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颜欢笑：被无视的情绪劳动低薪

【编者按】

“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情绪劳动概念建立在情绪商业化的前提之上，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情绪表演进入到公共领域，霍克希尔德认为这一能力进入公共领域中被商业利用，成为实现商业利益的工具。新星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的《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在此基础上着重关注女性的情绪劳动话题，作者杰玛·哈特莉是一位记者和作家，她2017年因《女人不是唠叨——我们只是受够了》一文引爆网络，以惊人速度被疯狂转发百万余次。她通过自己的经历提出一个普遍现象：在家里，女性要负责有形的家务与无形的精神重担，用一己之力弥补伴侣“眼中没有家务”的黑洞；在职场，女性得保持耐心，情绪稳定，做好配合工作。而且，不管想不想做，这些琐碎的情绪劳动似乎都天然应该交由女性承担，并且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些不堪其重的情绪劳动限制了女性的机会，偷走了女性的时间，降低了女性的生活质量，也阻碍了男性对家庭生活的深度参与，和试图理解女性的心意。每个人都是传统性别分工下的受害者。本文摘自《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一书的第二部分“社会与职场中的情绪劳动”，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标题为编者所加。

凯特琳·玛拉琪丝（Caitlin Mavrakis）是手术全期护理师，她太了解情绪劳动的代价了。她描述自己的职业犹如一种“持续的平衡表演”，一方面要满足医生的时间要求，另一方面又要为病人提供期待中的照护。她告诉我，病人开始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时，她会立刻感到疲惫不堪。她知道自己若是跟不上紧凑的时间安排，上司就会训斥她。她哀叹道：“你想表现出慈爱、体贴关怀的样子，但你真的没有时间。”现今，她总是面临着遭投诉的威胁。只要她没按照病人的预期，在极其紧凑的时间内完成情绪劳动，就有可能遭到投诉。病人希望护士露出温暖的微笑，让他们宾至如归，当感觉不到这些时，病人便会心生不满。玛拉琪丝的灿烂微笑变成她工作中的一种商品。病人觉得不管他们怎么对待她，他们都有资格看到她的暖心笑容。

她觉得她做的情绪劳动，和霍克希尔德描述的空乘人员深层扮演出奇相似，但更进一步。因为不仅病人期待她们付出情绪劳动，上司也对她们的情绪劳动持高度预期。对护士来说，挨骂是家常便饭，冷酷无情的医生常拿她们当出气筒。她说，在她以前从事的护理工作中，常有人对她大吼大叫，说她是个糟糕的护士。那些言语折磨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是意料之中的。她说，听到那些话当然会很想哭，但你不能。遭到言语攻击时，你必须保持镇定，因为接着你还必须硬着头皮为病人服务，同时继续保持镇定。那份工作的要求极其严苛，绝对不能真情流露。玛拉琪丝说：“你必须确保每个人都很快乐，即使你自己并不快乐。”

例如，某天她被一根用过的针筒刺伤了。她担任洗肾护士时，一名病人突然挣脱，害她不小心被病人用过的针头刺伤。当时她服务的患者里，常有感染HIV和其他传染病的患者。被刺伤的当下，她立刻想到，万一感染艾滋病，她可能永远无法生育，婚姻结束，一命呜呼。那一针刺下去可能会毁了她的一生，但是当下她甚至不能擅自离开房间，让自己冷静一分钟。即使面对危机，工作依然优先于她的个人需要。她说，她永远忘不了那名女性患者事后的表情：不是同理心，而是充满矛盾，“那仿佛在说：‘那有什么大不了的？继续干活吧！’我只能坐在那里忍住哭泣，心想我完蛋了”。后来她不得不和病人坐在一起四个小时，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她不得不跟病人轻松地交谈，还要记得面带微笑。最后，她花了一些时间清洁伤口，花了约半小时填写表格，之后才获准接受测试，看是否遭到感染。直到那天轮班结束，坐进车里，关上车门，她才终于可以释放压抑已久的恐惧、沮丧和泪水。

玛拉琪丝说当时她的丈夫难以理解她承受的压力，虽然她偶尔会对他发泄，但大多时候她回到家，吃完晚饭就直接睡觉了。她常在半夜梦到特别麻烦的病人，怀疑自己为他们做得不够多，因此在半夜中惊醒。她说：“我感到身心俱疲。”她的情绪几乎没有恢复的空间，工作和生活的界限也很模糊。

