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给全世界最昂贵的十幅画作找一个共同点,那么会很快发现——它们都是由男性艺术家所作。
“为什么历史上的女艺术家,没有一流的呢?为什么在这个被视为最具‘阴性气质’的艺术领域里,没有被称为‘大师’的女艺术家呢?”同为女性艺术家、女性诗人的翟永明,在最近出版的《天赋如此:女性艺术与我们》开篇便追问。
翟永明的发问并不夸张。
在被书写的千百年艺术史中,女性往往被迫处于“缺席者”的角色。比如1996年那场德国波恩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艺术大展“中国!”,其中没有一位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对此,波恩艺术博物馆馆长迪特·伦特解释,“中国女艺术家的档次,不足以入选此次展览。”
《天赋如此》书籍封面
这也是为何,在近年来,伴随着女性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女性艺术家的作品逐渐被人们看见时,评论家、观众会惊呼她们展露出“从未见过”的天赋,甚至称她们的作品为“一项创举,一场知识的大爆炸”(《费加罗报》评“她们与抽象”女性艺术展)。
女性的艺术天赋自然不是如霹雳一般突然出现。围绕女性艺术与创作,我们专访了翟永明,与她聊聊那些在艺术史上消失的“她”。
翟永明
看不见的女性艺术家
20多年前,一位朋友送给翟永明一本艺术画集,“Women Artists: The National Museum of Women in the Arts”,画集搜集了从西方历史上第一位女艺术家,到现代女艺术家的各种风格的作品。这位朋友评价说,“这几乎就是历史上所有女艺术家的作品了,她们基本上是二流的。”
那么,在主流艺术史上,女性艺术家去了哪里?她们为何只能被归为“二流”的?
先把时间往前梳理。翻阅古代画作,就会发现,古代女性在艺术中的位置,往往不是画家,而是入画——成为被欣赏、被消费、被凝视的对象。
爱德华·马奈 《草地上的午餐》
提香 《乌尔比诺的维纳斯》
“在强大的父权社会压抑下,大多数女性毫无自信心,自认为她们的创作是无意义、无价值的。而且由于自身意识也受封建思想和道德观念约束,她们在选题和审美上,都下意识地顺应她们的角色认知。加之由于社会的局限,她们事实上也不可能面对外部世界。”在翟永明看来,在这样一种制度下,正统女性的创作,只能在一种封闭中自生自灭,除了与亲属探求画理,赏析佳作之外,她们也得不到进一步的交流。
而那些试图学习画作的女性,稍稍展露天赋,便会被当时的社会视作异类。比如清代章学诚《妇学》,代表了当时男性对于女性创作的敌视,他认为如果天下女性都以才女管道昇(元代女画家)为榜样,去作诗习画,非但不可,亦是无理,天下不容。
但何为理?为何女性作画便“天下不容”?无法解释,在当时其实也无需解释,“更多的无史记载、无据可查的女画家,她们的姓名、她们的作品都如一地落红,随风而逝。”
元代女性画家管道昇作品 《石竹图》
即使到20世纪,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从“画中”走向“画前”,试图创作艺术时,她们往往缺少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那一间“自己的房间”——在李·克雷斯纳(Lee Krasner)的家中,最大的画室得留给丈夫波洛克使用;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需要在小面积的厨房中画画……
在客厅和厨房里作画,不仅是空间的限制,还意味着她们的工作状态更像一个业余画家。如果媒体、收藏家、展览经纪人来到家里,她们只得起身以主妇的身份烧茶送水。1945年,当《纽约客》记者前来采访波洛克夫妇时,克雷斯纳正“弯腰在烤炉上烹调红栗果冻”。在媒体如此叙述下,克雷斯纳的形象并非是一位独立创作的女性艺术家,而仅仅是著名艺术家波洛克家中的那位小女人。
李·克雷斯纳作品 《无题壁画研究》
让当时的女性艺术家们倍感焦虑的,除了生活中的锅碗瓢盆之外,还有在和诸如丈夫、情人“捆绑式发展”之后,难以走出男性阴影。
