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郭晓洁 广州报道
国际金融论坛20周年全球年会在广州召开，全场颇具绿色元素。
据不完全统计，本次IFF年会至少有四场与气候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分论坛，国际金融论坛联合主席、央行前行长周小川专门调整了参会环节，参与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法则与激励机制”平行会议的讨论。在其他主题论坛中，气候问题也被多次提及，如在丝路国际联盟大会上，关于“一带一路”的议题最终也聚焦在了绿色发展。此外，IFF全球绿色金融奖成为年会期间唯一颁发的奖项，并以该奖项颁奖典礼作为年会闭幕环节。
28日IFF发布的《2023年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更是以大篇幅对全球绿色金融创新及政策发展回顾和展望。
全球进入沸腾时代，气候议题也成为此次年会的聚焦点之一，在本次年会上，关于气候的讨论涉及诸多方向。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兑现程度如何？部分单边措施是否有违公正原则？全球合作情况？能源安全如何确保？资金、技术缺口如何弥补？谁在喊口号，谁在真正履行？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做了什么，还能再做什么？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综合多场论坛十数位嘉宾观点，试图透过争议点，梳理当前存在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
每年1000亿美元承诺仍是老生常谈
解决气候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过去十几年来，尽管全球很多发达国家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投入承诺，但事实上这些承诺和计划很多尚未完全落地。关于承诺履行和信任危机的问题，在此次年会上引起了多位行业人士的关注。
以1000亿美元承诺为例，2009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COP15大会上，发达国家集体承诺的前每年为发展中国家动员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但多年过去，1000亿美元的承诺年年被提起，却一直没有完全落实。
《报告》显示，根据目前最新的可获得的OECD数据，2020年总体官方气候资金总量达到多年来的高位，即833亿美元。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统计中，所有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以及通过公共资金动员的私营部门资金，都会被计算在官方气候资金之内。另外，各类通过不同金融工具输出的气候资金也被计入在1000亿美元目标中。
从总量看，上述833亿美元中只有大约8%的资金流向了低收入国家，约四分之一资金流向了非洲。另外，发达国家公共气候融资撬动的私营部门资金在2016年至2017年呈现增长态势，在2017年至2019年停滞不前，并在2020年有所下降。
承诺的履行问题也受到本次IFF年会上多位专家的关注。
据现场多位嘉宾及受访人士透露，即将到来的COP28会议将对1000亿美元的承诺履行进行盘点。
10月27日，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夏应显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发达国家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同时具有应对气候变化的现实能力。发达国家应在COP28前切实兑现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和动员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承诺，明确适应资金翻倍路线图，为制定2025后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值得关注的是，《报告》同时也指出，实现每年1000亿美元目标还面对很多其他挑战。例如，多边银行和双边银行提供了绝大多数的官方气候资金，但其需要自负盈亏的机构性质决定了它们更偏向使用贷款等债权工具，向中等收入国家体量较大且未来现金流有保障的项目投资，这导致了最需要气候资金的国家，并不是官方气候资金的主要接受者。
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缺乏制定和实施气候融资项目以及获得和管理国际资金的能力，从而使它们无法获得更多气候资金等。
因此，《报告》建议国际气候资金除了需要尽快实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总量要求外，在其资金组成和结构等方面也需要进一步优化和改革。
气候争议焦点——如何确保公正
除了承诺履行外，不少气候问题也在此次年会上引起争议和讨论，而这些问题多数指向如何确保国际之间的公正及有效的协商。
巴基斯坦联合银行监事希拉吉丁·阿齐兹在年会上表示，巴基斯坦不幸成为气候变化受害者，“我们对于二氧化碳的贡献率不足2%，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过去两年，巴基斯坦频繁暴发洪水，人员和经济损失严重。在最近的COP会议上都讲到了要为巴基斯坦提供资金来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洪水危害，然而并没有落实。”
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公不仅体现在物理风险上。关于碳关税是否有违公平原则话题也备受关注。
今年10月1日，欧盟CBAM过渡期实施细则已经开始生效。尽管前期已经酝酿许久，但对于CBAM的争议到今天都没有断过。
能源转型委员会主席阿代尔·特纳在主旨演讲中指出，CBAM是一个充满智慧的设计，通过一种价格的设计实现全球的相应调整。他呼吁中国与欧盟应该一起来参与碳定价工作。他提出可以将CBAM的收益分配给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但IFF副主席、欧洲碳定价工作小组主席埃德蒙·阿尔方戴利则表示，实际上我们看到国家之间缺乏协调，甚至互相指责，采取了保护主义的做法，特别是在欧洲。