商品化的情绪工作 

霍克希尔德首创“情绪劳动”一词时，她是指空乘人员“商品化”的情绪工作。她不仅考察了这项工作的涵盖范畴，也探究了它最初存在的原因。当然，良好的顾客服务是航空公司用来留住顾客的好方法，但她看到的不仅是对顾客彬彬有礼的态度，还涉及更多的个人领域。空乘人员提供的情绪劳动，是为了帮乘客营造一个宾至如归的空间。她们被塑造成宴会中的招待员，营造出温馨又安心的氛围，以帮助紧张的顾客忘记自己身处于飞机上。她们必须压抑真实自我以扮演空乘人员的角色，保持态度始终非常友善，呈现关怀入微的柔美特质，让人忘记危险或不适感。

这种劳动对空乘人员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有些空乘人员表示，她连在现实生活中都无法收起脸上的微笑，或即使觉得很勉强，却依然不断地展现友好的态度。有些空乘人员认为管理乘客是一种负担，尤其是经常忍受可怕对待的同时，还要持续展现愉悦感。但多数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擅长情绪劳动，因为身为女性，她们先天就比较熟悉情绪劳动，在家里及出门在外都需要做这件事。担任空乘人员只是面对一种比较戏剧化的世界，那个舞台要求她们随时为周遭人营造舒适的空间。这些女性擅长需要付出大量情绪劳动的工作，因为她们一直以来受到的训练就是为了从事这种工作，奉献情感以取悦他人。

在霍克希尔德的研究中，空乘人员绝大多数是女性，比例高达86％。2014年，这个数字已有变化，但变化并不意味着比例分配很快就会性别平等：霍克希尔德发表研究三十多年后，仍有逾75％的空乘人员为女性。这个趋势不仅存在于空乘人员岗位上，也存在于一般的服务岗位，尤其是需要做大量的关怀照护及情绪劳动的服务工作。从种族的角度来看这些工作时，我们会看到差异更大：在情绪劳动密集的人员中，有色族裔女性所占的比例更高。

需要以“客服”形式来展现情绪劳动的服务业，对女性来说尤其繁重，因为它们加深了那些互动中的权力不对等。霍克希尔德在研究中指出，男性空乘人员的工作与女性空乘人员有明显差异。虽然男性和女性都在服务业中从事情绪劳动，但我们私下对两性的预期也界定了他们付出的情绪劳动。霍克希尔德解释：“女性更经常负责以‘亲切的态度’去处理愤怒和挑衅的状况。至于男性，社会则认为他们应该积极对抗那些破坏规矩的人，这种社会观感导致他们必须承担压制害怕及脆弱感这种秘密任务。”男性习惯维持权威，女性习惯展现顺从。对空乘人员来说，那表示女性常受到更苛刻的对待，而且难以执行规定，因为乘客不把女性视作权威人物，并不尊重女性。服务业的男性不仅自然而然拥有较高的威信，大家也不会预期他们扮演倾听的关怀者角色，无论是闲聊、谈笑或聆听抱怨。当然，这是他们工作内容的一部分，但大家并未期待男性从事情绪劳动，也不常硬逼他们做。我们通常是找女性提供慰藉，因为她们通常能以卓越的技巧，持续从事预期的情绪工作。在非常需要情绪劳动的地方，女性永远坚守在一线岗位上。

“我之所以受到性工作的吸引，去当脱衣舞娘，原因之一在于那比其他服务工作享有更多的能动性。”曾担任性工作者的自由撰稿人梅丽莎·佩特罗（Melissa Petro）对我这么说。她采访了大量性工作者，这是那个领域的普遍感受。从事性工作的女性能找到的其他工作（例如服务生或零售业店员等服务业），对员工的要求很严苛，包括工时缺乏弹性、低薪，还要付出情绪劳动。佩特罗表示：“在那些工作中，你必须为每个人做情绪劳动，从上司到顾客都需要你那样付出。”一旦拒绝，就可能丢饭碗。“相对地，性工作者则有权决定那样做是否值得。有些顾客实在太麻烦了，我可以不接。但是在其他工作中，由不得你选。”

佩特罗说，虽然她有权决定付出多少情绪劳动就算超标，但性工作主要就是在从事情绪劳动，即使付钱给她的男人并未意识到这点。

……

既然性工作主要是情绪劳动，市场上对女性性工作者的需求远比对男性性工作者的需求要高，这不是挺令人意外的吗？在我的家乡内华达州，截至2013年共有十九家妓院，但只有四家合法的牛郎店。市场对男性性工作者的需求不高的原因，还不是很明朗，但佩特罗认为那可能跟情绪劳动有关（尽管她也指出，女性更容易获得无酬的性爱）。这个假设并不奇怪，由于社会预期女性经常为他人提供情绪劳动，要求性工作者提供情绪劳动可能对女性并没有同样的吸引力。

