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我的老师洪文达

来源：经济学家圈

2014年2月5日，著名经济学家洪文达教授在上海病逝。消息传到华盛顿后，IMF前副总裁朱民含泪著文，感念恩师。

朱民悼念洪文达：向一棵大树鞠躬

向一棵大树鞠躬

洪文达老师逝世的消息传到华盛顿，已是午夜时分。

我通常睡得早，那天却是莫名得晚。北美的冬夜，窗外黑黝黝的，依稀可见灰暗的天空被厚厚的云层压得低低的，树枝影绰 。把灯关了，在黑暗里默默地坐着，很久很久，不敢去想，一片空寂，眼泪在眼眶里。忽然，一片亮闪，只见洪老师向我走来，满脸红光，大声地说，朱民，你回来了就好。眼泪夺眶而出。

洪老师与我，情如父子。

踏进复旦大学的第一天，心中其实忐忑。找到宿舍，放下行李，我就去经济系探究。那是一个周末，典型的上海隆冬，阴天，透着寒意。经济系的小楼正对登辉礼堂前面的草坪，草坪不甚修整，枯黄干涩。经济系坐落在一栋小小的二层楼房，灰砖的墙，大门和窗棂都是木质的，漆了红色，脱落斑斑，露出受到风雨侵独的焦黄的点点木色，斜斜的屋顶挂着红红的瓦，四角的屋檐细细地向外展升，微微往上翘着，颇有北方的建筑风格，恰如其分地展示着她的历史、文化 ，辉煌和沧桑。推门，大门咿呀。迈步，木质的地板也在脚下咯吱作响。进去，右手是上楼的楼梯，窄窄的过道，墙壁后面是办公室，白色的墙面很久没有粉刷了，灰灰黯黯。我正犹豫不知往何方走，一个宏亮的声音从边角的办公室传来：“今天已经有新生来报到了，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在传统的欢迎和接待会之外，系里要鼓励教师多关心他们……”语音未尽，两个人走出办公室，正好和我打了个照面。前面一位高高胖胖，方方圆圆的脸，宽展的前额，满脸红光，抬头见我，随即问道 ：“你是刚来的新生吗？”我刚点头，尚未作答，他已经伸出手 ：“ 我叫洪文达，是经济系的教师 。”他的手宽宽厚厚的，温润有力，传递过一阵温暖，满脸慈祥的笑 ，一扫我的不安。我就这样认识了洪老师。

洪老师随和，愿意和年轻人接触。虽然第一年洪老师并没有给我们上课，但他是最常到我们宿舍的教授，嘘寒问暖，解疑释惑。他也不时请我们到他的办公室讨论。我喜欢听洪老师论天下时事，很快就和洪老师熟了。我后来知道，洪老师和我同住在一条街上，相距不到百米。这下更方便了，周末回家，我时不时地溜到洪老师家中，听洪老师的高论，也时不时品尝洪老师的厨艺。洪老师做菜，我通常在一边打下手。他高度近视，看着他边盯着贴在墙上的菜谱，边炒着菜，还边和我说话，我真是忍俊不禁。洪老师的小儿子洪新也不时加入我们的讨论，有时我和洪老师聊完了，洪新又跟着我到我家继续我们的话题。我就这样成了洪老师家中的一员 。

大学四年很快过去了，毕业之际，却也惶惑。当时我原来的工作单位想要我回 去当领导，到政府部门参与实际改革也很有吸引力。同时我也觉得知识学得不够，还想继续学习，也和班里的很多同学一样在准备考研究生。时任经济系主任张薰华老师目光远大，他预感到在改革开放的大势下，为国家培养经济人才是当务之急，经济系的招生一定会扩大，现有复旦经济系师资力量严重缺乏。他更考虑到如何培养一名中青年教师，把复旦经济系老教授们的优秀经验、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传承下去。他向学校提出，在考研和分配之前，先把一批77级学生留校任教，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张薰华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家里，提出要我留校。事出突然，我有些犹豫。当晚，我找到洪老师，和盘托出我的顾虑。洪老师当即就说，张老师是对的，你要体会学校的良苦用心，学校希望你们留校即是为复旦，也是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是对未来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对你们的培养。他加重语气说，在个人的选择时，大局为重。我平时观察，你有教书的能力，也有独立研究的能力，教研相长，在教学中也可以作研究。至于学位，在工作和学习能协调的时候，你考我的在职研究生就是了。我高高兴兴地留校成为了复旦的一员。洪老师所说的“在个人选择时，大局为重 ”影响了我的一生。

