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更完善的政策设计应对低生育率生育

“

       接受低生育率的人口新常态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

文  |  王泠一

近日，在由上海市人口学会和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联合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承办的“城市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专题报告会上，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沈可作了《家庭功能变迁与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报告。7月20日，澎湃新闻即以“生育面面观”为主题进行了深度报道。报道产生了积极影响，笔者获得了若干专家的反应：

首先，接受低生育率的人口新常态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王治洁教授，就非常认可沈可教授的观点。即“我们可能也需适当地调低对于生育回升和对生育政策立马奏效的预期，逐渐适应、接受这样一个低生育率的人口新常态，并以更完善的制度和政策去应对人口新时代”。

王治洁告知笔者：作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妇产科医师，对于生育现状，直接感受就是分娩量逐年下降，特别是近年来几乎呈断崖下滑之势，即便从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开始，生育政策开始加快调整和优化，育龄期女性生育意愿依然走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孕龄期女性这个群体不婚、晚婚、晚育、不生或不能生等因素，低生育率正成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的新情况新变化之一。

当然，这其实也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新特征。日本、俄罗斯等中国周边国家都有多年的低生育率状况，确实是大国面临的新挑战。

其次，做好女性的全生命健康管理以利提升生育意愿。王治洁教授认为，在国家层面研究给予更完善的制度和优化的支持政策作保障外，最关键的是育龄期女性的生育意愿。她强调指出：“女性的最佳生育时期短暂，随着年龄增加，生育能力及生育质量逐年下降，在最佳生育年龄保质保量妊娠分娩是最佳抉择。作为专业医务人员，在做好女性的全生命健康管理中，有效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特别对育龄期女性健康指导及生育咨询毋庸置疑”。

与此同时，对于迫切有生育需求但自身无法自然受孕的家庭，可以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帮助完成其意愿。王治洁所在部门在调研中发现：“这部分人群不在少数，往往由于自身经济因素失去机会，如果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即让真正愿意生育者能够实现其愿景，可有效助力生育提升”。对此，徐汇区人大代表郑蓉认为：随着经济复苏和财力增长，医保元素可以更丰富。

再次，积极加快建设分阶段和多类型的托育运营体系。澎湃新闻关于生育面面观的主题报道，还涉及到新加坡和韩国的可参考案例。笔者正好比较熟悉这两个国家的社会政策，如新加坡就为2~18个月的婴儿提供护理服务，儿童保育中心则可为18个月到7岁以下的儿童提供保育方案，幼儿园提供学前教育方案。而韩国在近期针对未满3岁的婴幼儿推出全日制服务，针对12岁以下的儿童提供小时制的托管服务。沈可教授建议说：“中国也可以考虑像日托、夜托或是节假日托管这种喘息式的多类型的托育服务”。

对此，徐汇区乌鲁木齐南路幼儿园特级园长龚敏认为：暑期在和各地同行的交流中就感知到这个社会型特大课题，有必要在十四五规划中期评估中就进行破题式研究；她的希冀是十五五规划周期即2030年之前能够展开“多类型的托育服务”，尤其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应率先垂范。

第四，更合理的房屋租赁政策需要加快提上设计日程。在笔者所在智库的调研中，影响目前家庭生育意愿、尤其是二胎意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未来房屋价格的担忧。中国经济总体上还处在发展中阶段，城市家庭最大的压力无疑是为孩子提供成长空间、以及未来的婚房。毫无疑问，如果只有新建商品房的销售业绩，那就不可能充分激励生育。

因此，就有必要进一步丰富房屋租赁政策的设计。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房屋租赁政策不能局限在人才公寓的框架内。在尊重社会资本、银行资本等合理回报的基础上，公共财政投入理应做到向租赁型房屋供应的倾斜。这是非常具体的现实需求，如一般市区家庭的孩子高校毕业后投入郊区建设，就面临房屋租赁的刚需；而新组建家庭也面临更大空间的需求。所以不仅公共财政政策要有倾斜，货币政策如利率优惠、还贷友好等取向也应惠及房屋租赁。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鼓励和提倡企业更健康的劳动机制。本世纪以来，“爱拼才会赢”几乎成为企业家们普遍推崇的奋斗理念，甚至导致了所谓“加班文化”的普及，大中城市还出现了“996”和“白加黑”等不合理、反生活、抑消费的劳动状况。

澎湃新闻生育面面观主题报道发表后，笔者在对徐汇区龙华街道的调研中就获知：其辖区内的滨江智塔聚焦了八万新技术的员工，其中以来自各地的年青人居多。龙华社区总工会主席、澎湃读者杨晓晔就坦然告知：所谓“加班文化”导致“年青人面对面交友和社会交际的时间都被极大地压缩，如何欣赏文化、鼓励消费和组建家庭呢？提高生育率就更是未知数了”。

她呼吁要尽可能地改变这种不健康的用工状况，即努力保障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和积极提供社会交际空间和机会。而笔者认为：如果不能保障充分的休息、休假和文化、娱乐等发展型元素，低生育率问题可能很难解决。（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