不过，一家名为男侍（ManServant）的公司则持相反意见。这家总部位于洛杉矶的服务公司不提供性爱服务，但雇用充满魅力的男公关来迎合客户的需求，包括担任护花使者、清洁人员、私人助理，或是倾听客户抱怨分手的心声。那些男性是通过面试精挑细选出来的，然后接受培训以培养情商及预判客户的需求，亦即以情绪劳动作为服务的核心。该公司的共同创办人达拉尔·卡贾（Dalal Khaiah）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坦言，他们的服务是为了让女性从情绪劳动中解脱出来，因为这种事由男性来做时，往往被视为一种沉溺的幻想。卡贾告诉《华盛顿邮报》：“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女性承受的精神负担和情绪劳动，也可以明显看出她们对男侍的需求。女人几乎都明白这点，反而是男性听完后通常会追问：‘你确定这真的不涉及性爱吗？’”

然而，那种幻想并未实际减轻女性情绪劳动的负担。大家觉得女性花钱请男性提供情绪劳动是一种新奇的行为，由此可见我们离真正的社会平等还很远。男侍的广告设计初衷是为了逗人发笑，因为男人如此认真地为女人做情绪劳动（而且还穿燕尾服）确实是个笑话。我想，如果一支广告是由穿着诱人的女侍为一个男人端上一杯饮料或帮他打理壁炉，应该没有这样的效果。在这个场景中，没有权力动态的颠覆，我们熟悉的剧本也未彻底改写。将女性每天做的无偿情绪劳动商品化，既无新意，也无“乐趣”可言。

撇开男侍不谈，需要情绪劳动的工作中，很少有不是以女性作为主要劳动力的，这是因为男性在从事情绪劳动时，大家觉得是笑话或例外，而不是预料之中。那不是他们身份的一部分，而且他们也不亏欠这个世界情绪劳动。大家从来不觉得（以后也不会觉得）男性的时间、情感能量、心力是一种公共资源。然而对女性来说，这就是大家对她们的预期。女性的情绪劳动应该是免费的，是女性为周遭人的利益所做的无私奉献。这是我们用来合理化低薪的女性劳动，以及让家中和职场的情绪劳动维持无形、无偿、无人关注的关键。大家认为女性就应该想做这种劳动，觉得那种劳动本质上令人满足，是女性迷思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忽略了“女性迷思”并不以现实为样板，而是用来创造社会想要及需要女性变成的样子。这背后的冷酷现实是，我们把文明建立在女性的肩上，当重担压得女性喘不过气来时，大家却视而不见。

低薪的情绪劳动

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亲眼见证了一种工作涉及的情绪劳动有多繁重。母亲从事幼教工作三十多年，在我出生之前，她担任保姆，后来她开始经营家庭托儿服务，并持续至今。她认为自己是幸运的照护者，不仅因为这是她的热情所在，也因为她所住的区域是少数肯为这种专业付出优厚酬劳的地方。她的工作位于北加州一个热门地区，负责照顾一小群幼儿，每年收入七万美元。那份工作令她疲惫，但回报也很丰厚。托儿事业的从业人员却大多没有那么幸运，事实上，他们的收入中位数约是每小时十美元，像我母亲那种家庭托儿服务的收入更少。我之所以知道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亲自尝试过。

在以写作为业之前，我决定像妈妈那样，善用我的情绪劳动技能来照顾孩子。我十几岁的时候曾在她的家庭日托中心打过工，我知道如何同时应付多名幼儿，也了解设计幼儿课程的诀窍。后来我取得执照，可以在家中经营小型的托儿服务，于是在照顾我儿子之外，我也在不同的时间照顾四名幼儿。但是我做了不到一年就中止了，就因为薪酬低、工作繁重，再加上我儿子经常生病，导致我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那时医疗费超过了我的收入，到最后我已经找不到持续营业的理由。

