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晒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但科学防晒的普及度却并不高。
在社媒平台上,以“开箱试用”“红黑榜”“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吸引眼球的测评类博主,迅速成长为内容平台的有生力量。防晒测评更是成为每年防晒季美妆博主的“团建项目”,甚至不乏部分红人打着“专业测评”的旗号,行非专业之事,为了博取流量激起舆论战。
今年3月份,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第三方测评”对消费者权益影响调查报告》,结果发现,有93.1%的“第三方测评”涉嫌存在测评标准类问题,且以缺乏测评标准的主观性测评居多;55.7%的“第三方测评”涉嫌存在商测一体、以商养测的问题;35.7%的“第三方测评”存在涉嫌虚假测评类问题。
红人测评博主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不仅加剧了市面上防晒测评的乱象和行业内卷,而且让科学说理的道路越来越曲折。
另一方面,防晒检测方法操作难度大,向来充满着诸多疑虑和分歧。
随着“高倍户外防晒”“纯物理防晒”等营销热词应运而生,“卷”SPF值已经成为防晒产业标配。SPF30、SPF35的低倍防晒越来越少,宣称“SPF50+”的防晒产品覆盖了各个价格带。
SPF值和PFA值即为防晒指数,是目前判断防晒功效的唯一指标。从国际角度来看,虽然防晒指数人体测试具备统一的评价体系,但不同国家法规要求的测试条件仍然存在些许差异。
那么,如何才能引导科学、正确的防晒测试方法,尽可能缩小误差?怎样才能集结行业力量,搭建一个经得起专业审视的防晒产品综合评测体系?
基于这样的思考,聚美丽邀请了行业第三方检测机构、原料商、资深配方师、法规专家,在探讨科学防晒检测体系之前,我们围绕着防晒评价方法的现状及优缺点,展开了多次线上及线下的讨论。以下为部分精华内容:
防晒检测说起来并不是一件毫无章法的事情,目前,行业内通用的方法是围绕《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给出的防晒检测标准框架来进行。其中,涉及到防晒检测的内容主要分为防晒剂含量的测定以及防晒功效性检验,
不过,现有的检测方法并不完美,存在各自的缺陷。由于存在各种人为干扰因素,在实际检测的时候,常常会看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现象① 22种化学防晒剂检测方法存在限制,样品前处理导致误差
广州市阳润实业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李劭莹向聚美丽表示:“防晒产品属于特殊化妆品。依据《化妆品注册和备案检验工作规范》要求,防晒产品涉及的检验项目如下所示:卫生化学检验(例如:常规 9 项,防晒剂含量检测等)、毒理学试验(多次皮肤刺激试验、皮肤光毒性试验、皮肤变态反应试验)、人体安全性与功效评价(人体斑贴实验防晒指数(SPF值) 测定、长波紫外线防护指数(PFA值)测定、防水性能测定)。”
在不同的检测项目中,防晒功效检验固然是行业内最关心的部分,而相比之下,防晒剂含量的测定往往是最被忽视的部分。
为保证防晒产品的安全性,国家规定化妆品包装上必须标识出添加的防晒剂种类,并对准用防晒剂组分给予了对应的检测方法和严格的限量规定。
从具体方法来看,化学防晒剂组分的检测一般采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法进行检测,高效液相色谱法还能够分为高效液相色谱-二极管阵列检测器法、高效液相色谱-紫外检测器法等方法。二氧化钛这类物理防晒剂组分则用分光光度法检测,氧化锌防晒剂组分可用火焰原子吸收法来进行测定。
然而,目前法规给出的防晒剂测定方法有几个难以忽视的问题。
首先,化学防晒剂检测的适用范围存在一些限制。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化妆品所所长程巧鸳表示:“目前就防晒产品的抽检,一般是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第四章 5.8 化妆品中 3-亚苄基樟脑等 22 种防晒剂的检测方法(国家药监局 2019年第40号通告)。以前对防晒产品的监管主要在于防晒剂成分有没有超过准用的限量值,但是这几年这类问题比较少,因为多种防晒剂配合使用基本能保证成分限度在允许的范围内。”
这也就表明,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防晒剂并不能全部覆盖到25种准用的化学防晒剂,除了22种化学防晒剂和2种物理防晒剂之外,剩余的3种化学防晒剂(苯基二苯并咪唑四磺酸酯二钠、聚丙烯酰胺甲基亚苄基樟脑、聚硅氧烷-15)的含量仍然无法精准检测。
