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略要之七：留守儿童 城乡发展过程中被遗忘的B面

文前案：

鉴于目前中国人口形势的严峻性，以及中央对于人口政策的最新调整趋势，《人口略要》系列文章，整体梳理了中国近现代人口发展的脉络，通过对相关数据、政策、社会现象的回顾、总结、分析，从生、老、病、死等人生四个阶段状态着手，提供更多的人口问题解题方案。这是系列文章的第七篇。

中 国人 口 问 题，从大 的方面看，就是两个方向上的问题： 生、死。

在生的方向上，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就生育、婚恋、养育成本等问题进行了系列论述，基本已经涵盖了与“生”有关的大部分问题，但仍有一个几乎被搁置到大社会视角边缘上的问题未能涉及——养育质量。

近年来，关于中国人口生育率、适婚年龄的相关议题越来越多，但这一切最终必然要指向最终的出口——人口质量。

人口质量在总框架上由两方面构成，一是新生儿在生理意义上的健康水平，二是未成年阶段人口的教育质量。

生育健康的课题，应当由医学专业人士进行深入探讨，而在教育层面上，中国的人口问题呈现出两个极端。

在城市里，家庭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非常高，城市越发达、社会竞争越激烈，由校园延伸到家庭的教育氛围也就越卷。

而在城市之外的乡村，则有着另一批几乎被城市遗忘的未成年人，他们的父母或迫于生计、或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选择离开农村，进入城市。

在迁移的过程中，由于多重因素的羁绊，他们无法将未成年子女带在身边，只能继续在乡村生活学习，由祖父母辈的老人照顾，这些孩子，就是我们统称的留守儿童。

关于留守儿童比较确切的定义，是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离开常住地所在街道外出半年及以上，留在原籍不能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0—17岁儿童。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公开数据，中国0—17周岁儿童人口为2.9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1.1%。其中，近半儿童直接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

据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编写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披露，2020年，全国流动儿童7109万人，留守儿童6693万人，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合计1.38亿人，占中国儿童总人口的46.4%。

相较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在教育上获得的资源可能会更多一些，但与长期生活在城市、由父母陪伴的在地儿童相比，他们也缺乏足够公平及稳定的教育环境。

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出现及群体扩大化，与整个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这个群体的数量越来越大，他们所面临的教育问题却迟迟无法得到妥善解决，这将极大地拉低中国的整体养育质量和教育水平，也为未来中国新一代青年人口的整体素质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隐忧。

留守儿童问题热度逐年上升

近年来，农民进城务工人员越来越多，城镇化比率逐年上升，让中国乡村地区的留守儿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乃至社会问题。

留守儿童的父母为生计所顾，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留下未成年的子女在家乡与祖父母或其他亲属共居，所带来的儿童教育问题，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社会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

1994～2016年关于留守儿童发文数量趋势

从上图可见，留守儿童问题在本世纪初开始迅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并在随后十几年间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留守儿童群体的出现，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发展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在可预期的未来，留守儿童的数量将持续增加，而当这一群体成年之后，由于其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到的诸多问题，如教育缺失、心理、安全等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隐忧。

综合看来，留守儿童群体的出现，主要来自城乡两种社会结构之下的经济发展水平、户籍制度、教育体系等三方面上的不平衡及制度建设上的滞后。

农民进城：收入难以支撑子女随行

在 我国推进城镇化建设、从传统农业经济向 现代工业经济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客观上形成了城市发展迅速、农村发展相对缓慢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形成了“三农问题”的重大挑战。

这一结构性问题，也使得农民群体在追求提高生活水平的激励下形成了外出务工的大潮。

农民为了提高生活水平，选择进城务工。由于工资水平低、工作时间长等原因，他们无法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

农民工规模及增速

据《202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共2.96 亿人，在 7.3 亿全国就业人员中的占比为40.3%，在从事非农行业就业人员中的占比约为53.1%。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透露，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4615元，转化为年收入为5.538万元，而同年的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1.4万元，差距超过一倍。

农民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无法与城市工人相比，很难支撑一个完整的有子女家庭在城市的生活。

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生存本已非常不易，如果再带上未成年子女同行，势必增加更沉重的生活负担。