那份工作每天超过十小时，毫无休息，除非所有孩子都在同一时间睡觉（那种情况非常非常罕见）。我照顾幼儿时，运用的技能既先进又多样。我研究了学前标准，以便把学习经验融入孩子的日常活动。甚至在孩子还没学会说话以前，我们就利用积木来学习颜色，从科学角度了解天气，利用麦片圈来学计数。托儿执照要求保姆必修一些健康和安全课程，我除了去上那些必修课程外，一整年下来也上了许多儿童早期发育课程。我迎合那些幼儿的情感需求，设计可行的日常活动，列了一些益智和强身项目以维持日常的顺利运作。然而，每周五十几个小时的托儿工作，却只赚几百美元，比最低工资还少，有几周的时薪甚至只有三美元。要不是我丈夫有全职的工作，我永远也无法养活自己，更别提养活孩子了。

托儿服务不是唯一薪酬低得可怜、使从业人员（女性为主）身陷贫困的照护型劳动。需要情绪劳动和照料，或是跟家庭生活有关的工作（例如女佣和其他的服务人员），大多由女性担任，尤其是有色族裔的女性，而且她们几乎都不受重视。即使我们把社会中一些最重要的工作，如照顾病人、老人和小孩托付给女性，我们仍不像其他国家那样重视这些工作，开出的酬劳少得可怜。事实上，2011年的一份报告发现，美国教师的工资在二十七个国家中排名第二十二位。该研究比较了有十五年以上教职经验的教育工作者与其他大学学历工作者的薪资，平均而言，美国教师的收入比同等学力的其他行业工作者低了60%。在许多国家，教师的薪资与同等学力的其他行业同侪相当，这使得教学不仅是一种热情，也是一种务实的就业选项。在美国，教学就像许多照护型的工作一样，不仅需要情绪劳动的技能，还需要牺牲薪资。

既然我们知道情绪劳动对繁荣经济如此必要，为什么我们不愿为了那些涉及情绪劳动的工作付费呢？一种简化的说法是，关爱他人本来就是女性的任务，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从古至今，我们都不重视女性的贡献。我们可能口头上承认女性在家庭领域的工作很重要（主要是谈及母职的时候），但这种情感不能转化为金钱。妇女在经济中满足了照护的需求，就像女性在家庭中所做的一样，因为这很重要，因为女性不做的话，就没有人做了；但这也是因为女性别无选择。女性被迫担任那些角色，主要是出于经济必要，而不是热情。需要付出情绪劳动的工作之所以是女性的工作，不仅是因为女性比较擅长，也是因为女性无法进入其他的行业。当女性有能力转行时，她们通常会转行。而且女性爬得越高时，越有可能把自己的情绪劳动转移给那些工资很低的女性。我们觉得这种劳动没有文化价值，这点从社会底层到高层都很明显，从我们付给托儿服务的低薪，到管理高层对情绪劳动技能的忽视都是如此。

社会对男性技能和特质的重视，一直以来都在女性之上。女性占大多数的工作，通常是经济中最低薪的工作。这并不是说以男性为主的工作（那些与情绪劳动无关的工作）就少有低薪状况。农场、食品服务业、场地维护的工人等也是美国收入最低的群体，而且是以男性为主。但是如果你看收入的另一个极端，那些高薪的工作也是以男性为主，没有一个高薪岗位是以女性为主或情绪劳动密集型的。女性为主或情绪劳动密集的行业，甚至连高薪的边都够不上。在家庭、职场、文化领域中，大家在有意及无意间觉得，女性的工作和技能没那么重要。事实上，连最近的女权著作《向前一步》也建议女性，先配合男性对理想工作者所抱持的标准去调整，等达到一个转折点时，再做出改变。现实要是那么简单就好了！由于女性的工作要求女性付出许多情绪劳动，又不重视那些技能，那个转折点根本遥不可及，我们的曾孙辈能看到那样的平等就已经很幸运了。我们的社会对女性的情绪劳动技能不感兴趣，人们只觉得那是让大家感到舒适快乐的技能而已，不觉得那有什么价值。

