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反腐风暴③行业协会、基金会与学术会议是怎样成为利益输送通道的？反腐

在三年疫情中受到影响的医疗学术会议在今年迎来爆发式恢复，但部分预定于近期开展的学术会议不约而同地发布延期公告，“暂避风头”。

据界面新闻不完全统计，8月至今已有11场即将举办的医药行业学术会议、论坛等宣布延期，另有部分学习班、培训班宣布延期举办。

虽然会议延期各有原因，但是多位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和近期声势浩荡的反腐不无关系。

“医药行业各种会议纷杂且数量较多，会议质量参差不齐，但药企赞助会议也不是秘密，在医药反腐声音如此浩大的当前，如果坊间出现一场赞助特别高的会议，你觉得大家会怎么想？”一位医药代表如是告诉界面新闻。

医改专家徐毓才对界面新闻谈及此事时，猜测会议延期原因可能在于，一些学会或者协会对于腐败行为边界不够了解，担心自己的某些行为越界。

此外，部分学会或者协会明确知道自己有不规范的行为，所以暂停活动。

不过，徐毓才也强调，延期的会议还是占少数，大多数正常开展的会议并不会公告通知。徐毓才感受到，很多会议还是在有序筹备中，而且他在8月份受邀参与的多个会议并未宣布取消或延期。

但是会议举办者的犹疑态度，恰恰反映出学术会议的合规性成为了反腐监察重点。

今年5月，国家卫健委、公安部、财政部、商务部等十四部门联合印发《2023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明确，严厉打击各级各类行业组织或学（协）会以“捐赠”、学术活动、举办或参加会议等名义变相摊派，为非法输送利益提供平台，违规接受捐赠资助等问题。 

风声鹤唳的当下，学术会议似乎成为披着合规外套的“黑箱”，暗地里进行着见不得光的秘密交易。

但是，学术会议真的可以和腐败划等号吗？药企是如何进行利益输送的？各类行业协会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所谓学术会议，本是医学工作人员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场合，汇集了医学界的学术资源和专家资源。但也有不少假借学术交流之名，行利益输送之实的“冒牌会议”——这类会议正是此次反腐的重点所在。 

事实上，医学界的大大小小会议不少。按照主办方来区分，可以分为医院自办会议、企业自办会议、基金会举办的会议和行业协会举办的会议四类。

具体就药企举办会议而言，曾就职于某药企医学部的刘洪告诉界面新闻，药企的会议可以分为内部会议和外部会议，外部会议又可以分为企业作为主办方举办的会议和赞助第三方机构举办的会议。不同的会议由药企不同的部门支持，也有不同的预算，药企想要达成的产出也不一样。

“比如，药企的医学部办会的目的一般是为了咨询市场究竟关心什么，觉得产品如何，还关心产品的什么方面。而药企市场部既可以自办会议，也可以赞助行业协会或者基金会。自办会议一般会邀请专家讲课，按小时计算劳务费。赞助会议则是药企想要和医生达成利益置换。假如药企赞助了会议40万，那对应地，这个拉赞助的医生需要在医院给患者开出200万的药，药企才能回本。这就是药企想要的产出。”刘洪说。

另一位药企人士薛文则称，药企开展会议的目的包括维护客情（即企业与医生的关系），改变专家处方观念和处方习惯等，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提升药物销量的商业目的。医院里不同层级的医生需求不一样。一些顶级的大专家对于院内会、科室会不太感兴趣，他们一般自己有感兴趣的一些项目和方向。

乍一看，双方的兴趣无法匹配。但是大专家有可以影响药品进入治疗指南、医保谈判、进院、临床处方等多维度的权力。

企业有钱，双方借由开展合作，专家可以获得资金完成自己想做的课题，同时药企也可以在一些议题上得到专家的支持合作。薛文说：“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合作模式。对于小专家来说，药企赞助一些小的学术会议邀请他们来讲课，他们则可以拿讲课费，也可以和业内其他人建立社交网络。 

通过开展会议的名头给出去的钱至少在明面上都是合法合规的，薛文介绍到：“公司的法务会对会议的内容、参会人员、预算等做一个全方位的审计，审计通过后，这个会议才能顺利开展。”

有外资药企市场部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介绍，这种学术大会的流程一般是，主办方为某某医学学会或者是某某协会，在确定主题后主办方会进行招商，赞助的药企将享有冠名、现场展台等打包权益 ，并邀请相关的医生（一般为这一领域的著名专家）作为讲者，并给于讲者一定的酬劳。

上述人士认为，一般来说，医学学会主办的会议要比行业协会主办的更为正规，“猫腻”也会少很多，这种大型的学术会议大多是比较“合规”的。

这是因为，药企对于每年举办会议的数量、讲课费的多少、同一人员的出席次数等都会有一定限制，一个讲者一次酬劳最多也就是在3000元左右 ，在明面上不存在大额的利益输送。“外企一般一年的讲课费不会有几个亿那么夸张，因为本身专家库的名额有限，每名专家讲课的次数也有限。”