吕学都也表示，CBAM的初衷是积极的，但是它的影响未必是那么积极。它更多需要在全球层面来进行这种磋商和协商，否则可能会给很多国家之间带来矛盾和冲突，也会导致很难落地执行，不利于全球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
多位与会人士表示，解决气候问题不能靠简单参与单边措施，各国应该放下立场，共同协商。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认为，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协调，是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方式。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表示，应对气候危机需要国际合作，团结起来共同面对，在迎接气候挑战时，社会经济发展依然要往前走，人类依然在追求可持续的繁荣。
作为全球性公共议题，如何加强国际协调也是摆在各国之间的难题。
周小川表示，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而在这个阶段强调法规和强调激励机制是更重要的。同时，在法规和激励机制的发展方面需要全球协调，中国也要继续积极地参加全球关于规则方面的讨论，在制定规则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何探索更有效的激励机制？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一直在积极履行低碳承诺，调整能源结构，发展绿色产业。
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会长、中节能前董事王小康在会上介绍，当前中国的能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显著优化，节能降碳持续推进。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可再生能源中，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非常快，占全球的31.9%。2023年，中国太阳能光伏的组件生产已占全球的85%以上。
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已经形成溢出效应，这一点在此次大会“一带一路”相关议题中备受瞩目。
吕学都表示，中国在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几乎覆盖了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地区，这在全球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实现“双碳”目标所需要的海量资金缺口正在扩大。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范围内，如何激励更多私营部门的资金投入，以继续支撑低碳转型的需求，也成为此次大会讨论的焦点之一。
上述《报告》指出，国际社会每年对于气候资金总量需求远远超过1000亿美元，利用公共气候资金撬动更多私营部门资金，是1.5℃温控目标的重要条件。发达国家近年来努力通过公共资金作为种子投资，催化更多来自私营部门的气候资金，但数据表明这一做法极具挑战性。因此，应积极探索更加有效的创新金融工具，如混合融资和风险分担机制等，以调动更多私营部门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强调，当前能源转型面临的挑战很多，但最基础的挑战是低碳发展的激励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针对业界提出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愿景，邹骥认为，当前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指明方向，建立政策预期。而这个目标既要长远，又要能和现实结合，且需动态更新，这样才能给投资者、企业，技术研发者一个相对稳定，有激励作用的政策预期，
如何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调动私营部门积极性？李俊峰在论坛上提出了三点建议。
首先，是提供明确的政治信号。事实上，从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2002年的《京都议定书》再到2015年的《巴黎协定》，到2020年中国郑重提出“双碳”承诺，在这些明确的信号提示下，大部分企业已经开始行动。
其次，完善激励还需要明确的目标。以中国为例，在2005年提出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要提高到15%以上，后来修订为非化能占比15%以上，2020年中国又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12亿千瓦以上，最近中国提出到2060年实现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80%以上。在这些明确的目标指引下，企业可以倒推其发展规模，投资者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方向。
最后，政府要给市场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在过去一段时间，得益于全球化的合作，新能源的成本得到了大幅度降低。企业可以克服经济危机，但无法克服政治危机。因此政府应该为企业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竞争环境，并且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协议下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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