这是留守儿童现象的根源所在。

先看户籍 城市教育资源向本地居民倾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转移。

历次人口普查城乡人口变化

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9.02亿人，比1978年增加7.3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3.89%，比1978年增加了45.97个百分点。

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趋势

但是，与常住人口相比，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5.4%，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3.76亿人，超过了美国总人口。

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增长，流动人口子女规模同步增长。

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子女规模约1.3亿人。

由于户籍的限制，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在城市上学的门槛很高，大部分公办学校拒绝接收，即使有学校接收，他们的家庭也很难承受高昂的费用，于是只能选择进入城市中的打工子弟学校，其教学质量根本无法与公办学校相比。

从城市公民权利的认可度上，户籍是留守儿童现象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中央政府很早以前便提出“两为主”的大原则，但在各地的政策落实上存在很多现实困境，一些地方无力或不愿承担流入儿童的教育成本。

这个问题又要与中国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相关联。

优质教育资源是地方财政多年扶持的结果，是本地居民的独享利益，在制定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门槛时，地方政府会参考/对照其他地区的做法，尤其是一些教育资源较为集中的大型城市，更多的顾虑来自于“盆地效应”，即如果放开过多的优质教育资源，会导致迅速流入过多的随迁子女入学，成为地方财政的额外负担。

乡村办学 从人才到资金的全面匮乏

相对于城镇教育体系，乡村教育体系在政策鼓励、师资力量、硬件条件等多个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性非常严重。城市的学校设施完善，师资力量强大，而农村的学校则存在较大差距。这使得农村的孩子们无法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教育差距。

农村留守儿童从小就缺少父母的关爱，导致这一群体在智力发育、身心健康、行为道德和教育文化水平方面存在突出问题。

教师职称晋升机会对比

一项针对教师职称晋升的调查显示，义务教育阶段连续工作10年教师获得一级教师职称的机会，城区为5.3％，镇区为4.0％，乡村为3.5％，城区显著高于乡村。此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持续增长，但增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家庭化是人口流动的必然趋势，但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系下，家庭化的人口流动对于乡村进城务工的家庭而言，最大的困扰就来自于城镇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

下篇预告

政策的初衷是为了让社会经济变得更有活力与创造力，让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讲，推动教育公平、保障公共资源的相对平等分配，都是与政策初衷步调一致、方向一致的策略，也是治理病态商业模式和教育畸形化的重要保障，更是建设和谐社会、培养健康下一代、打造中国长久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前提。

然而，要想提振持续低迷了数十年的出生率，绝非朝夕之功，甚至可能需要两代、三代人的努力和多元化政策的刺激才可见到实效。

在对“生”的几个重要节点——结婚、生育、养育、抚育，以及相关人群所构成的社会现象全面解析后，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有生，即有老。

据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4.87亿，约占总人口的35%，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比例同时达到峰值。

一个深度老龄化的中国，应该如何自处？

这是我在下一篇中要重点探讨的话题。

说明： 《中国人口略要》系列文章原创首发自毛大庆先生的个人公众号，如需部分转载，请注明出处。 如需全文转载，请后台留言开白。

毛大庆博士，人口学、城市更新与区域经济学学者，注册建筑师，专栏作家。

优客工场创始人。

任中国科协八届、九届、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促创委副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工作顾问、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副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常务理事、中国建筑学会专家库专家。

著有《城市更新空间内容探索》、《城市人居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研究》、《永不可及的美好》、《无处安放的童年》、《一口气读懂新加坡》，译著《奔跑的力量》、《朝圣波士顿马拉松》、《鞋狗》、《为谁留的空椅子》、《凿开公司间的隔栅》、《布隆伯格传》、《成就斜杠人生》、《全黑军团》、《发明：詹姆斯·戴森的创造之旅》。

马拉松爱好者，截至2023年7月，已完成全程马拉松172场。荣获2016年CCTV体坛风云人物体育精神奖、2017年“中国马拉松年度人物”荣誉称号，2022年2月受邀作为2022北京冬奥会第97棒火炬手传递奥运圣火，2023年第七届世界马拉松WMC777完赛选手，第十届“中国当代徐霞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