对于这种说法，另一位外资药企人士也对此表示赞同。

前述外资药企市场部人士则认为，学会会议比较灰色的地带实际不在于各种学会大会，还是以各种小型的科室会。

所谓科室会，指的是一种小型、小范围的学术会议，参与者往往只是一个医院、一个科室的医生，人数较少。但是上述人士认为，虽然近年来企业对于科室会合规“飞检”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是由于科室会比较简单，每年要开的数量也很多，因此还是相对容易造假进行支付费用的。

 “不可能同一个专家一年邀请了十几次，这一看就是不合规的。”薛文说，如果需要支付给专家的金额量过大，那只能另想办法。

 而这种办法就涉及到了第三方机构，除了医学行业协会外，还包括各种基金会。刘洪称，“几十万级别的会议涉及的合规风险较小，一旦涉及到上几百万的会议就需要动用外部的基金会。药企通过赞助基金会开展会议，借由基金会给这笔钱做一个‘合规’的套子。”

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界面新闻，“这种情况下，药企和基金会会签订一个捐赠协议，基金会明面上只收取项目管理费的10-15%，剩余的费用会用在项目上。实际上，比如一个患者管理的项目由A公司执行落地，那么基金会会和执行方再签订一个执行合同，然后按约定付费。这笔钱想要给到医生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基金会以劳务费的名义直接支付给医生。另一种则将费用统一给到执行公司，再由执行公司支付给医生。一般来讲，基金会直接支付的方式更常用一些。”至于项目有没有真的落地，就不得而知了。

药企赞助行业协会或者学会也是一样的“套路”。薛文介绍说，“出于合规的原因，有一笔钱实在无法支付给到医院或者专家，这种情况下就会找到协会包装一个项目，协会会收取整个项目资金的10%到20%作为管理费，剩下的项目资金就可以找借由项目名给到医院或专家，相当于给这笔钱披一个合规的皮。”

这种基金会模式也遭到了另一位外资药企人士的质疑，她介绍，除了一些名头比较大的基金会外，有些基金会实际背后的控制人可能就是三甲医院或者医院领导、甚至也有些医生还会成立患者组织来与药企合作。

在具体项目上，分为药企主动发起与医院主动发起两种，一般内容会有医生培训、健康科普、赞助研究和公益活动等。

时间上，这种项目往往两三年启动一个，每个项目持续时间也大概都在两三年。

费用上，小的项目几百万不等、大的项目两千多万的也有。

薛文也明言，有一些协会的负责人会来企业拉赞助，“比如某协会想要举办一个会议，这个协会的专家就会来找药企谈，谈的内容大概是协会打算做什么事情，比如就某个疾病领域开展一场大会，其中这一疾病领域拥有产品的企业就会纷纷赞助，以求在大会议程上有自己的专题时间，进而影响参会人员的观念。”

在操作上，药企会直接向基金会打款，然后基金会根据合同负责项目执行产出成果。但是其认为，这种模式问题很大，实际上项目交付成果很难保障，虽然药企会进行常规的查账，但是在大医院与大专家面前，对于项目执行几乎没有话语权。

“比如说我们和某知名三甲医院一起做过一个基层医生培训项目，结果就是他们拉一个腾讯会议、开个直播播放一段视频，就有了相应的费用，但是这种形式真的能有多大的实际效果呢？大的专家主任会给指导吗？会有考试来检验效果吗？都没有，所以很难说这种项目能有什么实际效果。”上述外资药企人士评价。

但是她也指出，由于药企在大医院大专家面前的弱势地位，“如果你有预算，又想和某个大医院、大专家搞关系，那就不得不做。而最终给基金会的钱又流去哪儿了，也很难说。”

除此之外，药企赞助协会还有另外一个目的。薛文称，企业里的领导想要自己拿回扣也会通过赞助协会的形式拿到。

薛文介绍到，她所在的公司曾经和某协会有一个高达两三千万的项目合作，公司的法务专程飞到协会所在地审核，结果发现这个协会是在一个居民办公楼的地下室搭建了一个临时办公室。尽管发现了问题，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项目还是审批通过了。

具体执行过程中，某协会收取的每一项活动的单价都是市场价的三倍以上，供应商与协会负责人都有着“拖家带口”的关系，最后项目结束之后也无法交付成果。

薛文说到，“现在大家更加关注协会和医院的关系，但协会除了和医院有牵连之外，也会和药企领导进行合作拿回扣。”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早有曝光，2014年中华医学会敛财事件曾震惊医学界。据观察者网报道，中华医学会于2012年至2013年通过开展会议的形式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

尽管医学学术会议牵涉多方利益，成为行贿受贿的重灾区，但并不能因学术会议由企业赞助，就将其与腐败划等号。事实上，医药企业对学术会议进行赞助是一种常见的市场推广手段，其本身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 

