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夫妻对婚姻的影响有多大, “临时夫妻”带来的危害不可小觑。一方面会对农村传统的婚姻生态产生冲击。有的地方离婚率超过50%,婚姻数量名存实亡。另一方面,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影响孩子的成长。
让我们来看看临时夫妻对边肖婚姻的影响吧!
走出去,到大城市赚钱养家,是中国几亿农民工的选择。由于各种因素,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无法带家属,夫妻两地分居已久。为了寻求心理和生理上的安慰,越来越多的已婚职业男女组成了“临时家”。
成为游走在伦理与法律边缘的“临时夫妻”。
同居,“临时夫妻”悄然增多。
国家统计局今年5月27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超过1.6亿人,其中21岁至40岁的农民工比例超过54%。
近日,有媒体称中国可能有超过10万农民工“临时夫妻”,引发舆论关注。
事实上,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来自农民工的全国人大代表刘力就曾“一石激起千层浪”。她说,一些已婚农民工在她身边结成“临时夫妻”的现象很普遍,这直接导致农村夫妻婚外情和离婚率上升。
建议政府重视。
记者近两个月的调查发现,在浙江、上海等一些农民工输入的地区,“临时夫妻”现象十分普遍,并已形成社会效应。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对夫妻分居,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外出打工,一种是留下来照顾家庭。
由于男性工作收入高,很多时候男性工作,女性留守;第二,夫妻两人异地工作。经济收入、住房、户籍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合法夫妻无法团聚,产生了“临时夫妻”现象。
与未婚年轻人恋爱同居不同,打工的“临时夫妻”不问对方家庭情况,不干涉对方经济。有当事人表示,双方“好聚好散”,并没有固定的约定,“只是为了共同生活。”
样本透视:思想在矛盾中挣扎
浙江省每年进口近2000万农民工。杭州乔司作为服装生产基地,是典型的农民工聚集地,这里有大量的“临时夫妻”。
在乔司的一间出租屋里,记者遇到了一对“临时夫妻”张伟和陈丽(均为化名)。因为是星期天,他们没有去上班。坐在床上绣十字绣,而张在看电视。十字绣上有五个字:家和一切。在陈丽看来,
有两个家:一个远在安徽,一个近在眼前。她还没决定这幅十字绣完成后挂在哪家。
张伟和陈丽承认他们是“临时情侣”,他们为这个身份奋斗了很久。张伟今年30岁,安徽阜阳人。2007年,因为杭州工资高,他来到乔司一服装加工厂当小工,妻子在老家照顾孩子和父母。为了赚更多的钱,
张伟过年只回家几天,平时每周都给老婆孩子打电话。
“一个人常常觉得孤单无聊。电话里,老婆不说关心我,只是常常要钱,感觉不到夫妻温暖。”张伟说,在一年多时间里,他努力坚守着对婚姻的忠诚,直到遇到陈丽。
陈丽比张伟小两岁,安徽亳州人,有两个孩子,丈夫在老家务农。2008年,陈丽来到乔司服装工厂做熨烫女工。她和张伟在同一条加工线上工作,张伟时常帮陈丽整理服装,清理线头。时间一长,俩人相互产生好感。
2009年,张伟向陈丽表明了心意,想要跟她组成“临时夫妻”,表示不会破坏其家庭。
“一开始,我很为难,一边是家里的丈夫和孩子,一边是阿伟对自己的照顾,挣扎了很久。”陈丽说,一个月后,她答应了张伟,理由是丈夫曾经背叛过她,加上周围姐妹不少都组成了“临时夫妻”,过得很幸福,
她因此减少了负罪感。
至今,张伟和陈丽在一起已有4年时间。但是,他们都不想影响与老家“那一位”的关系,毕竟已经有小孩了,所以维护得小心翼翼。他们会按时给家里寄钱,甚至以寄得更多来作为补偿。
不过,很多时候纸是包不住火的。“临时夫妻”发展到最后,造成家庭破裂的例子并不少见。显波的妻子赵颖(均为化名)在四川老家照顾孩子,显波在浙江余杭打工。两年后,显波与打工者刘梅(化名)成为“临时夫妻”。
2011年,刘梅怀孕,赵颖知道后赶到杭州质问显波。最终,显波选择与赵颖离婚,和刘梅在一起。
“临时夫妻”冲击婚姻,伤害孩子
《新生代打工者婚恋交友、两性观念调查报告》 显示,打工者普遍觉得“空虚寂寞冷”。这份超过1.8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在已婚夫妇中有62%的人处于异地状态中,一年到头难见面的达13%,仅有38%的人和另一半在同一座城市打工。
但是,因为工作地点相隔过远、休假日过少,夫妻双方即使同城打工也难以见面。
对于“临时夫妻”现象,部分网民表示,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应该给予理解和同情;也有网民认为,这种婚外情既不合情,也不合法,应该被唾弃。专家分析,这是当前社会环境中打工者正常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反映,
也是陌生环境下道德约束失效产生的结果。
一位14岁的河南籍留守儿童告诉记者,自从知道爸爸在外面组建“临时家庭”后,父亲的“英雄形象”在心目中轰然倒塌。“真不想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得不到关心,老爸现在又这么没骨气,
觉得很丢脸。”令他更为难过的是,母亲知道这件事后,选择和父亲离婚。他说,自己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对生活也失去了信心。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员杨建华认为,“临时夫妻”现象影响最大的是下一代。父母离异后,很多孩子疏于管教,从而走向犯罪道路。另外,“临时夫妻”会影响到孩子的婚恋观,在未来的婚姻中出现类似行为,形成恶性循环。
刘丽认为,消除“临时夫妻”现象,关键在于让打工夫妇能够团聚。她建议,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对农民工的申请标准,让农民工住上廉租房,使他们在城市安居乐业。
杨建华则表示,这个问题完全靠政府解决不太现实,政府、社会以及当事人都要一起想办法。比如社会多为他们提供一些文化娱乐活动,解决打工者精神空虚的问题;企业要保障员工的探亲休假权,
让夫妇多一些团聚的机会和时间;另外,打工者也要意识到,做“临时夫妻”虽然解决了一些心理与生理方面的需求,但从长远看,必然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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