比如卡米耶与罗丹的故事。1883年,卡米耶拜罗丹为师之时,其实并非想成为罗丹的情人和学生,而是想成为“与他势均力敌的雕塑家”。但成为罗丹的情人后,她不得不为罗丹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为罗丹攻读有关巴尔扎克的全部篇章、和他一起致力于制作巴尔扎克的雕像,成为他的模特儿,以及在他的订单多得忙不过来时,为他“直接雕塑”大理石作品。
而当卡米耶在重重压力下,终于建立了自己的个人工作室,雕塑了她富含女性意识、且与罗丹创作理念完全不同的作品《沙恭达罗》和《窃窃私语》之后,仍有不少人只是称她为“那个女人”“罗丹的学生”“对天才的模仿”“罗丹在帮她干雕塑”。
卡米耶·克洛代尔 《沙恭达罗》
更加可悲的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卡米耶越是表现卓越,人们反而越是称赞罗丹。
“(女性艺术家)无法流通的天赋,就不是天赋,剩下的就只有蛰伏和隐藏。”在翟永明看来,女艺术家在艺术领域里,如想要拥有如卡米耶那“与罗丹势均力敌”的地位,首先要在精神上实现一种自由的状态,“当然你也可以说优秀的女艺术家没有那么多;但另外一方面,有可能就是她们被遮蔽了。女艺术家要冒出头来,得克服很多事情,包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和希望改变,而不是顺从这种状况。”
“不像女人画的”
当画家汉斯·霍夫曼惊讶于自己的女学生李·克雷斯纳的作品时,对着她大加赞赏:“这幅画太棒了!你无法想象它竟出自女性之手!”
如同克雷斯纳,大部分女性艺术家(抑或是其他领域的女性)小有成就之时,常常会听到类似这样的“赞扬”:“这画画得不像是一个女人画的”“超越了女性的范畴”“在这方面,你就像一个男人一样厉害”……
翟永明直言不讳,“它背后的含义是:女性的智慧是矮人一等的,你现在是矮人中的高人,很快就会脱离这种状态了。正是这种矮人一等的女性艺术的处境,使得许多女艺术家产生自我焦虑。没有勇气面对自身的女性气质,下意识地认为作品‘像男的’是一种最高境界(至少也要是‘中性的’)。”
“女性在探索或者思考自己身份的时候,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经历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1980年代,翟永明因一首《女人》闻名诗坛,被众诗人、评论家定义为女性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所有评论和判断全都归到女性诗歌里面。
这让当年的翟永明感到十分焦虑,以男性诗作为主流的诗坛,似乎只是把“女性”这一小部分划给了她这位女诗人,而其余更为广阔的文学创作领域却对她毫不客气地关上大门。
翟永明作品 《孔雀》
这些标签,不仅狭隘地束缚着她的文学创作,也让她更多的非女性主义作品不容易被看见,“除了关于探讨女性属性的这部分诗歌之外,不会再去讨论你别的作品”。甚至在一次访谈中,一位男性诗人说,“女诗人都是靠写女性主题立身扬名的,因此女性诗歌的成立是依附男性话语权的。”到最后,翟永明只能通过写文章,主动强调自己写作的多样性以及与男性作家同样的写作视野,以期得到与男性同样的尊重。
正是由于这样的压力,导致许多女性艺术家(包括其他领域中的女性),拒绝甚至担心自己被贴上“女性”“女性主义”的标签,或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姿态,有时利用它,有时又远离它,“艺术圈很多的学术资源或者是机会,也是掌握在男性手上。所以女艺术家也都不太愿意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因为一强调就把自己划分到一个品种里面,就被排除在主流话语之外,成为一个被身份化了的种类。”
翟永明说,正因为如此,女艺术家对女性身份的认同,依然是非常谨慎的,许多女性明显感到“女艺术家”和“女性艺术”这样的词汇,含有一种微妙的歧视因素,并大大地妨碍了她们作品得到更深入、更广阔的评判和发展。有时候为了突破这样的限定,她们会竭力抹去自身和作品的性别色彩,扮演着“花木兰”的中性角色。
翟永明在《天赋如此》的最后一章,放置了一些关于女性艺术的对谈,其中有一段20年前的网络论坛讨论,翟永明与一位关心艺术的网友交谈:
沙沁:伟大的女性艺术家?我的判断是越来越不乐观,再过五十年也没戏。男人天生就是做大事情的,你不同意也不行。你看当今女画家从题材、内容、技巧到作品内涵,一个字:“小”。她们没有做大事的内心体验。或许女诗人会是例外?