上世纪90年代中，我在美国读了硕士和博士，也在世界银行工作了几年，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准备回国。但当时我周边的同事和家庭都不理解，当然也不支持。尤其是岳母，顾虑比较多。不说工资减少90%，单说工作环境、人事扰绕 、小孩教育，就令人不放心。事情就僵住了。洪老师关心我的情况，利用一次到美国学术访问的机会，专程到华盛顿，住到我家和老太太谈心，聊家常，聊天下事，从他自己的经历，到我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过程和未来展望 ，到国家对人才的需求。经过一周的努力，终于说服了老太太。洪老师回国后，我也收拾行李，踏上归国之路。回到上海，未及安顿行李，先去看洪老师，洪老师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大声地说，朱民，你回来就好，有问题我们共同来解决！一股暖意流遍周身。当晚洪老师高兴，自告奋勇下厨，自诩技艺又有很多长进，直说得陆老师在一边抿嘴儿笑。

2009年年末，我回复旦参加世界经济系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那时洪老师身体已经开始转弱，行走相当不便。按原安排，我在演讲后去看望他，当我正走向讲坛，忽然会场一阵喧动，抬头一看，洪老师正慢慢颤颤地走进来，我忙迎上去，从陆老师手里接过洪老师，搀扶他在正中就座。陆老师告诉我，洪老师听说我要去，特别高兴，一早起来，穿戴整齐，等等不及，还是要来。我心中一颤。我的演讲从我的复旦老师开始，讲到洪老师，我向台下看，洪老师端坐正中，头歪着，睡着了。我一时语哽。会后我们集体留影，机敏的摄影师在正式集体照之前，抓拍了我和洪老师交谈的瞬息，弥足珍贵。

其实并不只是对我，洪老师真情关爱学生，爱生如子。洪老师家里经常是学生满堂，笑声不断。在以后的三十年里，我每次见到洪老师，听他聊的最多的都是他的学生，从我的同学潘振民、华民、黄亚钧开始，谈他们的学术观点、工作成果、个性为人，如数家珍，一脸的慈祥。我就这样认识了吴富林、姜伟、侯绍泽、吴忱等，也和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成了朋友。

1979年初洪老师敏锐地意识到在改革和开放的大潮中，未来国家对开放型人才、对理解世界经济的人才的需求将不断地上升，我国在整体宏观战略上对世界经济的跟踪、分析和研究也需要上更高台阶。上海处于我国开放的前沿，感受深切，复旦需要也应该加大对世界经济的研究和教学。为了从制度上支持和实践这一设想，陈观烈老师和洪老师大胆提出在复旦成立世界经济系的设想。可以想见，当然引起争议。我作为经济系的学生，总担心分系后会削弱经济系的力量。那一年的春节，我在洪老师家过年，谈起我的感想，洪老师明确地批评我的狭隘思想。他说，分系有利于加强对世界经济专业的发展，而并不会分散教职资源，因为资源是可以共享的。分有利于专业，合有利于综合，目前我们的主要矛盾是专业不够，所以要加强对世界经济专业的研究和教学，所以要建新系。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说，在大的问题上要学会从全局和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要有前瞻性。他同时指出你们这一代将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全球的挑战，加强对世界经济的学习和研究也应该是你们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新的侧面。这次谈话对我以后转向全球经济金融研究影响很大，之后我也加大了对世界经济的学习和分析，顿觉视野开阔。而洪老师看发展、要有前瞻性的方法论也影响了我一辈子。1979年冬，新中国第一个世界经济系在复旦成立，洪老师又推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的建立，担任副会长。我回国后担任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和洪老师同在国际组，每年评选课题都有机会和洪老师见面，谈得最多的是如何推动我国世界经济的研究和发展。我后来也参加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的活动并担任副会长，那时洪老师已经退了，但每次见我，他都要问起世界经济学会的活动情况和学术动向。洪老师本人强记博闻，知识广泛，但他重视专业素质，强调业有专攻，他对世界经济研究和教学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关心令我感动，他对专业持之以恒的探索对我影响恒远。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洪老师给我们上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专题课，关于如何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在当时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敏感问题。当时我国经济还很落后，改革刚刚开始，国门刚刚打开，从有限的信息中我们也惊讶地发现发达国家科技在进步，经济在发展。课堂内外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争论络绎不绝。洪老师秉持一贯的开放的态度，让我们发言，和大家讨论。我也和洪老师讨论过几次，当然过激，既争议传统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结论，也提问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协调，更争议我国改革开放的市场模式定义。这一切引起了洪老师的深思。一次，洪老师认真地对我说，看来这个问题要深入讨论，绕不过去，它涉及对经典的理解，涉及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探索，也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有重要意义，需要认真对待分析，让事实说话。