此外,虽然目前现有的22种防晒剂的检测方法在大部分情况下适用,但很多企业都忽视了防晒样品前处理对于检测结果的影响。
杭州睿研前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蒋丽刚认为,样品前处理,即把防晒剂从产品中完全抽提出来,是检测过程中最难的一个环节。因为送进HPLC的不是样品本身,而是需要先用溶剂把防晒霜里的防晒剂抽提出来,得到澄清溶液。但是,化妆品配方非常复杂,不排除其中另外一些成分也会同时被抽提出来;还有一些溶剂组合并不合理,不能够完全处理特殊剂型,把其中的防晒剂全部抽提出来,这都会导致检测结果的偏差。
蒋丽刚提到:“如果遇到T150(乙基己基三嗪酮)这种难溶的防晒剂,没有进行提取溶剂的优化,则可能会出现检测偏差。”
T150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类新型紫外线吸收剂,它具有较大的分子结构和很高的紫外线吸收效率,属于广谱油溶性防晒剂。该组分极溶于极性油类,比如四氢呋喃。
然而,目前大多数使用HPLC测定防晒剂的实验过程中,都是采用混合溶剂进行样品抽提的,这就导致T150抽提不完全,检测结果偏低。
程巧鸳站在方法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她表示,2019年发布的《化妆品中3-亚苄基樟脑等22种防晒剂的检测方法》中,其实已经给出了相应的选择方法。《方法》中提到:必要时,用于乙基己基三嗪酮、双-乙基己氧苯酚甲氧苯基三嗪、甲酚曲唑三硅氧烷、亚甲基双-苯并三唑基四甲基丁基酚4种组分,可按蜡基类样品,使用四氢呋喃进行定容。
现象② 物理防晒剂成为灰色地带
在防晒剂含量检测中,还有一个缺陷就是物理防晒剂的测定。“只测化学防晒剂而忽视物理防晒剂”被公认为目前防晒检测方法中最大的BUG。
在监管层面,物理防晒剂也长期处于一个透明的地位。程巧鸳表示,目前监管层面并未对物理防晒剂进行抽检,在产品注册备案时,也只要求测化学防晒剂。不过,《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5.3和5.7分别收载了二氧化钛和氧化锌的测定方法,通过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总钛(以二氧化钛计)的总量,采用原子吸收法测定总锌(以氧化锌计)的总量,但目前的检测方法做不到区分物理防晒剂的晶型。
正因如此,很多检测机构并没有将物理防晒剂作为必要检测项目,甚至利用这个缺口走起了捷径。
专注于防晒品类开发的资深人士Evan(化名)提到:对于防晒这个特殊品类,别让守规则的产品吃亏,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现在很多品牌都做纯物理防晒或者物化结合的防晒,但在抽查时只检测化学防晒剂。所以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守规则的产品——在送检的时候按照相应量添加物理防晒,但是在实际生产之中缩减物理防晒剂的添加量。这是为了降低成本,迎合消费者对质感的要求。”
蒋丽刚认为,防晒指数与防晒中蕴含多少防晒剂是直接相关的。中国台湾就规定了在标注产品SPF值的同时,必须要把防晒剂的含量在标签上标示出来。因此,现在检测机构都是只测SPF值和化学防晒剂,而不测物理防晒剂是很大的一个漏洞。
而且,从现有的检测方法来看,二氧化钛和氧化锌这类物理防晒剂的含量测定通常会存在较大的误差。蒋丽刚解释道:“目前,元素总量测定法无法分辨化妆品中使用的是纳米二氧化钛还是普通色粉, 纳米二氧化钛的防晒能力强于非纳米级,这就导致误差比较大。”
除了纳米和非纳米的区别之外,有人提出,纳米二氧化钛的晶型以及包裹形态,同样是影响产品SPF值以及产品安全性的关键因素。
对于化妆品中的纳米二氧化钛来说,按照晶型可分为两类:锐钛型和金红石型。其中,锐钛型二氧化钛会对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通过降解甲醛等物质,产生导致衰老的氧自由基。因此化妆品中通常采用的是金红石型二氧化钛。
阳润科技(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楚杰认为,对于化妆品中的二氧化钛来说,按照晶型可分为两类:锐钛型和金红石型。其中,锐钛型纳米二氧化钛会对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锐钛型纳米二氧化钛,会通过太阳光紫外线的能量,激活产生大量的氧化自由基,因而导致加速皮肤衰老和恶化等问题。因此化妆品中通常采用的是金红石型二氧化钛,欧盟法规对此有明确要求,纳米级二氧化钛作为防晒剂时,要求其晶型为纯金红石型,或金红石型中含不超过5%锐钛型。
