这与多方面因素有关。一方面，老龄产品研发滞后，企业创新不足，产品及服务单一且技术含量过低。另一方面，老龄产业还面临产业标准缺失、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养老产业发展政策，已有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导致很多企业认为老龄产业投资前景不明朗，处于观望状态，养老产业的民间投资动力不足。此外，养老服务业还存在基础设施不足、人才资源短缺等问题。

为此，建议一是应加快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加快老龄事业、服务和产业协调发展。应健全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增强养老服务的普惠性和公平性，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础上，有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增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是在注重老龄事业、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的协同发展的同时，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放管服”改革，重视激发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市场活力，形成一个政府做好宏观管理，老龄产业企业以市场化、规范化为准则自主经营管理的良好局面。

三是要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提高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加快养老服务人才培养。

四是应完善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将家庭养老与社会化照料体系相结合，以提供充足的老年照料是大多数国家的选择，在加强对家庭照料行为支持的同时，应加快推进社会化照料体系建设。

开拓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21世纪》：老龄化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们担忧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会显著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你如何看待中国老龄化社会对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做哪些准备？

汪伟：对中国经济而言，人口老龄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不可能永远依靠人口红利，在当前人口老龄化日益加深的局面下，经济政策上恰恰是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有利时机。

首先，人口老龄化会促进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经济转型，虽然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劳动力供给短缺，但是也会促使企业通过更多的研发投入来提升竞争力，这种“倒逼”机制有利于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经济转型。比如在人工智能产业，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促进了人工智能发展，我国的工业机器人增速极快，国际机器人联合协会发布的《2022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机器人市场，2021年机器人的安装量位列世界第一，占世界总安装量约50%。经济政策应顺应这一趋势，因势利导，帮助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其次，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来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在知识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物质资本投资的折旧率高，投资回报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相反，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率却能持续维持在高水平上。人口老龄化必将诱发从重视物质资本投资，向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转变。同时，健康老年人口的经验、技能等人力资本，可以扩大人力资源的供给，从而使经济中的生产力提高。

为此，中国需要深化教育改革，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并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通过市场化改革，消除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扭曲并形成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机制，为人力资本红利的释放扫除制度性障碍。

同时，我认为，政府应对当前的市场教育融资模式进行改革，并选择适当的时机转向以公共教育为主的教育融资模式，因为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老龄化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公共教育融资模式比市场教育模式可能有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此外，中国还需要通过户籍制度、就业、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宏观政策的改革，与教育领域改革的相互配合与协调，将经济引入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调整路径上去，并收获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

最后，人们在人口老龄化面前并不是被动，人口老龄化会促使人们重新分配经济资源、提高协调生命周期行为的能力。事实上，个人如果体察到人口结构的这一变化，其在工作阶段的储蓄和消费行为就会随之改变,“未雨绸缪”的储蓄动机会形成新的储蓄来源，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

《21世纪》：我国老龄人口增速非常快，你认为当务之急应该做哪些准备？有哪些应对建议？

汪伟：当务之急要在以下四个方面深化改革，推出强有力的政策。

第一，我国应通过构建与生育相关的政策支持体系，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更多的孩子出生，对修正失衡的人口年龄结构、对增加未来劳动力数量与减缓老龄化的速度具有一定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降低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与养老压力。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仅凭放宽生育限制很难扭转低生育的困局，日益攀升的生育成本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家庭生育的积极性。因此，在放松生育限制的同时，应建立健全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的生育支持体系，切实减轻家庭的生育成本。

中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做法，通过多样化的育儿津贴与儿童税收优惠政策，来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和养育子女的成本，对多孩家庭采取梯度生育补贴，以此来提高家庭生育二孩或三孩的意愿。另外，在发放津贴的同时，应辅之以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对生育二孩或三孩的家庭可以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给予更高的减免额，对不同生育意愿的家庭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激励和保障。

第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有效化解养老风险。近年来，中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大幅提高，参保人数已超过10亿人，但也存在养老保险待遇、统筹层次较低、三支柱体系发展不平衡、低收入群体的缴费负担较重、地区间养老负担不平衡、偿付风险日益凸显等问题。

未来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既要增强养老保障体系的自我积累功能，解决养老保障体系未来的偿付风险，又要增强养老保障的激励功能。

一方面，应完善“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同时，增强养老保险体系的自我积累功能，让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应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调整，使得老年人可以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生活更有保障。另一方面，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来应对人口老龄化。一是要提高统筹层次，完善地区间养老保险支出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这样既有利于通过地区间的互助共济来共同抵御老龄化给养老保险体系带来的财务风险，又有利于体现养老保险制度的地区公平，同时还有利于劳动力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可以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但由于征缴激励和委托代理关系等方面的原因，应警惕提高统筹层次可能带来的激励不足和基金收入下降等问题。二是应通过提高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的比例和基金的投资效益，来充实基金收入，政府可探索包括发行公债在内的多种基金缺口弥补方式，以更好地化解养老保险的偿付风险。

第三，采取相对灵活的弹性退休年龄制度，扩大劳动力资源的供给。与OECD国家和欧盟国家相比，中国的退休年龄和老年劳动参与率都明显偏低，过早的退休年龄和过低的老年期劳动参与率，导致富有生产性的人口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造成中国劳动力资源严重浪费。同时退休年龄过早，也导致中国养老保险收支状况恶化，养老金体系财务风险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而上升。

同时，从现实来看，老年人的劳动供给决策不仅受到退休制度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自身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扶幼负担、闲暇偏好、就业环境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因此，我国亟须改革僵化的退休制度，建议采取相对灵活的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允许劳动者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决定老年期的劳动供给和退休年龄。不过，应审慎安排相关配套措施，对劳动者延迟退休形成正向激励，引导其自愿延迟退休。

第四，释放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发展“银发经济”。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将形成日益增长的潜在消费市场，为“银发经济”的兴起提供发展机遇。我国亟待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充分释放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将发展“银发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前，“银发经济”的兴起还面临一些现实障碍，比如中国老年群体的储蓄偏好普遍较高、劳动参与率较低、养老保险体系欠完善等主客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老年消费的提高。因此，中国也应通过政策组合提高老年人的消费能力，通过更好的制度设计来解除这些现实障碍对消费需求的束缚，从而保证“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