以后的几年里，我看着洪老师仔细地查阅文献，认真地做摘记，还不时地向我讲他的观点。1984年洪老师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帝国主义腐朽性和垂死性的若干理论问题》，对当代资本主义从理论上作了深入探讨，也运用大量数据予以实证支持，强调要动态地看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强调发展的可能和过渡性。洪老师指出，生产力是有延续性的，在生产关系的波折中，生产力会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而生产关系也会在既定的生产方式界限内不断的调整。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也都有过渡的性质。洪老师提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不能全面长久地排除竞争，生产力仍然会发展，技术仍然可能发展，腐朽的趋势也并不排除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停滞和发展相互交替，但趋势是向更高的社会制度进化。他同时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中，金融发展会更快，也会更快和更大规模地形成食利阶层。这些都是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过渡到新阶段的转换的条件。今天，经过了我国成功的30多年经济改革，经历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达国家又面对1%的人和90%的人在收入分配上的严重不均，世界再一次对资本主义性质进行深入探讨。洪老师当年的探讨，在今天仍然具有启迪意义。洪老师不懈地追求真理，敢于碰难题的精神，也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洪老师敢于担当，支持改革，支持青年人。80年代初，改革的大潮扑天涌地而来。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改革开始向城市拓展，上海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立即面临一系列新问题。从计划体制改革到原材料调拨体制变化，从流通体制放开到和邻近省市商业交流，从工业产品价格开放到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从财政包干到企业激励机制，在实践、政策和理论上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尖锐挑战。时任上海市长汪道涵多次鼓励我们解放思想，面对改革开放的实际，多做调查研究，深入理论探讨，专门成立了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并让我挂职中心特约研究员和市政府特别顾问。我也在思考怎样发掘复旦大学的师资和理论研究的基础，更好地为上海的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努力。一次在从市政府开完会回来的公共汽车上，我和陈伟恕、王战谈起，他们也早就在思考同样的问题。经过几次讨论，在复旦大学成立一个经济研究中心、在学校的体制外相对灵活地对当时紧迫的城市经济改革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设想初步浮现。当然，能否实行我们也没有把握。找谁请教呢？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洪老师。

在洪老师家，我们坦陈了我们的想法和顾虑。洪老师当即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可是下一步怎么走？我们束手无策。洪老师仰着头，长久地思考着，不出声。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阳光懒懒地从窗外斜入，正照在洪老师红红的脸上。长久，他缓缓地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是时代的需要，应该可以一试，但也可能会有阻力，你们要有充分准备。你们都还只是青年教师，我来出面请经济系、世经系和学校的相关管理部门开个座谈会，讨论一下。会议如期举行，讨论热烈，对这一新生事物，大家都表示支持的态度，但在具体安排上也出现了很大的争议。一是复旦历来稳重，如此体制外单设独立机构向无先例，如何管理？二是我们都还是青年教师，资历不够，如何能协调学校资源，确保研究的政治方向和研究质量？三是我们当时幼稚地提出要刻一枚公章，关于这枚公章的使用权限和保管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毕竟文化革命过去没多久，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我们不停地做着解答，洪老师安静地听着，但当听到最后一点时，洪老师拍案而起，大声地说，这些青年教师，我们看着他们成长，我相信他们的一片赤诚之心，如果出了问题，他们无法承担责任，我洪某人承担。会议不欢而散。走出会议室，我一路劝洪老师不要生气，一面也为把洪老师拖入这场是非之争而内疚。走到校门口，洪老师停下来，坚定地说，我去找林克书记。一周后，在校党委书记林克老师的办公室，洪老师在座，我们三人向林克书记作了汇报。林老师仔细地听着，不停地吸烟，洪老师一会儿从学校的角度向我们提出问题，一会儿又帮我们解释，也不时地提出新的建议。会议开了三小时，当两个烟灰缸都被塞得满满时，林克书记徐缓而坚定地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复旦也要改革也要变革。我支持你们，上党委会讨论。