“如果某款纳米级二氧化钛售价过于便宜,远低于市场价格,涂抹感比较透明且带有明显泛蓝,不排除是使用锐钛型纳米二氧化钛以次充好的现象,出于安全性考虑,我们是否也需要对锐钛型和金红石型进行鉴定区分,如何才能做到两种晶型的准确标定?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对此,行业资深工程师Ann(化名)补充道:“物理防晒剂的价格不仅仅是由晶型决定的,现在市面上大多数都是采用金红石型,而决定防晒剂品质的其中一个关键指标是物理防晒剂的包裹技术。纳米二氧化钛本身比表面积比较大,粒径越小越容易团聚,很难包裹完整。但是这种包裹技术有很多好处,可以说,基本包裹完整的物理防晒剂才是安全的。”
现象③ SPF值虚标,人体检测法误差大
根据《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版),化妆品防晒功效性检验目前包括三项必检内容:防晒化妆品防晒指数(SPF 值)测定、 防水性能测试以及长波紫外线防护指数(PFA 值)的测定。
其中,SPF值或PA值直接象征着防晒功效,我国法规对于这两项指标明确给出了两种人体检测方法——MED法和MPPD法,对光源、防晒剂用量及涂敷面积、受试对象年龄、皮肤类型及测试部位等都作了严格规定。这也是防晒品备案注册过程中的必测项目。
Ann在谈到品牌方反馈时表示:“目前客户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送检产品的SPF值测试结果差距大。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同一个样品在两家不同的检测机构测出来的数据差异很大;另一种是同一款配方在一家公司前后检测多次,数值也有很明显的不同。”
“由于SPF值的人体检测法具备较多不可控因素,往往会出现很大的数据偏差。”蒋丽刚也提到,“同一款防晒产品送到不同机构,检测出来的数值偏差可以高达25%-30%。”
这种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正是市面上防晒产品经常被质疑“SPF虚标”的主要由来。
据某业内人士透露,尽管市面上的防晒评价报告均来自于药监局给出的测试方法,但如果涉及到利益问题,品牌与第三方检测机构串通,对评价报告弄虚作假的现象并不罕见。
此外,蒋丽刚同样表示:“由于SPF值检测结果差异无法消除,部分国内厂家会借此打擦边球。比如,我们之前有发现,上海检测和四川检测,检测结果会有规律性的偏差,上海SPF测试值通常会高于四川,具体原因不排除可能和当地人群肤质有关;当然,现今的管理体制下,有的企业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送检的产品和实际生产的产品不是同个东西,这也是存在可能的。”
事实上,SPF值虚标的现象不止发生在国货身上,很多国外产品也踩过坑。2021年的一篇文章报道,5个韩国品牌:柔恩莱、休给、PURITO、Dear, Klairs和蒂佳婷被央视曝光其标注SPF50的防晒产品,实际SPF值不到30,因此被韩国近三百名消费者举报。
此外,强生、科蒂、怡思丁、优色林等国外知名品牌也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现象④ 人体检测的两大干扰因素:防晒配方、志愿者肤色差异
那么,影响SPF值检测误差的因素有哪些?
首先,防晒配方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为了降低防晒配方刺激性,部分产品中会添加一些抗过敏剂。然而,SPF值的计算是要通过肉眼判断皮肤产生黑化或者红斑的时间,而抗过敏剂可以缓解皮肤发红现象,延缓皮肤发红的出现时间,也就间接导致了SPF值虚高。此外,配方中的成膜剂、粉体类成分,包括类似于BHB(丁基辛醇水杨酸酯)之类的油脂成分,都会起到明显的防晒增效作用。
不过,蒋丽刚认为:抗敏剂、成膜剂、防晒增效剂这些配方技巧,能够一定程度提升SPF值,但提升的程度比较有限,如果要超过15%以上是很难的一件事。
其次是志愿者的个体差异。
根据皮肤经一定剂量的日光照射后产生红斑还是色素及其程度,Fitzpatrick皮肤分型表将皮肤分为6型。虽然国家规定SPF值测试的皮肤类型应该为I型、II型和III型,但检测机构是否能够筛选到这样的人群,是否严格执行了这种规定,我们不得而知。
博溪生物创始人卢永波认为,从实践经验来看,SPF值人体测定存在较多影响因素,比如试验操作细节、实验人员的经验等,但其中最大的影响来自于各家机构所招募的志愿者情况,因为不同肤色和皮肤类型的志愿者对日光反应性(敏感程度)存在差异,而每次测试,I、II、III型人群分布是不一致的。
比如,敏感性皮肤或者I型肤色的人群更容易产生红斑;而III型人群,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所产生的主要效应大多不是红斑,相较而言其数据可能发生偏差。因此,他认为,如果在人群招募和管控中建立更好的标准,将有利于整个防晒测试数据更上一个台阶。
现象⑤ 机测法尚不成熟
既然人体检测法的误差不可避免,那么采用仪器测试是否能够得到更加准确的数据?
