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事件改编的困境——从电影《第八个嫌疑人》说起第八个嫌疑人

来源：文汇报

李宁

近两年，国产现实题材影片创作备受瞩目。尤其在今年，《保你平安》《消失的她》《孤注一掷》《八角笼中》《我经过风暴》《学爸》等影片接连涌现，其中许多电影斩获票房佳绩。这些影片基本都是基于社会新闻或真实事件所改编，“取材真实”与“关注现实”成为竞相标榜的特色。借助于抖音、微博、小红书等各类社交媒介，它们频频制造热门话题、触发公众情绪、形成媒介事件，使得文本内外都表现出明显的新闻化、话题化趋势。同时这一波创作潮流，也让“如何改编真实事件”的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

《第八个嫌疑人》亦是如此。除了主演大鹏颠覆自我的表演之外，该片的另一大卖点便是改编自被列为1995年全国十大案件之一的“12·22番禺抢劫运钞车案”。影片的宣传海报上，不仅直接打出了“根据建国以来最大武装劫钞案真实案件改编”的标语，还着重圈出了“真实”二字。真实案件、警匪对决、影帝飙戏，加上抖音等社交媒介的持续助推，让影片的话题度持续居高不下。

然而从最终的呈现效果来看，“真实事件改编”这一最醒目的标签，反而沦为了影片最大的软肋。

事件依赖症：

影片成为大小事件之间的简单拼接

对于真人真事的改编，需要把握好真实事件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平衡关系；电影《第八个嫌疑人》显然过度忠实于案件本身，患上了一种“事件依赖症”。

从故事角度来看，影片几乎按部就班地参照原案件，展现了主人公从密谋抢劫、潜逃海外、改名换姓到最终伏法的全过程。创作者在类型与风格上其实颇有想法：前半部分偏向生猛凌厉的港式警匪类型片，后半部分则转向更加写实和日常的风格。但整个故事平铺直叙，主要人物的命运尽在观众的掌握之中，缺乏戏剧性与悬疑感。片名“第八个嫌疑人”所制造的悬念在影片中始终没能体现出来，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噱头，多少有些标题党的嫌疑。改编原本应是一种艺术再创造，但《第八个嫌疑人》几乎拍成了简略乏味的案情回顾。

更明显的问题在于，创作者没有深入意识到，文艺作品改编与真人真事改编并不一样。

例如，基于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往往已经经过了原作者对于现实生活的过滤和编织，有较为顺畅的故事逻辑为基底。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新闻等事件，其发生常常具有突发性与偶然性。将其搬演至大银幕上，就要以合理的叙事逻辑来改造与串联起偶然的日常事件，发掘日常事件背后的深层动因，赋予现实生活以一种结构与意义。但《第八个嫌疑人》中各类情节之间的串联，几乎都靠巧合来实现。警察王守月（林家栋饰）因为交通噪音问题首次到访陈信文（大鹏饰）的建筑公司，便意外撞见了陈信文等人密谋抢劫的现场；王守月发现潜逃多年的陈信文的踪迹，靠的竟然是偶然点开的一条朋友圈；王守月找到陈信文的落脚点，也是通过随机询问路人；杨芳（齐溪饰）则仅凭一句“老乡”，就将陌生人引进了家门。过多的巧合段落弱化了故事的合理性，让影片成为大小事件之间的简单拼接。

工具人群像：

人物之间缺少了纠葛感和宿命感

对于事件本身的过分依赖，不仅使得《第八个嫌疑人》过度使用巧合手法来连缀情节，也让影片的人物塑造过于凸显功能性而忽略了立体感。除了主角陈信文因改名换姓而带来的人物性格丰富度之外，其他一众角色几乎都沦为了人物功能单一化、缺乏丰富前史与深层动机的工具人。

就劫钞团伙而言，影片只是直接突兀地交代他们策划、实施与被捕的过程，并没有深挖几位劫匪的动机与心理。例如，除了陈信文和陈欣年（孙阳饰）之外，其他五位劫匪为何走上了以身试法的道路？他们有着怎样各自不同的人物前史？影片并不试图作出解释，只是让几位劫匪各司其职——他们的任务就是参与劫钞计划，并因高调挥霍而顺利被捕，确保故事中只剩下陈信文兄弟二人逍遥法外。