翟永明:首先,我们不能说“当今女画家”的作品,我们都看完了。在目前这种状态下,有很多还是被遮蔽着,因而也不仅仅一个“小”字能够概括。其次,你用“大”来界定作品的艺术品质,基本上是一个传统的男性艺术视点……如果我们仍用传统的那一套东西,来衡量今天的女性艺术,不但看不到眼前,更看不到未来。愿与诸位关心女性艺术的朋友讨论此话题。
沙沁:男性主导历史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最有分量的事应该由男性来做,已成为男人的习惯。这种根植于内心的体验,在女性艺术家那里是很难有的,即便有,也是难成气候的……同时也是对当今世界貌似男女平等,实际上还是男性主导话语权,女性的伟大也是要由男性来定的。
从20年前翟永明与这位关心艺术的网友的交谈中,可以直观体会一下,在艺术这个领域,对性别的固有观念有多么强。
女性艺术天赋 那些直觉的、即兴的、顿悟的
许多当代的女性艺术家们,开始力图以挑战者的姿态打破女性艺术的种种禁区,越来越多的艺术展览、美术馆,也为更多的女性艺术家提供了展示作品的机会,从这些艺术场馆里,涌现出她们难以遮蔽的艺术天赋与女性关怀。
在去年的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上,女性策展人阿莱马尼打破历史惯例,邀请了192位女性艺术家(而男性艺术家仅21位)。虽然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无疑是给了此前《艺术新闻》(The Art Newspaper)报道的“在全球艺术市场中,女性艺术家只占了2%的比例”一次耳光般的回应。
还有2015年艺术家耿雪的作品《米开朗基罗的情诗》,记录了她创作泥塑人像的过程。在影片中,她在泥土中不断留下手的痕迹,泥土也反过来覆盖了她的身体,到最后摧毁了雕塑。她把女性身体的表演融合到综合的艺术行为里,从充满柔情的孕育到暴力的毁灭,展现出她对身份、两性关系的探索和思考。
周雯静2014年的作品《女人系列·节育环》。在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里,她先后采访了50多位曾经佩环的女性,最终将300多个真实的节育环按照1:1的尺寸还原制作了出来,并放置在精致的蓝色丝绒上,这件作品引起了网络上对女性生育健康的关注和大量讨论。
周雯静作品《女人系列·节育环》
在翟永明看来,女性艺术家们的天赋与男性是不同的,是“另外一种结构”:“对我来说,‘女性的优势’就是听从内心的召唤,而不是考虑艺术史的召唤。它是直觉的、即兴的、不像男性一样滔滔不绝,翻涌而来。通常是一种瞬间的、迸发的、顿悟的。这些灵感来得很突然,可能是日常生活细节的一面,不同于从书面或理论中获取的那样。”
翟永明作品 《女人与蝎子》
她说,对女性艺术家而言,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储备,也能产生思想撞击的可能性。她们可以但不一定非要特别宏大或者特别深刻的眼光,而是很细微、内向、诗意、含蓄的思考方式,类似禅宗的顿悟,也像是东方式哲学。
“女性艺术,是散落在艺术历史长卷上的破碎之花……她们艰难的、旷日持久的、可贵的呈现,也堪称坚韧之花。”在翟永明看来,女性需要有一种对女性艺术的反省,“国外很多女性自觉地有这样的意识:第一要推动艺术的发展,第二要推动女性自身的发展,她们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强化了自身的意识,然后她再去推动别的女性走向自我强大的方向。希望女性艺术家们不但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也能影响周围的女性以及更多的男性。”
红星新闻记者 毛渝川 蒋庆 编辑 乔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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