为了降低检测成本,提高检测效率,利用体外仪器检测防晒指数的方法也在市场上得到了普及,体外检测通用的机器有两种:UV-2000S和SPF-290AS,价格基本在30~50万左右。
机测法一般用于SPF值的预估,以降低检测成本。然而,机测法目前尚且不成熟,不仅对于操作手法要求高,而且容易产生很大的检测误差。
Ann表示,使用机测法最难的就是在于人工涂抹PMMA板,这对于实验人员的经验,对样品用量的把控、是否涂抹均匀的要求很高。而且,机测法容易导致物理防晒产品的测量数值偏高很多。
目前,机测法的测试结果仍然“仅供参考”。随着机器刮板等更新颖的产品形式出现,未来或许能够通过仪器检测,消除人体检测法的误差。
“如果想排除人为的干扰因素,机测是比较客观的方式。不过,现阶段想让机器人(11.950, -0.41, -3.32%)将30mg的料体在一个板上涂均匀是无法实现的。我们或许可以定制一种仪器,不在PMMA板上涂抹,而是在仿真皮肤上进行涂抹,然后延长紫外线照射时间,找到紫外线刺激皮肤的内在机理,比如紫外线可能导致皮肤里某一种成分发生变化,能定量使皮肤泛红或者是晒黑。通过照射之后,分析皮肤里特定物质的变化,再根据物质降解或者变化程度进行判断。”Ann说道。
多方讨论:怎样是相对健康的防晒产品综合评测体系
面对防晒检测的理想和现实,蒋丽刚认为,一个标准不能囊括到所有的可能性,也不可能适合所有的样品。目前关于防晒检测,我们能够思考的是,如何才能得到产品真实的SPF值?
机测预估:
“SPF值指的是防晒霜延长最小红斑出现的一个时间和原来的最小红斑出现的时间的比值,这个指标其实是定义在人身上,不是定义在机器身上的。如果完全用仪器法去替代人体法与最初的定义相悖。”蒋丽刚说道。
因此,仪器法的强项并不在于直接获取SPF值。相对之下,利用仪器测量防晒剂的含量,对防晒SPF值进行预估的方式,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
比如,BASF开发的模拟评估软件Sunscreen Simulator,包含各种防晒成分的基本数据,用户可以自己选择不同的防晒组合,估算整体的防晒效果及相互之间的兼容性问题。在软件中输入各种防晒成分及其含量,就能估算其SPF值及PFA值。
蒋丽刚提到,“巴斯夫公式对于纯化学防晒剂,SPF30以下的产品检测非常准确,但是SPF值30以上,这个计算结果相对来说保守一些。”
“《化妆品抽样检验管理办法》已于今年3月1日正式实施,化妆品注册或者备案资料载明的技术要求将作为判定依据之一,对防晒产品而言,防晒剂的添加量要与注册资料载明的技术要求一致,否则存在抽检不合格的风险。未来时机成熟,SPF值的体外测定也可能会作为风险监测的内容。因此,防晒剂的按注册配方添加及SPF值的准确标注这两方面都需要注意。”程巧鸳总结道。
防晒剂检测与人体测试相结合:
针对人体测试在试验操作、志愿者差异等方面的影响,卢永波认为,由于各家机构会结合当地人群招募的情况,使用的志愿者库和肤色类型其实相对是比较固定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志愿者库的优化开始,提高II型皮肤人群比例,这或许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
单一的防晒剂抽提方法不足以考虑到所有的配方差异化。对此,蒋丽刚认为,如果要公正客观的话,我们应该给防晒霜生产公司一次申诉的机会。如果用国家标准方法测不准,厂家可以自己提供一个检测方法,按照这个方法准备试样,进行HPLC检测,如果这个值和申报的时候是一致的,那么就是真实结果。
综合以上讨论,蒋丽刚最终认为,我们可以效仿台湾地区的做法,无论是物理防晒剂还是化学防晒剂,都在标签上明确标识添加量,如果仍然存在质疑,再结合防晒剂含量测试和人体测试,让数据得到相互映衬,相对来说结果会更客观一些。
防晒剂含量是防晒指数最客观的依据,所以,首先要测防晒剂的含量,包括化学防晒剂和物理防晒剂,先用巴斯夫公式计算得到结果,其次再进行人体检测的验证。
“双方结果进行一个映衬,把结果值的偏差控制到一定范围内(15%以内),这样人体法测出来的结果可能是准确的——如果偏差大于15%的话,我们要再找另一家人体检测机构去重复做SPF值或者PA值的测试,直到两家机构测出来的人体法偏差小于15%。”蒋丽刚建议道。
(因受访者要求,文中出现的行业资深工程师Ann、Evan等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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