职场弱势者无法拒绝情绪劳动

布里安娜·波普莱博士（Breanna Boppre）决定把“争取监狱改革”作为学术研究及职业生涯发展的方向，并把重点摆在性别和种族上，她知道这是很艰巨的任务。她之所以决定这样做，是受到她父亲的启发。她年幼的时候，父亲因毒品相关指控而入狱服刑。去监狱探视父亲使她了解到监禁制度的问题，如今她正努力反抗那些制度，例如惩罚性的犯罪政策、缺乏改造计划等。不过，波普莱博士的研究有一个更具体的关注点：监狱中种族、阶级、性别的交叉，或者更简单地说就是，为什么黑人女性遭到监禁的概率较高？这些问题很难解决。在充满缺陷的制度中推动改造计划及揭露种族歧视现象是一场艰苦的奋战，但是对波普莱博士来说，这份工作很有成就感。她说，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女性对她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让她更加相信，她做这些事情是重要且必要的。为了写论文，她对俄勒冈州西北部一群获得缓刑和假释的妇女，进行了半结构式的采访及小组讨论，这群妇女由多元种族所组成（包括有色族裔及白人）。她们的故事显示了权力、特权、边缘化如何通过种族和性别的交叉，影响了刑事司法的结果。因此，她们的经历不仅受到个人环境的影响，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广泛影响。她们的故事不是为了佐证一个简洁扼要的论点，而是为了拓展她的视野，帮她理解及描述司法结果中的种族差异。这类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惩罚性的犯罪控制政策对妇女及其家庭产生的意外后果。

波普莱博士是通过跨领域的女权视角来研究种族和性别差异的。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但实际的进展速度远不如她的预期。原因不在于此前没有类似的研究，而是因为不被学界承认。波普莱博士指出：“大家重视的是传统的那种男性化、量化的研究方法。”学术期刊想要的是比较数据，而不是实际体验的博览。一般认为她那个研究领域所做的定性研究（以广泛及相互关联的视角，来剖析刑事司法系统中有色族裔女性所面临的问题）是软性的，比较没有价值。波普莱博士甚至因此面临着职业生涯挫折，因为她使用定性研究而被顶尖学术期刊拒之门外，那些期刊拒绝刊登采用那种方法的研究。学术研究和照护导向的研究是泾渭分明的，至少在目前男性为主的学术界是如此。

然而，波普莱博士采用传统的女性化研究方法（我会说那是“情绪劳动导向”的研究方法），并不是她在学术界面临的唯一障碍。学术界是彻头彻尾的老男人俱乐部，她已经目睹了女性在一个男性占多数的领域中必须付出的情绪劳动。她回忆起她攻读博士学位之初发生的一件事，学术界预期她应该对男教授展现尊重，但她偏偏提出疑问，结果整个学期，教授都拒绝跟她说话，而且毫无理由地调低她的分数。更糟的是，当时那位教授是博士课程的负责人，她若要留在那个领域，崭露头角的机会将会受阻，因为她并未付出大家期望的情绪劳动。

尽管当代女性不像20世纪50年代的女性那样会面临“你不准做这份工作”的规定，但现今男性同侪仍握有许多削弱女性专业工作的潜藏手法。目前终身职位的授予，大多是由年龄较大的白人男性决定的。这种权力格局使许多女性在学术界处于不利的地位。女性不仅在互动过程中必须从事情绪劳动，为了安抚系所里的大佬，她们还必须压抑反对意见或质疑，甚至还得担负起高强度情绪劳动的任务。那些任务不仅对研究毫无帮助，还会耽误研究的进行。波普莱博士指出，女性助理教授被要求担任委员会主席的情况并不罕见，那些任务剥夺了她们宝贵的研究时间，耽误了她们取得终身职位。她最常看到该体制对女教师提出担任班导的要求。负责照顾数千名学生的任务几乎都由女教师负责，因为大家觉得那个职位很适合擅长情绪劳动的人。女性想拒绝是不可能的，或至少是不明智的，即使接下那些任务有碍于专业晋升。在这种权力体系中，她们无法选择只做她们想做的工作。

这种问题不只出现在学术界。尽管女性在职场地位上已经大有进步，在许多领域中打破了玻璃天花板，但专业领域的上位者大多仍为男性。2014年，在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企业中，高层领导的前五大职位里，女性仅占14.2％。至于最顶端呢？在那五百家企业中，仅二十四位总裁是女性。问题不在于女性无法到达顶端，而是连接近领导高层的职位都很少看到女性的踪影。如果等着晋升管理高层的候选人才库中没有女性，女性几乎不可能升迁到高层，部分原因在于男性默认女性在那个领域中应付出很多情绪劳动。女性受到一套不同标准的评判，那套标准不仅要求专业，还要求传统定义中的女性特质。女性为了顾及周遭人的感受，说话不能像男性那样直截了当，也不能毫无保留地表达个人观点。那些想和她们交流想法的人占用了她们的宝贵时间，而且这种礼貌性的交流永远得不到回报。大家期望她们为集体着想，占她们的便宜，使她们无暇为进一步打破玻璃天花板而去做想做及必要的事情。在专业环境中，女性必须博取男性同侪和老板的青睐，以一种她们非常熟悉的方式来拿捏情绪劳动的分寸，以免伤及任何人的自尊。提出任何要求时，都应该顾及男性的反应。你的决定必须做到无可非议，不让任何人怀疑那决定可能受到“女性伎俩”的影响。你的举止应该刚中带柔，以免被贴上“令人不快”或“尖锐刺耳”的标签。