由于中国的医院大多是公立非营利性质的医疗机构，自身并没有足够的科研经费和项目经费投入到医疗工作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学术交流上。加之，尽管公立医院的经费应由政府负责，但政府对于医疗事业的投入并不足以满足资金要求庞大的科研项目工作需求。所以，企业赞助对于学术交流、科研项目等工作的开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公益事业捐赠法》和国家卫计委《卫生计生单位接受公益事业捐赠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捐赠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卫生计生单位可以接受国内外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用于卫生计生人员培训和培养、用于卫生计生领域学术活动、用于卫生计生领域科学研究的公益事业捐赠。

另外，学术会议本身对于推动行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上述医改专家徐毓才称，“学术交流一方面可以帮助医疗机构工作人员了解到学科最前沿的知识，另一方面，国家重要的医改政策都需要各个专家进行解读，才能更快更有效地传播到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一方，使其更积极主动地适应政策的调整。”

“医生很愿意参加学术交流会。而且，普通医生一般作为听众而非讲者参与。很多大型会议上有很多干货，可以在会议上了解当前治疗方案的最新进展。”一名华东地区的医院医生张强告诉界面新闻。

除了参会学习新知识之外，医生也有学分要求。张强介绍称，医生有进修需求，也有一些学分指标。而一些学术会议则是交流的指定平台，参加这些会议可以拿到学分。简言之，为了学分，医生也得参与一些学术会议。

张强所指的学分为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继续医学教育与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聘任、技术职务晋升和执业再注册等挂钩。2007年7月1日起施行的《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办法》规定，继续医学教育对象每年参加继续医学教育活动，所获得的学分不低于25学分，其中I类学分5-10学分，II类学分15-20学分。学分获取方式之一就包括参与学术活动。

但张强参与的一些可以获得继续教育学分的会议也是有医药公司赞助的，张强称，“一些学术会议的主办方是医院，但掏钱的是企业。企业赞助会议之后，部分会场可能会布置企业的Logo，以及一些企业及产品的宣传册，但是在会议开展过程中，不会出现企业推销产品的环节，一般都只是纯学术交流。如果有人分享药物相关研究，也不会出现药品的商品名。”

上述药企人士薛文则称，药企的植入更加“细无声”。有药企赞助的学术会议，从明面上来看，都是没有掺杂任何利益的纯学术交流，但实际上，很多学术会议上专家讲课的ppt都是由药企赞助商提供的，“怎么挑学术交流的病例，挑选哪个病的病例，为什么选这个病例不选另一个病例，处处都有门道。”

张强也说，有些会议确实很荒唐，“不少小公司也学起了大公司办会那一套，会议演讲的PPT由小公司直接提供，而讲课的医生完全不了解PPT的内容。像这种会议，流程大概就是签到、演讲、发钱。” 

学术会议存在许多“灰色地带”，药企以讲课名义给医生劳务费、以参会名义变相提供旅游机会，医生在会议分享时软性植入药企产品广告，药企和医生借助会议达成利益置换等等。

但是，以上手段实质上构成了商业贿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关于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中正确把握政策界限的意见》和《医药行业合规管理规范》，都有相应的说明。

简而言之，通过给予财物等方式以谋取竞争优势或者交易机会为目的，违反了公平竞争原则的行为即可视为商业贿赂。

学术会议尽管存在许多“灰色地带”，难以辨别其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但在2019年的药企大查账之中，监管部门已经展现了对真假会议的甄别能力。

上海医药(19.280, -0.05, -0.26%)旗下上海上药新亚药业有限公司被发现在2018年列支会议费时，出现不同会议照片雷同，伪造会议地点、签到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的会议记录人竟是同一人等情况。列支差旅费时又出现未出差人员外勤登记、审批表、交通费，部分会议签到表空白，不同会议照片相同或签到表相同等情况。

上海药企上海信谊天一药业有限公司则被查出现部分学术会议存在邀请函无具体的参会对象、交通食宿安排信息和详细议程资料，所列会议地址为无效地址，会议签到表无实名签字等情况。该公司还被查通过假调研列支了1318万元的市场调研费用。

不过，反腐重压之下，不少业内人士开始担心学术交流的机会会大大减少。上述医生张强称，如果因为反腐停掉学术会议，肯定属于“开倒车”。行业内确实存在不少收受贿赂的行为，也有院长、主任依靠学术会议向医药公司狮子大开口，但是学术会议如果回归本心，关注学术交流本身，对于行业发展大有裨益。

上述药企人士薛文猜测，如果取消专家的讲课费，学术会议可能会大量减少。“专家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进行学术推广，耗时耗力，企业给一些合规的讲课费的回馈也在情理之中。如果讲课费全部取消，让专家金凭着“情怀”做事不大可能。学术交流的机会减少之后，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基层医院的一些年轻医生。”

（文中采访对象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