即便是对于劫匪头目陈信文，其人物铺垫也并不充分。陈信文固然遇到了生意上的挫败和资金的危机，但为何下定决心冒此风险？影片没有给出充分说明，只是用与堂弟陈欣年抢劫出租车的少年往事来敷衍了事。片中陈信文被尊称“文爷”、并被父亲夸赞“聪明”，但影片并没有展现出其傲人的江湖气概或聪明才智，描画的更多是其潦倒失意、低调隐身的一面。而如果具备上述品质的话，陈信文应该会对抢劫作出详细周全的计划而非仓皇出逃，也应该会谨慎行事从而避免最后作为围观群众误入新闻镜头而暴露行踪。

正面人物中，警察何蓝（张颂文饰）也是典型的工具人。观众对于他的身世背景、情感状态等一概不知，其人物职能就是主动代替王守月参与抓捕行动并中枪身亡，从而造成后者多年的负疚感。这一人物的全部魅力依赖的并非情节逻辑中的人物行为，而是来自于演员在表演中的细节：他在牺牲前强忍疼痛将子弹退出弹夹的举动，才让这一人物散发出些许真实的质感。

由于诸多人物缺乏详细铺垫，导致角色之间并未能构建起深厚的关系。整体来看，陈信文/陈欣年与王守月/何蓝一邪一正的兄弟情、陈信文/王守月的对手戏是影片中最为重要的三对人物关系，但除了陈信文与陈欣年兄弟俩的生死情谊稍显动人之外，其他两对人物关系的构建都不甚成功——影片对于王守月与何蓝二人的情感关系描画不足，导致王守月直至退休仍一心捉拿凶手的执念变得并不令人信服；而作为警匪片中常见的“黑白双雄”配置，陈信文与王守月二人在故事前半段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人生交集，这就让他们少了许多棋逢对手的纠葛感和故人重逢的宿命感。

意义的匮乏：

正面人物未能制衡反面人物的感染力

需要进一步看到的是，警匪片作为一种电影类型，其往往会借助犯罪故事呈现人性与社会的某种失序状态，进而纾解集体的某种焦虑或困境。但对于表层案件的过度关注，阻碍了《第八个嫌疑人》将目光进一步投向社会事件背后的人性复杂性状况与社会结构性问题。

影片的英文名为Dust To Dust，从陈信文兄弟俩苦心孤诣潜藏多年仍然难逃法网的经历，的确能够体会到一种人世苍茫、尘埃落定的宿命感。除此之外，影片更像是一部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为主题的法制教育片。实际上，借助这则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并延伸至21世纪的案件，影片原本可以观照一下我国快速推进的社会进程中所暴露出的某些症候，从而生发出更为深刻的意义与价值。但显然创作者的目光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几个人物中，缺乏了一种更加广阔的视野。

导演李子俊在访谈中曾提及，他要借助这部电影来探讨其中的人性和道德问题。但实际上，影片对于人性的探讨并不深入，尚且停留在“犯罪者也有人性”的层面。片中对于人性复杂性的书写也较为外化：一方面借助行凶事件来凸显陈信文心狠手辣的性格，另一方面借助温馨的家庭关系刻画其温情柔软的性格。至于陈信文更加复杂的心理状态，影片描画得显然还不够。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陈信文这一人物，影片应和了当下国产影视剧热衷于塑造悲剧式反面人物的潮流。近年来，国产影视剧中涌现出高启强（《狂飙》）、叶文洁（《三体》）、祁同伟（《人民的名义》）、张东升（《隐秘的角落》）、沈默（《漫长的季节》）等一大批性格复杂且带有悲剧性色彩的反面人物，陈信文似乎也可归入这一行列。片中，陈信文被塑造为一个疼爱妻女、思念父亲、维护兄弟的好男人形象，俨然一位朴素真诚的家庭伦理观的代言人。其中有一幕尤其令人动容：在以莫志强的身份步入新婚的当日，陈信文拨通了老父亲的电话，面对手机无言地跪拜在地。此类场景，很难不令人对其产生同情与怜悯。但问题在于，影片并没有对陈信文的复杂人性做出深层的溯源与解释，只是为了复杂而复杂、为了同情而同情。同时，王守月、何蓝等正面人物的塑造实在单薄，未能制衡反面人物的感染力。于是，对于陈信文这一反面人物的过度共情，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恶的正当化的危险。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