1974年出版的一本法务秘书手册建议，即使承受很大压力或与老板相处不愉快， 女性仍应表现出愉悦。“较多高阶管理者雇用秘书是看上了其令人愉悦的性情，而不是漂亮的外表。诚如其中一位所言：‘我需要的秘书是，即使我发脾气、工作堆积如山、其他一切都出了问题，但她依然开朗。’”即使现在女性的职场角色不再局限于秘书，但大家依然普遍认为，女性遇到男性粗暴无礼时仍应和颜悦色，展现“女性特质”。不管那个男人是你的老板还是同事，社会预期女性应该冷静地迎合男性的情绪，因为那是女性应有的特质。

霍克希尔德在《心灵的整饰》中指出，当男性和女性都从事情绪劳动时，两性也总是存在着失衡现象。“身份地位越高，就越有资格获得奖励（包括情绪上的奖励），也有更多强制要求奖励的方法。女性的恭顺——鼓励的微笑，专注的倾听，认同的笑声，肯定、赞赏或关心的评论——开始变得看似平常，甚至融入个性，而不是下位者常在交流中免不了要展现的行为。”从男性的角度来看，女性所做的情绪劳动似乎是她们天生就会做的事情，而不是迫不得已。那种明显失衡男性没有察觉到，但女性觉得昭然若揭，她们必须费尽千辛万苦，在“领导特质”以及让她们继续穿梭职场的“恭顺尊重”之间完美拿捏。那些付出都是看不见的。为了向上爬，她们必须如此。

即便今天，拒绝为男同事做情绪劳动也是不可能的。当女性不太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和语气对周遭人的影响时，很快就会被贴上“贱人”或“专横”的标签。一旦给人留下不讨喜的印象，你就无法翻身了。只要男人不想跟你共事——而且男人在办公室里有很大的影响力——不管你多有资格担任某项职务，你都得不到。尽管不分男女都需要先讨人喜欢才能获得升迁，但咄咄逼人、不讲情理的男人较少被人贴上“专横”或“控制狂”之类的标签，他们往往会成为大家眼中的强势、注重细节的领导者。但是对女性来说，想在职场上升迁，情绪劳动仍是一种必要之恶。然而，为了做情绪劳动，专业女性必须把明明可以用来工作的宝贵时间，拿去迎合周边的人。

这种取悦他人的压力，是职场女性的两难。你需要讨人喜欢才能晋升，但讨人喜欢往往意味着你需要自我贬低到自我轻贱的地步。大家对女性从事情绪劳动的预期，阻碍了女性在领导岗位上行使权力，或阻碍了她们在不顾他人感受下完成工作。等到女性在事业上闯出一片天时，大家几乎马上质疑她们的讨喜程度。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中写道，她亲眼看见了这种对讨喜度充满性别歧视的评语：“每次有女性在工作上表现杰出，男性和女性同事都会说，她可能真的很厉害，但就是‘人缘不好’。她可能‘太强势’‘不好合作’‘喜欢耍点权谋，玩点心机’‘不受信任’或‘很难搞’。至少这些形容词都曾经出现在我身上，我认识的资深女性管理者也几乎都被这样说过。”一般认为，一个女人若是成功了，就是因为她没有投入必要的情绪劳动，所以是自私的或难以与之共事。大家要求女性在职场上付出的情绪劳动，导致女性难以出头，至少不像特质相似的男性那样讨人喜欢。

想在职场上晋升，你不可能让周遭的每个人都感到舒适和快乐。这是女性在职场中卡在某个职级、难以升迁的原因。尽管很多书籍致力探讨如何突破职级，攀登职业生涯的阶梯，但多数方法归根结底，都是建议你先跟着“男性标准”调整，直到你有能力重新定义标准为止。然而，这种建议掩盖了女性在职场上面对的情绪劳动要求。社会告诉我们，女性可以在这个以男性标准为准则的世界里成功，但仍要求女性付出情绪劳动。没错，成功是有可能的，但你非得费尽千辛万苦不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