六周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大会在凛冽的春风中举行。洪老师义不容辞地担任了中心主任。会议最后一节是主任讲话，洪老师只轻轻地讲了三句话。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民族的复兴大业，复旦要做出自己的贡献，感谢党委的信任，中心是复旦的，也请大家支持。第二，我担任这个主任，是他们青年教师的请求，是校党委的决定，也是我自己的意愿，我愿意尽自己的余生之力，为改革开放出力，为复旦的发展出力，为青年人护航。第三，在复旦建立这样一个中心突破了现有的体制框架，是历史性的，现在要看你们年轻人如何创造历史了，你们要大胆创新。话语虽轻，掷地有声，会场一片肃静，然后掌声雷动。中心成立以后，在洪老师的指导下，中心强调理论研究要与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并大胆启用了不少青年教师。我们和上海市政府合作，就上海经济结构调整、上海商业流通体制改革、上海内外贸易体制的打通和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包干体制的建立和改革、上海从价格低地到骤发的通货膨胀、从引进外资企业和对外资企业的监管等做了多个课题。我们带领毕业班上广西、下宁波做城市改革规划调研。我在其间得到很好的锻炼。多年后，一次我从美国回复旦，和洪老师去看望林克老书记，谈起当年的争议，我感谢林老师当年支持中心的开放胸怀和战略视野。林克书记笑指着洪老师说，你要感谢你们的洪老师，当年，他可是豁出去了啊！灯光下洪老师和蔼地微笑着，我理解林老师的深意，眼眶湿润了。

我们都知道洪老师曾经受到不公的待遇长达十八年。在我和洪老师的接触中从未听他提起过这段经历。洪老师永远是那么开朗和乐观。我们读书的时候正是文革刚过，改革初起，乍暖还寒，各种思潮相互冲击。我曾在中文系的宿舍楼过道里读卢新华的《伤痕》；也曾在熄灯后，在宿舍里用手电照着，和全宿舍集体读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我们读《九三年》，读马克思《哲学笔记》，激辩早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心中有无数的问号，感情激荡难平。周末我也常常把我们的热议带到洪老师的家中。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把当年的所谓右派小说重新收集出版，定名为《重放的鲜花》，我把书读了一遍，把书带到洪老师家中。洪老师把书拿在手里，抚摸着封面，久久不语。我能感到感情在他内心的奔涌。好久，洪老师静静地说，我很高兴看到你们年青人思想活跃，对过去有真诚的好奇和探索。过去的事，不能只流于感情，要梳理，要总结经验，但更要学会放下。目前我国改革开放形势一片大好，机会千载难逢，责任无限重大。我哪有时间去述冤过去！唯抓紧时间，勤奋工作，努力开拓，以不愧对余生和这个时代。这一席话让当时的我极度的震惊，洪老师向前看的人生态度和高昂的敬业精神使我终生受益。

跟随洪老师三十五年，我从洪老师身上感受最深的是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气质，对人类和中华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独立精神，开放自由，追求知识，追求真理，关爱后生，敢于创新，正直，宽爱，严谨，乐观，虽千难万苦，而百折不挠。这些深深地影响了我。

洪老师生前曾希望能种一棵树。2月26日我飞回复旦，和黄亚钧、吴富林、侯绍泽、吴忱等校友在校园探寻可能的种树处。那天，春雨霏霏，我们在细细的雨丝中洪老师的踪迹，心情难以平静。我们从老经济系办公楼即现在的校史展览馆开始，重温复旦的校史，并在洪老师的大幅相片前摄影留念。经济系是洪老师在复旦开始教职的地方，我们在老经济系办公楼四边仔细地寻探。我们在老图书馆门前门后观寻，洪老师在此度过了不平凡的十八个年头。我们在老世界经济系的四周搜觅，陈观烈老师和洪老师在此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世界经济系，洪老师担任过系主任。我们在新的经济学院大楼的院子四周探索，洪老师在此担任过院长。我们最后在老世界经济系的办公室边上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秉从洪老师平和低调、磊落宽广的性格，征得陆老师同意，一致选择种一棵银杏树。五十年以后，这棵树会长成一棵挺拔的大树，枝翠叶丰。五百年后，这棵树将长成一棵伟岸的巨树，华盖蔓昌。春去秋归，金黄遍洒的落叶正是我们不尽的绵思。

深深地鞠躬。洪老师，我们永远怀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