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谁在坐食“去中国化”的红利？赵建

我们最近一年的宏观研判，对于复苏节奏，对于通缩及下行周期的严峻性，对于汇率和股市的谨慎看法，大部分是正确的。也有几个没看准的地方，其中之一，是高估了全球衰退的概率，尤其是高估了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概率。

反思原因，除了低估了美联储创造和修复资产负债表周期的能力和发达市场经济对风险的群体免疫力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没有看到全球供应链在去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外溢效应，让越来越多中国过去的竞争对手坐食渔翁之利。他们坐食来自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外移的资金、订单、资本、财富、人才、产业链等，自身赚的盆满钵满，减缓了周期性下行的压力。

比如新加坡坐食中国金融资本和私人财富外移的红利，万亿美元财富从香港和内地转移到了新加坡，让其不费吹灰之力就承接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再比如东南亚、印度、墨西哥和加拿大，坐食了从中国外迁的产业链和订单，尤其是墨西哥，利用与美国的地缘优势，一举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就连美国自己，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2022年以来制造业投资竟然创下历史新高，制造业投资真的在回流了。特朗普用贸易战没有实现的目标，拜登政府却用国际政治手段轻易完成了。

而相对应的，则是中国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出口增速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下滑，进入6月份和7月份，下滑的速度开始加剧。最新的7月出口数据，用美元计算已经下跌速度已经到了-14.5%，创下疫情以来最大下滑记录。FDI下降更是严重，创造了本世纪以来的历史新低。FDI的下滑有更大的指向性意义，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往往基于更加长远的考虑，代表着世界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因此这些变化虽然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的恐怕是不可逆的长期原因。这个从中国在全世界的贸易份额占比持续下降中也能看得出来。

这是国际贸易和政治秩序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知道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大部分时间都牢牢占据着“世界工厂”的“C位”，将几亿劳动力纳入到了全球总供给曲线，为全世界尤其是创造需求的欧美发达国家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也成就了自身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无论是中国的国力，还是普通大众的生活，都是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巨大的改善。

为什么进出口或国际经贸往来如此重要？有人说从总量计算，出口带动的GDP也就那么一点点，而且要被动的经受外部环境的波动。比如2009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需求塌缩，中国的经济也立即出现大问题。的确，从GDP总量计算，出口的贡献并不高，但是要清楚的一点是，从事出口生意链上的基本都是民营企业和制造业，具有非常高的就业密集度。据商务部统计，外贸出口带动的就业有近两亿人，拉动的产业链纵深非常高，因为出口领域的市场体系相对完善。这也是外部需求出现问题很容易会让国内产生巨大寒意的重要原因。

其次，出口换汇也带动了进口，也让老百姓(28.160, -0.41, -1.44%)可以到全世界购买好的商品和服务（教育、旅游和技术等）。虽然从结构来看，与出口不同的是，进口的企业主要是国企，进口的东西主要都是来自上游的能源、矿产、粮食和核心技术与材料，但是后来普通大众的海外消费与投资也在快速提高，让中国人民也感受到了世界工厂的福利。

最为重要的一点，国际贸易为中国创造了良好的世界和平环境。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一改一百多年前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关系”，通过打开国门以市场的准则进行利益交换，取代了野蛮的充满了血与火的战争与侵略。国际贸易让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以和平的姿势崛起，这不得不说是中国人的幸运，也是全世界的幸运。然而，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制造福利和繁荣的同时，也在加剧一些矛盾。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国家战略、治理结构、外交风格及综合国力等发生巨大变化，同时美国民主政治也在快速的衰退和异化，特朗普及背后的右翼民粹力量横空出世，大国政治不可避免的发生了米尔斯海默所预言的悲剧。自2018年开始，以中美关系为典型，开始是贸易战，后来上升到科技战、金融战。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开始采取以内循环为主导的新发展战略。对于国际经贸格局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向，这意味着有大量的来自中国“拱手相让”的机会，无论是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让其他国家坐收中美大国博弈的渔翁之利。要知道中国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工业增加值、国际贸易份额、吸引的FDI等等，基本都是占据全球三成到四成。今天，即使中国退出份额的一部分，也给其他竞争对手带来巨大的资源外溢。对东南亚、墨西哥、印度，甚至包括日本等国家来说，站在他们的角度，就是巨大的“去中国化”红利。

对中国来说，也很可能低估了摆脱外循环带来的重大影响以及让内循环成为主导模式的难度。这是一个重大的范式转变，这意味着过去积累建立的二元结构短期内要发生剧变，对宏观风险缓释能力大大降低。内循环要循环起来的一个重要条件，不是供给侧（解决卡脖子技术），也不是需求侧（消化大量的产能过剩），而是分配侧。既包括收入的分配，居民部门的份额还是偏低，得到的转移支付和福利水平也是偏低；也包括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偏高，无法释放充足的需求，以便在短期内替代被砍掉的外循环。在这些根本性问题无法短期解决的情况下，就让双循环退化成单循环，难免会发生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

在今天全球化大变局的漩涡里，并非都是输家。中国内循环战略的重大转变，由此“拱手相让”的订单、资本、财富、人才和产业链等，对很多国家就是一种“红利”。或者说，这一次，中国又为全球没有发生周期性的大衰退，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当然，自己需要面对更大的长期需求不足的压力。

（赵建为西京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